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平装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该书系统分析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大战略，为罗马史学家做了他们一直未做的事。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来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头号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

　　　　　　　　　　　　　　　　　　　　　　　　　　　　　　时殷弘
　　　　　　　　　　　　　　　　　　　　　　　　　　2007年8月于北京

　　　　　　　　　本书序

　　本书作者是一位战略分析和当代国际关系专家。由于系统地分析罗马帝国在四个世纪里的大战略，他为罗马史学家做了他们自己一直未做的事情。诚然，不乏论述罗马军事主题的书籍和文章；本书作者开列的丰厚的参考书目只是一个文献选录。有着对于一个或另一个时期内各不同部分的帝国战略和政策的敏锐和富有启发的分析，而且它们依然非常可贵。然而，一代或更久以前的手册和通论正在变得过时和不足。在某些著作里见到的“克劳塞维茨式”路径可能是不正确的，有如勒特韦克博士提出的那样。无论如何，在过去数十年里，巨量饶有成果的著作已经问世，大多基于考古发掘和新发现的文献，特别是铭文。地方考古学家们的标准已变得更细致，他们的技术更丰富，他们积累了的知识更准确。许多学者集中于勒特韦克博士未直接关注的种种重要问题，例如军队作为罗马化进程和行政管理中的一个因素，它的内部结构和征召方式等等。通常，他们研究一个相对有限的时期或地区。就我所知，没有可与本书比拟的研究存在。
　　本书与众不同的贡献首先在于它的全面和长时性，如它做的那样涵盖了帝国全部和长达几个世纪的一个时代，在此期间发生了种种基本变化；第二在于它集中论说“大战略”；第三在于作者的当代战略分析知识，对此极少古代史学家有所知悉；最后在于他就特定问题做的明智和富有见识的判断。他对专著和文章的使用始终保持分辨能力，那是在一位学者冒险步入一个并非他本行的领域时不能被想当然地认作必定做到的。
　　希望本书不会仅仅由那些已经对罗马帝国感兴趣的人阅读。几个世纪里，甚至在我国开初的几十年里，理论家和卓越的指挥官们一直认为罗马的军事体制和实践值得研究。这不只是厚古情怀。在其前言里，勒特韦克博士强调战略困境方面我们与罗马人之间的种种相似。它们至少是引发论辩和激励思考的。
　　没有人会设想有如本书这样的一部综合性著作——不管多成功——将取消予以被考虑的问题进一步注意的必要。专家们无疑会发现错误，或者对论断持有异议。新资料和新研究将继续面世。亦属自然的是，历史学家们指出复杂性和矛盾，以此对抽象模式做出反应。然而，如果他们决定修改或拒绝在此见到的某些模式，那么他们至少会发觉自己关注在此被清澈地展示了的种种重要问题。

　　　　　　　　　　　　　　　　　　　　　　　　　　J.F.吉列姆
　　　　　　　　　　　　　　　　　　　　　　　　　　于高级研究院

　　要对罗马帝国的战略性治国方略作一番考察，几乎完全不需要申辩其正当性。在我们的文明史册上，罗马人在大战略领域的成就依然完全未被超越，甚至两千年的技术变迁也未颠覆它的教益。无论如何，罗马史研究是它本身的酬赏。
　　对一个习惯于国际关系文献的混乱复制、唯科学语言和狭隘地方主义的人来说，罗马历史编纂学那累积的规范、严峻的雅致和世界主义的特性令其耳目一新。而且，这些优点在关于罗马军队和帝国军事史的专门文献中尤其显著。尽管如此，我自己的著作系由对这同一文献的一种尖锐的不满激发起来：考古学家、碑铭研究家、古钱币学家和文本考证学者们以其竭诚劳作揭示了我们的知识依据的信息，但他们往往将大为失当的战略观念应用于自己的证据重构。并非这些学者对最新的系统分析方法茫然无知，或者不明白现代战略思想的内涵；确实，他们的短处不在于陈旧过时，而在于过分现代。
　　从19世纪开初直至广岛被毁，战略思维由拿破仑后的“克劳塞维茨式”观念支配，而且这些观念广泛地渗透了主要兴趣远离军事问题的许多人士的思想。在其粗糙的、大众化了的形态上，这些观念强调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民族间冲突；它们强调在追求决定性结果方面进攻战的首要意义和可取性(从而激发了一种对防御战的反感)；它们还蕴含了和平状态与战争状态之间的一种截然区分。最后，这些观念将首要地位赋予武力之积极使用，那与为外交强制目的而使用武力意象相反。
　　只是1945年往后，由于新的大规模毁伤技术的浮现，大战略的克劳塞维茨式路径的基本假设才被推翻。我们像罗马人那样，面对的前景不是决定性冲突，而是一种虽然有限、但经久常在的战争状态。我们像罗马人那样，必须积极保护一个发达社会应对种种不同威胁，而非集中于在战斗中摧毁我们敌人的武力。最重要的是，现代武器的性质要求我们避免使用它们，同时却仍力争开发利用它们充分的外交潜能。这些基本变化的革命性含义迄今还只被朦胧地理解到。因而并不奇怪，即使当代的罗马军事史研究也仍然浸透了一种陈旧过时的战略观。
　　现代战争性质的革命性变更的自相矛盾效应在于，它使我们自己的战略困境变得与罗马人的相近得多。因而就有从现代战略分析观点出发对历史证据的这一重新考察。

该书对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依照其发展演变的三大阶段做了详尽的考察和阐释。作者论证并强调：罗马帝国“历史性成功”主要归因于帝国初期大战略的基本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大战略目标具备优秀的战略性素质，以及其手段的高度多样化。罗马帝国初期大战略的精髓在于“每个成分的设计都反映总体的逻辑”。 　　该书作者是一位战略分析和当代国际关系专家。

序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朱利乌斯—克劳狄体系
　　　　附庸国和机动军：从奥古斯都到尼禄
　　　　一 体系概述
　　　　二 附庸国
　　　　三 操控附庸
　　　　四 军队的战术组织
　　　　五 兵力的战略部署
　　　　六 结论
第二章　从弗拉维王朝到塞维鲁王朝
　　　　“科学”边境与阻绝性防御：从韦斯巴芗到马库斯•奥雷柳斯
　　　　一 体系概述
　　　　二 边防：战术层面
　　　　三 边防：战略层面
　　　　四 附庸国体系的衰落
　　　　五 军队
　　　　六 结论
第三章　纵深防御
　　　　三世纪的大危机与新战略
　　　　一 体系概述
　　　　二 变化着的威胁
　　　　三 帝国的新边界
　　　　四 墙围市镇与硬点防御
　　　　五 边境部队
　　　　六 行省部队
　　　　七 中央野战军
　　　　八 结论
结语
　　　　对三种体系的评价
附录
　　　　权势和武力：定义和内涵
注释
本书所引著作目录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