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论 平装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末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我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研究关于家庭的经济学或理性选择的方法。不过，本书名并非特指家庭的经济方面，这是因为大多数非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总是喜欢把“经济学”仅仅局限于研究家庭的物质生活内容，即收入和支出类型。我的构想则更为远大，我力图用研究人类物质行为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去分析婚姻、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也就是说，这本书包含着研究家庭的经济学方法，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家庭生活的物质方面的探讨，更重要的是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过去的二百年内，理性选择方法已经变得更加完善。它假设，短期内人们的偏好是不变的，每个个人使其效用最大化，不同个人之间的行为则由显性或隐性的市场来协调。我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曾经提出，经济学方法不应当局限于针对物质产品、生活必需品或者有货币交易的市场。而且，从概念上看，主要决策和次要决策之间、“情感性”决策和其他决策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
    为了得到对家庭的系统分析，本书首先需要作出以下假设：最大化行为、显性或隐性的市场均衡、稳定的偏好。在过去的20年中，我主要致力于如下方面的研究：对孩子和外出工作的时间分配、“一夫多妻”制社会和“一夫一妻”社会中的结婚和离婚问题、家庭中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家庭中两代人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虽然这些研究并没有把家庭问题的所有方面都包括进来，但这些重要方面的系统而一致的解释则足以证明旧题目上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虽然我的书不是为经济学“门外汉”所写的，但是，对于那些具有基本经济学常识的人来说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的第五、十、十一章和十一章的附录是最容易被接受和最具有欣赏价值的部分。其他各章也可以为有一定经济学分析技能的人提供一定的帮助。我希望读者不要为本书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和专业分析方法所吓倒，因为这些都是提出和理解家庭的理性选择问题所必须使用的。有一些经济学家对理性选择分析方法仍然持怀疑态度，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律师、生物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正在使用理性选择方法或有关的方法来对家庭问题进行分析。我的文章就是想为这些跨学科的探讨交流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感到十分愉快，因为它的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家庭组织及其行为对经济学来讲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挑战。为了表明我的诚实，我必须向大家说明，这方面研究的本质性进展正在进行，一些难题正在被克服。同时我也意识到写作中的一些疏忽和分析上的不完善。我曾多次推迟1981年版的出版以试图来填补某些空缺和改进某些讨论。但这一版的出版我却不再要求推迟，因为我已经认识到了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可以在家庭问题的研究方面做出更为杰出的贡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家庭行为和结构的变化使该书的第一版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该书被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和少数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所评论并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再加上近年来我对家庭问题的继续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欣然接受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对出版该书扩大版的请求。

                                    译 者 的 话

                                        一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1930年12月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先后获得过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7岁时出版了《差别待遇经济学》一书，向当时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30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从1970年起，一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担任过该校经济学系主任。贝克尔先后获得过美国著名的克拉克奖、赛德曼奖、威廷斯基奖、麦瑞特奖。他现已退休，但仍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并继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探索。
    贝克尔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在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他独树一帜发动了一场以其开创或研究的新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犯罪经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贝克尔革命”，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指出：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对经济学，而且也给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了较大影响。”法国经济学家帕勒日曾给贝克尔以高度的评价，他说，贝克尔在不满50岁时“已跻身于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列”，“是个极为多产的作家，又具有非凡的概念化能力，因此成为经济理论新探讨的轴心人物，他作出的一系列答案以全新的方式解释了当代的大部分问题。”贝克尔的“研究打破了以往被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视为禁区的领域”。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最新重大贡献之一”，是他“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消费者的分析框架”，从而“完成了一项革命性的突破”。

                                       二

    贝克尔是一个勤奋多产的经济学家，他先后发表、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如《差别待遇经济学》(1957年)、《生育率的经济分析》(1960年)、《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理论》(1962年)、《人力资本》(1964年)、《时间配置论》(1965年)、《人力资本和个人收入分配》(1967年)、《歧视经济学》(1971年)、《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年)、《家庭论》(1981年第1版，1991年扩大版)，等等。
    家庭理论是贝克尔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家庭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1981年，贝克尔把他长期以来关于家庭问题的研究整理出版成《家庭论》(第一版)一书。该书除了前言和导论以外，共包括11章内容，约25万字。它从单个人的居民户分析开始，不仅研究了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和一夫多妻制现象，而且还探讨了对孩子的需求、教育和动物群体的家庭等问题。
    1981年版《家庭论》(第一版)出版以后，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赞扬者称它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批评者则认为其内容是浅显的。贝克尔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90年代家庭出现的种种新变化，于1991年出版了《家庭论》(扩大版)。《家庭论》(扩大版)除了阐述和重新阐述了《家庭论》(第一版)的全部内容以外，又以四个附录的形式增加了约三分之一的文字，使其内容更加全面系统。
    贝克尔认为，家庭是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一个细胞，尽管千百年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家庭却依然保留了对全部制度的最大影响。在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一切社会里，家庭对一半或一半以上的经济活动都承担着责任。通过对家庭的分析，不仅可以窥见人类历史的许多方面，而且可以指导人们未来的行为。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也在或快或慢地变化着。尤其是最近30多年来，西方世界的家庭更是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对其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样，对家庭的讨论也就成了90年代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许多人口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等都从其专业的角度对家庭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然而，这些分析大都局限于“就事论事”，不能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人口学、生物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关于家庭问题的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
    在贝克尔看来，要完成这一任务，不仅需要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还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家庭的物质生活内容”。他说：“我的构想则更为远大，我力图用研究人类物质行为的工具和理论框架去分析婚姻、生育、离婚、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威望和其他非物质行为”，即“用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去分析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扩大版前言第1页)。
    贝克尔利用自己提出的方法，对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不同成员的商品、时间、货币和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产生联合效用，这些效用主要包括孩子、商品、技艺、健康、声望等家庭产出。家庭行为受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的限制，决策的代价要用时间和货币来衡量。当一个家庭的时间和货币为既定时，为了使家庭行为最大化，家庭成员就在户主的组织下，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合理的配置，进行家庭生产。正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支付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家庭之所以会亘古已有、绵延长存，其原因在于，家庭生产以明确、细致的分工协作为基础，最初的分工发生在已婚男女之间，妇女主要致力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非市场活动；而男子则专心于狩猎、种田等市场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工部分地取决于生理上的差异，但主要取决于经验和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不同。这种差异的存在构成家庭产生的物质基础。男女彼此结合，扬长补短，能使家庭产出最大化。因此，一个完全家庭的效率要比不完全家庭的效率高。
    人们为什么要结婚、离婚?怎样才能降低离婚率？贝克尔认为，人们结婚的目的在于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的收入，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结婚；否则，就宁愿独身。
    如同存在着商品市场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婚姻市场，它表明人类的婚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组织性。在一个有效率的、自由竞争的婚姻市场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最佳伴侣，因而能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比如，高质量的男子和高质量的女子结婚，低质量的男子和低质量的女子握手言欢。一些人宁愿和低质量的人白头偕老，是因为他们觉得高质量的婚姻成本太昂贵。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男性的婚配可能是一个低质量的女子，其平均质量低于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同样一个上等人的婚配，其获得的相对收益低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所以，一夫多妻制婚姻市场不断缩小。
    能否及时、准确地掌握婚姻市场上的信息，是一个人能否从婚姻市场上获得最大化效用的本质所在，也是决定离婚与否的一个根源。尽管人们在婚前总是想千方百计地了解对方，但由于时间短缺、知识片面等原因，人们难以获得完全、准确的信息，因此，草率结婚就成了离婚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寻求新的伴侣需要投入时 间、货币等资源，所以，大多数人尽管在婚姻市场上没有得到最大化的效用，但也不愿打破已存的家庭。如果一个人从新婚中得到的效用大于离婚的成本，那么，他就会选择离婚。
    虽然家庭收入、父母的时间价值、孩子的质量、兄弟姐妹的数量和其他家庭变量都影响着对孩子的需求，但生育率始终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孩子是双亲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生育孩子与否以及生产数量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成本。如果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分别小于不生育孩子的成本，那么，生产孩子就有利可图。如果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获取的预期总收益一样多，那么，就会出现提高质量、减少数量，用质量代替数量的行为，这也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出生率降低而对孩子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
    尽管很多经济学家总是怀疑家庭中利他主义的重要性，但是，贝克尔仍旧坚持认为，如同市场活动中普遍地存在利己主义一样，利他主义在家庭内是随处可见的。这是因为，在市场交换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低；而在家庭生活中，利他主义的效率较高。利他主义可以提高家庭成员的产出水平，“保证了家庭成员能够抵御自然灾害和其他随之而来的不测事件”。
    此外，《家庭论》(扩大版)还论述了传统、古代、近代社会中的核心家庭及其血缘关系和非人类物种的家庭等一系列问题。


                                       三

    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是充分享受生活的艺术，经济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应用于分析一切人类行为的结构。经济人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他始终用自己首先提出的经济学方法来探讨人类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不仅填补了对家庭进行系统的经济分析的空白，而且在犯罪、消费、教育、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因此，贝克尔的思想不仅在方法和理论上有创新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上的应用价值。
    比如，我们认为，贝氏理论对社会学方法的变革就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从19世纪中叶前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以来，西方社会学家及其理论观点可谓层出不穷、迥然各异，从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到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等等，不一而足。但综观一百多年来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又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基本上都是从社会有机、形式、团结、结构、功能、冲突、交换、符号等角度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而几乎没有人从“经济”的角度另辟蹊径。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学研究经过27年的“监禁、整顿”和10年的重建恢复之后，在80年代末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可喜局面。但毋庸讳言，我们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翻译”、“补课”，仍然未能打破“先天不足”的困扰而实现真正的“角色转换”。今天，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转轨变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和内容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和借鉴贝克尔的“经济方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当然，贝克尔的理论和方法也有局限性，有人甚至认为他的“著作全部简易得很容易被人当作漫画讽刺的对象，因为为了得到有时不说是平庸的、也是浅显的内容，它们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工具”。也有人认为，其理论“实质上完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和激烈争斗的现状”。“具有十分明显的辩护作用”，“歪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质”。即使贝克尔本人也认为，关于家庭方面“研究的本质性进展正在进行，一些难题正在被克服。同时我也意识到写作中的一些疏忽和分析上的不完善”。

                                      四

    该译本根据哈佛大学1991年英文版翻译。导论的前半部分、第1—7章由王献生翻译，扩大版前言、导论的后半部分、第8—11章由王宇翻译。
    原著中的参考书目索引较长，在国内图书馆中也难以查阅，为了节省篇幅，该译本未将其译出。
    在该书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商务印书馆王湧泉、程秋珍、吴衡康同志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程秋珍同志十分认真地对全部译文进行了审核和修改。谨在此对他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译文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献生
　　　　　　　　　　　　　　　　　　　　　　　　　                                              　　1996年10月

    扩大版前言
    导论
     第一章  单个人居民户
     第二章  居民户和家庭内的分工
      第二章附录  人力资本、精力和性别分工
     第三章  婚姻市场上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
     第四章  婚姻市场上的相称婚配
     第五章  对孩子的需求
      第五章附录  对生育率经济理论的重新阐述
     第六章  家庭背景和孩子的机会
     第七章  不平等和世代之间的变动性
      第七章附录  人力资本和家庭的兴衰
     第八章  家庭中的利他主义
     第九章  非人类物种的家庭
     第十章  信息的不完全性、结婚和离婚
     第十一章  家庭的演进
      第十一章附录  国家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