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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看见乡土的力量，发现故乡永续的可能性。这是绛州的故事，也是城镇化浪潮中所有没有沦陷的故乡的故事。
这是一本深情的书。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凝视绛州的古往与今来，寻找漂泊游离者精神立足的时空结点。
“在绛州看中国”，本书通过观照一方乡土，对于有关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历程、面临的问题和蕴含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探讨。本书在注重思想性的同时，兼具历史和文化情怀，比如能通过展示手工业者家庭及个人的彷徨和探索，丰富生动地展现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在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探讨上，与《中国在梁庄》记录个人际遇不同的是，本书从一个地方的古今盛衰的发展中“以小见大”，将现实的问题回溯到历史当中，在古今的对比中，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审视中国文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城镇化浪潮中，绛州难能可贵地保留了自身独特的价值。本书从历史、文化、经济、精神信仰四个方面详细记录绛州，挖掘绛州精神，并由此反思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问题，提出乡土的底蕴与力量是故乡抵抗沦陷的核心所在。
你不知道的山西
了解新绛，离不开山西，离不开晋南，离不开河东运城。
离开了这些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不容易理解新绛。
也只有了解晋南，才能真正了解完整的山西。
人们对于山西的种种惊讶和感喟，多从明清时期晋商的票号、财富和奢华的大院开始，而这些只是山西史前文明和农耕文明起源若干年后的散枝蔓叶，远远不是真正的山西，黑金腐败的泥潭更不能代表真正的文化山西。
被煤炭淹没的更深厚的山西其实是丰富厚重的中华远古文明的源头。
希望人们认识山西，不仅仅因为晋商在明清时的富有和地位。
抗日战争前，山西大学文学院悬挂着著名学者、山西“圣人”张贯三撰写的一副楹联：
史学冠中华汉宋以来双司马
经传昭万世商周而上两尚书
此联以磅礴的文化自信追溯山西的历史渊源，概括了山西的人杰地灵和深沉的文化底蕴。上联意谓山西是冠绝中华的史学巨著《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迁、司马光的故乡，下联指山西是《尚书》中《尧典》与《舜典》两篇光昭万世的经典诞生之地——了解山西，需要追溯到中国最古老的典籍。换言之，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中寻找华夏文明的根脉，就会追溯到山西。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政治历史文献集，第一篇《尧典》是我国有历史记载的开始，《舜典》则是《尚书》的第二篇。《尧典》《舜典》讲述上古帝王尧和舜的治国理政，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市的尧都区，舜都蒲坂，即今永济市的蒲州镇。这两篇光昭万世的经典文献都出自山西南部，即晋陕豫三河之地的晋南。
而今，一面是深厚的文化传统，一面是官商腐败。
厚重的文化与腐败的吏治、颓靡的道德人心，强烈的反差、令人费解的矛盾不能不让人得出痛心的结论，文化积淀并不必然地与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画等号。
文化作为文明的重要表征，为什么没有让政治、社会和民众保持文明的基线？
山西的可悲在于人们对它直接深刻的印象就是土豪煤老板。黄土，污染，煤老板，仅止于此，是山西莫大的悲哀，以至于山西人自己也怀疑“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词是不是虚构。
山西如此，以小见大，扩而广之，全国亦是如此。
山西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的印象也大抵如此。
如果是在一片文化沙漠上，在一片原始的蛮荒之地，或许能为其中的丑恶找到原谅的理由。
而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却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是文化之罪？还是丢失文化之罪？
在国风民心的建设中，文化成为旁观者，眼看人心风俗在深厚的积淀前跌宕堕落。
山西，中国，在哪里迷失？
这样的问题，问山西，也问中国。
一 一个充满神话的地方
一个充满神话的地方，注定不会平凡。
创世神话和创世之初的历法、文字、典章礼制莫不源于山西，既有女娲补天、伏羲八卦、嫦娥奔月、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也有历史典籍记载的禹凿龙门、嫘祖养蚕、羲和制历、神稷稼穑、皋陶典制等，不胜枚举的中华文化根系深埋在这片热土之中。
伏羲创太极八卦，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伏羲庙在洪洞县东南五十里处卦底村，庙东南有画卦台，相传为伏羲画卦处。
女娲造人，又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炉灰以止淫水”，被称为中华之母，山西有许多关于她的传说、遗址和纪念地。吉县柿子滩、浮山，平定县浮化山，洪洞县赵城侯村有女娲的补天窟、补天台、女娲葬地娲皇陵，太行山古称“女娲山”、“皇母山”。
神话中的后羿射日之地在长治市屯留县城西北30 公里处的三嵕（音zōng）山。至北宋徽宗年间，后羿被敕封为“灵贶（音kuàng）王”，在三嵕山上建有灵贶王庙，朝廷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都要派官员到此祭祀，附近长子县、壶关县的很多村庄共有多达15 处灵贶王庙。
仓颉造字的传说和遗迹遍布晋南，其中，临汾尧庙镇西赵村的影响较为广泛。汉唐以来，村中一直建有“仓颉圣祠”。乾隆年间，临汾县令在仓颉祠旁修建碑亭，石碑上书“仓颉造字处”。《平阳府志》记载：“上古仓颉为黄帝古史，生而四目有德，见灵龟负图，书丹甲青文，遂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圆曲之变，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文字既成，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今城南有仓颉故里碑。”
浊漳河发源于长子县发鸠山东麓，其源头的“四星地”古称“东海”。炎帝的小女儿去东海边游玩溺亡，变成了精卫鸟。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刮风下雨，精卫鸟每天都衔了发鸠山的小树枝、小石块来填海。
宋代郑樵的《通志》说，神农尝百药之时，“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 其所得三百六十物…… 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在长治东北五公里，有一座南北走向的百谷山，方圆四十多平方公里，从北向南由五个山峰组成。《太平寰宇记》载：“百谷山与太行、王屋皆连，风洞泉谷，崖壑幽邃，最称佳境，昔神农尝百草得五谷于此，因名山建庙。”
……
这些虽然都是已无从考证、也无法让人信服的遥远传说，但确是山西的神奇所在，也是当地人丰富的精神资粮。神话在后人看来只是神话，尽管有《山海经》的文字记载，但因与现在的情况相距甚远，人们就以为只是想象而已。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山西的神话铺天盖地，与人类社会开蒙之初模糊的历史记载交相辉映，奠定了山西在中华史前文明史上的地位。
——这里的一条条沟壑、一道道丘陵本身就是天然的漫无边际的上古文化园。
二 河东运城：最早的中国
相比于煤炭黑金，山西更应该被世人重视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神圣。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农耕文明在此起源，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山西还得看晋南。
晋南历来是考古学家魂牵梦绕的地方，远古文明的曙光最早照彻晋南大地。垣曲县世纪曙猿的“一缕曙光”，将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一千多万年；芮城西侯度旧石器文化遗址的“一堆圣火”，将我国的用火历史前推了一百万年；襄汾陶寺新石器文化遗址竖起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丰碑。
《史记》记载有“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蒲州镇）、禹都安邑（今夏县）”，中国最古老的都城都在晋南。
运城市位于山西省西南端，古称“河东”。滚滚黄河穿莽原，过峡谷，跨壶口，跃平原，中游北干流在此折而向东，与河南、陕西隔河相望，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古谓“三河之地”。
河东大地外滨黄河澎湃，内有四百里中条山横亘南境，东接太行，西望太华，峰峦叠嶂。汾水北来蜿蜒入河，浍河、涑水腹地地肥水美，溪流涧水灌溉千亩良田，柳宗元《晋问》誉之“表里山河”，诗人韩愈感叹：“条山苍，河水黄，浪波沄沄去，松柏在山冈。”
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指出：“尧舜时代万邦林立，各邦的‘诉讼’、‘朝贺’，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他还说：“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
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华始祖轩辕黄帝征服蚩尤、炎帝两个部落之后，依山川大势，“割地布九州”。大禹又“随山浚川”，“疆理天下，奠九州而正五服”。大禹的儿子启即位以后，将夏的统治区域划分为“九州”，并铸九鼎“象征九州”。
九州之中，冀州列首位。“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冀州是古三代帝王建都的地方，“王畿所在”，被列为九州之首。《冀州风土记》称：“唐虞以来，冀州为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中国”一词最初指的就是晋南这块地方，即“帝王所都”，“当天下之中”，为“天下之中州”，又叫“中土”。
顾炎武《日知录》也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把冀州等同于“天下”，等同于“中国”。
三千多年前的中国正进入历史转型时期，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由渔猎生活向农耕生活、由部落群居向国家雏形转变，一批在中华文明史上万古流芳的人物应运而生。
尧启用贤臣能吏后稷、伯益、皋陶、羲和，后稷发现五谷，教民稼穑；羲和观天测时，制定历法，指导人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根据季节变化安排农事活动和生活；皋陶制定法令典章—他们的活动区域大多主要在古绛州及其周围区域。
舜吟南风，吟唱出中国最古老的诗歌《南风歌》。《史记》有载：虞舜作五弦琴，歌唱《南风》诗后天下大治。永济蒲州老城四千多年前的大字“迎薰解愠”至今仍历历在目，保存完好。
禹凿龙门，“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在既以自然为师又与自然搏斗的学习和斗争中，以人类素朴的智慧奠定了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的基石。
禹之后，夏朝约始于公元前2070 年，早期活动的地域史称“夏墟”或“大夏”，夏县便“以夏禹所都之地为名”。
从此，“中国”的疆域和农耕文明的火种向四周不断蔓延扩大。
在河东大地上，重要的文化遗址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舜帝陵、大禹渡、龙门、北京天坛的前身后土祠、汉武帝秋风楼、关帝祖庙、普救寺莺莺塔、鹳雀楼、黄河铁牛、永乐宫、司马温公祠…… 熠熠生辉，交相辉映。
文臣武将的赫赫文功武治也奠定了河东历史的沉雄厚重。河东大地上长眠着蚩尤、舜帝、风后、关龙逢、猗顿、杜康、范蠡、张骞、刘海、蔡伦、刘伶、扁鹊、司马迁、司马光等历史人物；河东先后培育出商代中兴贤相傅说，春秋霸主晋文公，战国纵横家张仪，蜀汉名将关羽，晋代文学家郭璞，隋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通，唐代文学家王勃、柳宗元，唐代名相裴度、名将薛仁贵，宋代名相及史学家司马光、宫廷画家高克明……
这是一片久已被对于历史和文明的敬畏尊崇忽略的神圣土地。
新绛地处临汾盆地的南边，运城的最北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归隶过平阳府和河东道，位于中华文明源泉的核心地带。
三 文明融合的温床
远古时代，当别处还是一片洪荒，晋南已进入农耕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山西一直是多民族混居的前沿，处于中原与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历来为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必争之地，也因此成为文明交汇、融合、生发的沃土。
历史上的数次民族大混战、大融合都发生在山西。在西周时期，山西方国林立，不乏异族小国；在汉代，南匈奴数次侵入中原，游兵散勇在山西落地生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十六国，百分之八十都跟山西有关；在唐末的梁唐晋汉周五代十国，山西成了少数民族皇帝的故乡；在金元时期，山西一片繁荣，大批少数民族统治者进入山西。因此，山西人的血统最原始、最正宗，也最复杂。历史沧桑淘尽了异族后裔的野蛮和不驯，现在的山西已经很难辨认自己真正的祖先。
在古代，山西发生的战争多于任何一省，战乱总是从山西先发，而战争平息后的山西也最容易首先恢复社会生产秩序，稳定繁荣起来，因此史说“山西安，则天下安”。
一直到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山西在全国仍然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山西何以成为中华文明之源？
文明有自己的脉络和肌理，或许存在密码，也存在轮回。
遥远的创世之初无从得见，神话传说的虚实也无从得知，但《天官书》《天文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山西的神奇。《直隶绛州志》卷一引《唐书·天文志》：“觜参伐实沉也，初毕十度，参七度，终于东井十一度，自汉之河东及上党太原，尽西河之地，其地上映天阙。”
天象学在主流文化和教育中已经失传，这样的认识在主流知识系统已经得不到解释和回答，即使研习历史的人，看到这些话，也大都不知所云。
这些我们不理解的《天官书》《天文志》，或许解读了造就山西神奇的密码。
姑且将之视为山西乃至绛州的神奇的根源吧。
尽管我们并不理解。
这就是山西。
这就是河东晋南。
新绛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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