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第一批水手来自沿岸的渔民社区。但是,渔民就像他们的农民伙伴一样是被历史遗忘的人:它的无声演员。虽然这些渔民提供了活跃的劳动和海上技术,可是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被更高级的集团如商人和统治显贵所主宰。
起初,渔民、航海商人和水手之间并无分别。在印度洋周围,当尝试进行海上贸易时,渔夫完成了所有这些方面的职能;但当贸易变得复杂时,分工也就日益分化。当人们需要长途跋涉以获得商品时,货物交换就不再可能是一种手工业和农业的补充活动,而新的分工导致贸易成为一种职业。
至少在5000年以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随着以成熟的城市为主导的经济和社会的出现,商人、水手和渔民分别成为独立的集团。相反,在东非和东南亚,直到公元之初尚未形成明显的职业划分。到11、12世纪才有证据证明,强有力的商人集团沿东非海岸活动,他们统治了摩加迪沙、桑给巴尔和基尔瓦等港口的城邦。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许多大国家的财富都来自对农田的控制,其统治者及贵族常常是主要的商人,他们的代理人与外商进行贸易。直到14、15世纪,在独立的商业城市在东南亚群岛发展起来之前,很少有证据证明有地方商人集团的出现。
在印度洋的许多地方,行业划分的发展使渔民边缘化。经济和政治的主导权由控制农业的人掌握,市场和港口较渔村日益成为经济活动中心,而渔村常常在文学上被比喻成在城市文明边缘残存苟活的地方。
由于其低下的地位,一些渔村提供了深海航行的新成员;有些渔民则从事小型贸易(或摆渡,或管理灯塔)以补充其打鱼收入;有些人则当季风使其无法打鱼时,从事造船和农业;另外一些人则用别的办法来开发海洋,如开采珍珠、珊瑚、海贝、贝壳等海上“现金作物”;还有一些人则成为海盗,在从红海到马六甲海峡的各浅滩或狭窄的海峡劫掠过往船只。
但大多数渔民仍居住在岸边居留地,受到以城市为基地的商人和政治上层人物的控制,成为向他们提供税收和商品的团体。渔民和水手一样,在政治、社会、经济地位上低人一等。
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上,水手是从渔民中招募的。但随着长途海上贸易的发展,水手也从港口和内地的非技术居民中招募。不久,一些较重要的港口开始有世袭船员居住的社区,尤其是海岸居民也开始有水手之名声。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诸港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2000多年前就被认为是水手。若干世纪后,南亚的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马拉巴尔的沿岸社区居民亦被认为是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