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词学编年史 精装

全面盘点民国文献，系统呈现民国词学发展脉络。

李剑亮教授师从词学研究大家吴熊和，而吴熊和又师从一代词宗夏承焘，堪称薪火相传。《民国词学编年史》一书，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条理清晰，叙述完整。编年时限自中华民国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公元1912年至1949年10月，近三十八年，其内容包括对词史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词学结社、词学流派、词人（词学家）交往、词人（词学家）生平事迹、词人（词学家）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以及民国词学家对前代词学文献，特别是唐宋词学文献的研究整理与评论等各个方面。正如北大中文系钱志熙教授所言，此书不仅全面地盘点了民国词学文献，梳理出民国词学发展之完整脉络，而且对当代的词体创作也有借鉴作用。

作者简介：


 

李剑亮教授出示其近撰《民国词学编年史》，洋洋百余万言，于民国词史资料，搜罗殆尽。且系以年、月、日，排列整比，加以精审的考证，可以说是民国词学研究的重大的基础工程。
词学本有两义。一指辞章之学，故又称“辞学”，宋人又专指词科之学。南宋王应麟有《辞学指南》，即是词科的专书。这一义流行于唐宋时代，侧重于博学属文之义，与诗词之学也不无关系。一指曲子词之学。这个词学概念，在词体流行的宋代好像还不太使用。宋人著作如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陆行直《词旨》，都是词学专著，却未以词学命名，也没有运用词学这个概念。这一方面是因为宋人所说的词学，仍是指辞章之学，不太会把它运用到曲子词上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人对“学”这个词，看得很重。词在宋代虽然爱好者众，但一直被视为小道，雕虫小技，不足以学称。明清以来，专指曲子词的词学一词才开始流行，清江顺诒就撰有《词学集成》一书。迄于当代，使用最广。然揆其义，实亦有两种理解，或者说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种是准于传统诗学、赋学、书学等范畴之义，包括了词的创作与理论批评在内。吴梅的《词学通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如其论云：“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乐府之余，故曰‘诗余’。”又如其论云：“盖开元全盛之时，即词学权舆之日。”此义的词学，重在作词之学。它是包括词体创作实践在内的。恐怕前者还是重心。另一种理解，则是侧重于词体文学的理论批评与研究。现代词学研究者所说的“词学”，主要是指后面一义。如本书所引1929年《清华月刊》第31卷中敏《与张大东论清词书》即分清词与清代词学两端而论。其所谓词学，重在研究而不重在创作。又如《中国词学大辞典》“词学”条目在说到晚清词学大昌时，也是从词律、词乐、词韵研究、词史之学、词集校勘、词话等六方面来阐述的，并不包括词家的实际创作在内。如从这一义来说，则有词史，有词学史。两者虽相关，但却是分流。我的理解，还是要重视传统的、合作词与研词为一体的词学这个意义。今人所重视词学的后一义，实在离不开前一义。剑亮教授的这部《民国词学编年史》，就是体现“词学”这一词的全面意义的，即合民国之词事与词史两者为一的。此书《凡例》就指明了一点：“编年内容包括对词史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词学结社、词学流派、词人（词学家）交往、词人（词学家）生平事迹，词人（词学家）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以及民国词学家对前代词学文献，特别是唐宋词学文献的研究整理与评论等各个方面。”它是将民国时期的词的创作与词的研究两方面都包括在内。此书不仅充分展示民国词史研究的全貎，还首次以编年史的方法展示民国词史。而且我觉得后一方面的价值更大。
民国是词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时代。词之为学，虽然如吴梅所言权舆于开元，但其学术地位的提高，或者上面说的词学中后面一义的明确，的确是到了清代中后期才有的。词体创作与词体研究的紧密结合，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词史的特点。这与词本身的发展历史有关系。从词的发生到五代北宋，词学其实是依附于乐学的。王灼《碧鸡漫志》的词学，就属于这种形态。就词体创作的实际情况来讲，五代北宋的倚曲作词，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创作状态。其所谓“词之为学”的性质，还处于融而未明的状态。文人词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其不同流派的出现，应该是词体创作中理论批评增强的原因，也可以说是词学之义开始明确的标志。如王灼评价苏轼的词指出向上一路，李清照则认为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观点虽然迥异，但都体现了“词之有学”。晚唐五代词，如南唐西蜀，虽有地域词风的不同，难说有自觉的流派意识。词史上所说的花间派，更多的是后人的追认。北宋苏、柳异流，词才开始有派。词之有派，或许可视为词学的正式展开。尤其是南宋复雅一派如姜夔、张炎等重视声律，词体创作的专门化程度更高了，词学作为文人士大夫专门之学的性质更加明确了。这可以说是词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时期。但元明之词附于曲，词的地位仍低，文人倚声，上与诗混，下与曲混，词学专门化程度反而下降。这时候，有心者着眼于词谱、词律、词韵等学，上探宋词之规，有所谓五代词之说，南北词之说。词学发展又进入新的时期，出现浙西词派、常州词派。这个时期，词的创作与辨别流派、讲究体制、研讨声律联系在一起，词之为学的意识更加明确。晚清词学之盛，词学专门化程度之高，即是这一趋势的发展。“词学”一词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广泛使用，其在各种传统学问中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
民国的词学是从清代词学中发展过来的。所以，虽然文学史及其研究进入新旧交替的时代，但词体却在诸种旧文体中特著声色。我们看民国乃至当代的学界，多位词学家被称为“词宗”，但却鲜见有诗宗、文宗之说。仅此就可见民国词学，在诗词曲赋等学术中，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一切，恐怕都要追溯到清代词体复兴、词学兴起的事实中去。但民国词学相对清代词学来说，其变化也是巨大的。就词体创作来讲，宗派观念开始被打破，甚至传统风格本身也不再是一种清规戒律，出现各种不同的词风。大体可分为严守词之学的规范的严律尊体的一派，和将词作为众多诗歌体裁之一种来抒情言志，却不深究声韵格律之学这样两种倾向。本书1915年所引《民权素》月刊第4集刊发的陈匪石《与檗子论词书》云：“窃尝论近人为词，易犯之弊有二：五宫失传，四声不讲，破律则以碎金为借口，失韵则以叔夏为护符。既非自度之腔，转多误填之调。此其一也。或则遣词不择，造语多粗，獭祭及重译之书，兔册列生硬之字。泥沙俱下，粗粝并咽，不独失‘晓风残月’之遗，抑亦非‘铁板铜琶’所取。此其二也。”陈匪石的观点就代表了民国词学中以词为专门之学、重律尊体一派的观点。
民国词学有沿承清代词学的一派，还有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王国维一派的词学，以及影响更大的胡适一派的新文学观的词学。本书所引查猛济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33）发表《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中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像朱古微、况夔生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这两方面的长处。”这种流派的区分，不仅体现在词体创作上，也体现在词史的研究上。词史研究上，存在着只运用一般的文艺批评方法来研究词和特别重视词为专门之学的两种不同倾向。还有一点就是，虽然民国时期的词学研究与词体创作已经开始出现分流的现象，但是总的来说，在民国词学中，倚声之业与研究之事还是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相比诗、赋、小说等领域的研究，词体研究更加重视当行本色。
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的民国词史、词学史著作的出现。要撰写民国词史，先要做文献方面的基础工作，近年内已有《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续编》《民国名家词集选刊》等较大型文献的出版。剑亮教授的这部《民国词学编年史》，全面地盘点民国词学文献，为撰写民国词史做了准备，正是适时之作，其在词学研究中的价值自不待言。其对当代的词体创作，也有借鉴作用。
我和剑亮教授都曾从吴熊和先生学词。吴师的“唐宋词通论”课，我听过两次。第二次就是与剑亮教授当年这一届本科生一起听的。那时候吴师的《唐宋词通论》还未出版。但我对于词，虽爱好而无深研。平时写作，也是诗比词写得多。自己后来的研究偏重在诗史方面，近几年偶尔染指词学，也多是从诗史尤其是乐府史的角度梳理下来的。剑亮兄则一直以词学为专工，并且努力地学习夏承焘、吴熊和先生的词学研究方法。吴师的词学研究，最重词为专门之学之义，与并世的许多词学研究家是有所不同的。除了重视词为专门之学之外，吴师还重视词亦有史的观念，重视千年词史的通贯之义。平居曾自称以浙西人而推重浙东史学。他在完成《唐宋词通论》之后，继续研究清词。除了他自己的研究外，还带领好几位同门分别对清词的几个流派展开系统的研究。重视词为专门之学，考求词亦有史之义，或许是夏、吴词学的精义所在。仅于此提出，与诸位同门相勉励。
剑亮治词，也是由唐宋词、清词这样沿流而下的。他在民国词学的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主持“民国词人研究”“民国浙江词坛研究”等项目，并出版了相关专著。近几年我们都对夏承焘先生的词学感兴趣，他在这方面也写了好几篇文章，并撰《夏承焘年谱》。去年12月初，剑亮兄在浙工大之江学院主持“浙江诗路文化带的发掘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热情邀我参加。会上他又送给我新著《吴熊和学术年谱》，其中所充注的对吴师的感情，令我感动！当晚捧读吴师年谱，前尘影事，历历在眼。现在他的这部巨作又要出版了，邀我写序，我曾以自己并非词学专家为理由而婉辞，但他强调同门之谊，我也不好再推托了。略书上面这几段文字，权当是大著出版的祝贺之词吧！
钱志熙
2021 年 2 月 25 日于京北寓所

李剑亮，1963年4月生，浙江平湖人。文学博士。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院长，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教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学术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浙江省151人才第二层次培养人员。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中国古代文学”负责人。浙江省文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项目、省社科基金项目等。出版《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唐宋词汇评》（与吴熊和教授等合著）、《宋词诠释学论稿》、《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夏承焘年谱》、《民国词的多元解读》、《民国教授与民国词坛》、《吴熊和学术年谱》等著作，在《文学遗产》《词学》等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获教育部国家教育成果二等奖（合作）1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合作），三等奖、优秀奖各1项，第五、六届夏承焘词学奖二等奖各1项。曾被评为浙江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浙江省师德先进个人。

《民国词学编年史》是李剑亮教授在民国词学研究领域的又一部重要专著，也是民国词学界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之一种。本书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条理清晰，叙述完整。编年时限自中华民国建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三十八年，其内容包括对词史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词学结社、词学流派、词人（词学家）交往、词人（词学家）生平事迹，词人（词学家）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以及民国词学家对前代词学文献，特别是唐宋词学文献的研究整理与评论等各个方面，不仅全面地盘点了民国词学文献，梳理出民国词学发展之完整脉络，而且对当代的词体创作也有借鉴作用。

序 / 钱志熙
凡例
1912 年（ 民国元年　壬子）
1913 年（ 民国二年　癸丑）
1914 年（ 民国三年　甲寅）
1915 年（ 民国四年　乙卯）
1916 年（ 民国五年　丙辰）
1917 年（ 民国六年　丁巳）
1918 年（ 民国七年　戊午）
1919 年（ 民国八年　己未）
1920 年（ 民国九年　庚申）
1921 年（ 民国十年　辛酉）
1922 年（ 民国十一年　壬戌）
1923 年（ 民国十二年　癸亥）
1924 年（ 民国十三年　甲子）
1925 年（ 民国十四年　乙丑）
1926 年（ 民国十五年　丙寅）
1927 年（ 民国十六年　丁卯）
1928 年（ 民国十七年　戊辰）
1929 年（ 民国十八年　己巳）
1930 年（ 民国十九年　庚午）
1931 年（ 民国二十年　辛未）
1932 年（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1933 年（ 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1934 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1935 年（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1936 年（ 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
1937 年（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1938 年（ 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1939 年（ 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1940 年（ 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
1941 年（ 民国三十年　辛巳）
1942 年（ 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1943 年（ 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1944 年（ 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1945 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1946 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1947 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1948 年（ 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己丑）
附录
主要引用文献
词人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