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一般学者研究1949年革命前的中国，都不免会从政治、军事或知识界精英方面入手。黄坚立则从对国民党在学运政策方面的条分缕析中得出结论，新时期的学生运动，实质上乃脱胎自中国的一种传统精英精神。这种精英精神来自文人学士，他们对文明国家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常出现在许多远古以及中古社会中。这种精英精神与那些源自血统，源自强勇、无私和仁慈等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人精英对社会之影响和推动，尤其巨大，其影响力也较其他地方来得长远。这种传统的文人精英精神很容易转化成现代正规教育下的学子精英精神。这批现代学子精英的人数虽然还少，但已出现逐渐增多的趋势。简单地说，中国高等中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虽然确曾秉承文人精英的传统，他们的力量却随着人数增加而日渐壮大。他们集中在市镇里，深受来自西方以民主和民粹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新思想所激励。
上述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尤为显著。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1925年“五卅”运动时再次得到加强。此后，青年学生便成了各界政治领袖争夺的对象，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到了1927年，随着学生们在北伐胜利中所做出的贡献，一种难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所能容纳的，与“忠诚的反对派”颇为相似的新观念便在学生中产生了。学生的重要性，确曾在1924—1927年间，引致国民党内部的孙中山亲信与共产党伙伴间的不和。两派都意识到学生的潜力，唯在如何最佳运用于新中国之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一派期望学生能为刚刚获得统一的新政权提供急需的专业服务；另一派则期望学生投身于政治启蒙大军中去，为爱国运动提供正确理想和激发道义热情，发挥关键作用，以便铲除腐败军阀、叛徒与勾结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歧，在清党肃共后，仍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内部，挥之不去。黄博士对国民党掌政20余年期间所作的研究，有力地说明要驾驭这类新型学子，确实不易，掌权者处理不当就往往会变成了政治化的问题。他的研究对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裨益不少。长期以来，人们都视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回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失败战略，两者在试图动员和掌握学生活动分子力量方面，也颇相近似。但是，很少人认识到的一点是，三青团曾被充作为消弭学生向政权挑战的工具，而且，其最终目的是将学生逐出政治舞台。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种矛盾而夭折的手段，即试图利用三青团作为一股新的政治资源，来使国民党本身得以恢复活力而获得新生。
黄博士对1938年三青团成立之隐晦动机所作的细心探索，特别令人感兴趣。此前的研究者大多把视角投向该时期学生界内极具戏剧性及功效卓著的行动上去。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论著都未涉及国民政府的确切用意。在述及国民党政府当局操纵青年的目的时，大多显得过于简单，甚至谬误迭出。本书著者之所以这般不厌其详，无非是要照亮围绕在这一个课题上的许多盲点。
从黄博士的研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原理：每当社会与政治制度不健全，时代动荡不安，权力斗争白热化时，学生们都有可能会受到鼓励应召而起，要求改革或向一方靠拢。一旦政权稳固，政治领袖即逆向而行，要求学生埋首书本，掌握必要知识技能，以便投身于富国强民之建设大业中——在旧时代，这些人可能成为士绅或地主阶级，在新的时代，则将成为专业人士及拥有屋业资财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供振兴国家、创造未来的动力。
王赓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96年2月于新加坡
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就颇具远见地意识到，青年的力量可以使一个旧社会获得新生。热血澎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身处这一运动中心的李大钊，极力鼓吹新青年为推动社会再生的一股神圣力量。在整个20世纪，学生运动连同工人斗争和农民革命，成为象征人们为社会正义而不屈抗争的一座座丰碑。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而言，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两股重要的历史浪潮相比，学生运动明显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在20世纪历史上，学生运动却似乎比工农运动更历久不衰。风起云涌的“学潮”不断激荡着中国大地。至今，许多相关问题都仍待探索：我们如何能构想一场同时波及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全球性运动？与此同时，学生运动是否也已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悄然落幕了？它的历史时刻是否真的已经一去不返？
黄坚立教授的著作通过丰富而翔实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学生运动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历史角色。他纵观20世纪的学生运动，然后将其研究焦点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稳的国民党政权通过哪些政策和机构来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于国民政府学运政策失败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评价。当然，他说明了国民党在1938年至40年代初这段时期之所能暂时遏制反对意见的原因和手段，但在更广的层面上，他则揭示了国民政府无法满足学生诉求的事实，这在1946年至1949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尤为明显。
我们今天也许难以理解那些学生们为何以及如何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诉求（尤其是社会正义）而聚集组织在一起，甚至流血牺牲。正如黄教授所指出的，即使学运活跃分子仅占三四十年代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其影响也足以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我们都应意识到，学生运动是20世纪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现象。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黄教授的著作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和“去政治化”，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和视角。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暨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2009年2月于新加坡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人精英对社会之影响和推动，尤其巨大，其影响力也较其他地方来得长远。这种传统的文人精英精神很容易转化成现代正规教育下的学子精英精神。这批现代学子精英的人数虽然还少，但已出现逐渐增多的趋势。简单地说，中国高等中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虽然确曾秉承文人精英的传统，他们的力量却随着人数增加而日渐壮大。他们集中在市镇里，深受来自西方以民主和民粹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新思想所激励。
上述现象，在20世纪20年代尤为显著。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于1919年“五四”运动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1925年“五卅”运动时再次得到加强。此后，青年学生便成了各界政治领袖争夺的对象，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到了1927年，随着学生们在北伐胜利中所做出的贡献，一种难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所能容纳的，与“忠诚的反对派”颇为相似的新观念便在学生中产生了。学生的重要性，确曾在1924—1927年间，引致国民党内部的孙中山亲信与共产党伙伴间的不和。两派都意识到学生的潜力，唯在如何最佳运用于新中国之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一派期望学生能为刚刚获得统一的新政权提供急需的专业服务；另一派则期望学生投身于政治启蒙大军中去，为爱国运动提供正确理想和激发道义热情，发挥关键作用，以便铲除腐败军阀、叛徒与勾结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歧，在清党肃共后，仍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内部，挥之不去。黄博士对国民党掌政20余年期间所作的研究，有力地说明要驾驭这类新型学子，确实不易，掌权者处理不当就往往会变成了政治化的问题。他的研究对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裨益不少。长期以来，人们都视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回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失败战略，两者在试图动员和掌握学生活动分子力量方面，也颇相近似。但是，很少人认识到的一点是，三青团曾被充作为消弭学生向政权挑战的工具，而且，其最终目的是将学生逐出政治舞台。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种矛盾而夭折的手段，即试图利用三青团作为一股新的政治资源，来使国民党本身得以恢复活力而获得新生。
黄博士对1938年三青团成立之隐晦动机所作的细心探索，特别令人感兴趣。此前的研究者大多把视角投向该时期学生界内极具戏剧性及功效卓著的行动上去。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论著都未涉及国民政府的确切用意。在述及国民党政府当局操纵青年的目的时，大多显得过于简单，甚至谬误迭出。本书著者之所以这般不厌其详，无非是要照亮围绕在这一个课题上的许多盲点。
从黄博士的研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原理：每当社会与政治制度不健全，时代动荡不安，权力斗争白热化时，学生们都有可能会受到鼓励应召而起，要求改革或向一方靠拢。一旦政权稳固，政治领袖即逆向而行，要求学生埋首书本，掌握必要知识技能，以便投身于富国强民之建设大业中——在旧时代，这些人可能成为士绅或地主阶级，在新的时代，则将成为专业人士及拥有屋业资财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供振兴国家、创造未来的动力。
王赓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96年2月于新加坡
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就颇具远见地意识到，青年的力量可以使一个旧社会获得新生。热血澎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身处这一运动中心的李大钊，极力鼓吹新青年为推动社会再生的一股神圣力量。在整个20世纪，学生运动连同工人斗争和农民革命，成为象征人们为社会正义而不屈抗争的一座座丰碑。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而言，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两股重要的历史浪潮相比，学生运动明显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在20世纪历史上，学生运动却似乎比工农运动更历久不衰。风起云涌的“学潮”不断激荡着中国大地。至今，许多相关问题都仍待探索：我们如何能构想一场同时波及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全球性运动？与此同时，学生运动是否也已随着20世纪的结束而悄然落幕了？它的历史时刻是否真的已经一去不返？
黄坚立教授的著作通过丰富而翔实的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学生运动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历史角色。他纵观20世纪的学生运动，然后将其研究焦点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稳的国民党政权通过哪些政策和机构来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于国民政府学运政策失败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评价。当然，他说明了国民党在1938年至40年代初这段时期之所能暂时遏制反对意见的原因和手段，但在更广的层面上，他则揭示了国民政府无法满足学生诉求的事实，这在1946年至1949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尤为明显。
我们今天也许难以理解那些学生们为何以及如何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诉求（尤其是社会正义）而聚集组织在一起，甚至流血牺牲。正如黄教授所指出的，即使学运活跃分子仅占三四十年代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其影响也足以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我们都应意识到，学生运动是20世纪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现象。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黄教授的著作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中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和“去政治化”，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和视角。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暨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2009年2月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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