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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译丛》出版理念
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伴随着频繁的政治更迭和意识形态之争，终于走完了命运多舛的百年。21世纪的中国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对于法学界来说，历史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然而利益价值多元且求和谐的世界中，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能否立足于本土资源而又有效地回应域外的种种经验与教训?这是法律学人以全球为视界所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整齐划一的法治模式，各国地域性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性构成了法学资源的多样性。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资源，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首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既要对中国的传统怀着真切的关怀，又要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满怀真诚的信任，既要有入乎其内的悲天怜命，又要有出乎其外的超然冷静，让思想听命于存在的声音而为存在寻求智慧，以将存在的真理形成语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法治的多样性是以某种一致性的共识为文化表现的，否则就失去了学术交往的意义。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人类自身智识的局限性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等因素决定了法治进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西方国家的法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此期间，许多制度理念和制度模式经历的试错和检验，能够保留下来的法学思想资源具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同时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整个世界已经到了几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地，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再也不能固执于自身的理念，盲目地摸索前行。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有益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因此法学基础理论的译介和传播，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具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
商务印书馆素有重视法学译介、传播人文精神的传统。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商务印行了全国60％左右的法律译作和著作，汇聚了150多位杰出的法律专家的优秀成果，留洋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的成名之作以及法律名著译介几乎都出自商务。这些译作和著作至今仍然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许多作品仍然为学术界频繁引用。可以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商务印书馆一直是中国了解西方法学思想的窗口，是中国法学思想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和重要的基地。
改革开放以后，商务印书馆秉承引进新知，开启民智的传统，翻译出版了许多经过时间检验，具有定评的西方经典法学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然而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许多思想活力并不亚于经典著作，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经典著作的作品，因为不具有经典性而没有译介。故此，我们组织翻译这套《法学译丛》，希望将那些具有极大的思想影响力和活力的著作译介过来，以期为促进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建设略尽微力。
曹丕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尽管这套丛书不以“名著”命名，但是在选题和组织评介方面，我们一定会以对待名著的态度和标准而虔诚持之。学术成于新知，学理臻于共识，文化存于比较，哲思在于超越。中国法学正在鉴人知己中渐达成熟，组织好本译丛的工作，当是法学界共举之事。
徐显明
2004年12月
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伴随着频繁的政治更迭和意识形态之争，终于走完了命运多舛的百年。21世纪的中国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根本的治国方略，对于法学界来说，历史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然而利益价值多元且求和谐的世界中，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能否立足于本土资源而又有效地回应域外的种种经验与教训?这是法律学人以全球为视界所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整齐划一的法治模式，各国地域性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性构成了法学资源的多样性。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资源，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首先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既要对中国的传统怀着真切的关怀，又要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满怀真诚的信任，既要有入乎其内的悲天怜命，又要有出乎其外的超然冷静，让思想听命于存在的声音而为存在寻求智慧，以将存在的真理形成语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但是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法治的多样性是以某种一致性的共识为文化表现的，否则就失去了学术交往的意义。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人类自身智识的局限性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等因素决定了法治进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西方国家的法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此期间，许多制度理念和制度模式经历的试错和检验，能够保留下来的法学思想资源具有可资借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同时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整个世界已经到了几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地，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再也不能固执于自身的理念，盲目地摸索前行。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有益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因此法学基础理论的译介和传播，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法治建设具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
商务印书馆素有重视法学译介、传播人文精神的传统。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商务印行了全国60％左右的法律译作和著作，汇聚了150多位杰出的法律专家的优秀成果，留洋法学博士和法学教授的成名之作以及法律名著译介几乎都出自商务。这些译作和著作至今仍然有强大的学术生命力，许多作品仍然为学术界频繁引用。可以说，在半个世纪以前，商务印书馆一直是中国了解西方法学思想的窗口，是中国法学思想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摇篮和重要的基地。
改革开放以后，商务印书馆秉承引进新知，开启民智的传统，翻译出版了许多经过时间检验，具有定评的西方经典法学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然而也留下了一些遗憾。许多思想活力并不亚于经典著作，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经典著作的作品，因为不具有经典性而没有译介。故此，我们组织翻译这套《法学译丛》，希望将那些具有极大的思想影响力和活力的著作译介过来，以期为促进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建设略尽微力。
曹丕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尽管这套丛书不以“名著”命名，但是在选题和组织评介方面，我们一定会以对待名著的态度和标准而虔诚持之。学术成于新知，学理臻于共识，文化存于比较，哲思在于超越。中国法学正在鉴人知己中渐达成熟，组织好本译丛的工作，当是法学界共举之事。
徐显明
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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