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在灵长类动物中寻求人道主义 平装社会思想丛书

热爱和平、性趣盎然的倭黑猩猩，究竟是演化史上的孱弱异类，还是伊甸园中理想人类的化身？且听弗朗斯·德瓦尔细述由动物书写的历史，解读镶嵌在灵长类基因中的道德哲学密码

★以人文之光观照生物学谜思，描摹温情脉脉的“另类”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我们似乎习惯了从互相杀戮的食物链视角看待野生动物，就连需要共同生活、集体行动的群居动物内部，也逃不脱群内争霸、胜者为王的刻板印象，仿佛唯有征战不休，才是生存之道。
而在心理学家兼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那里，若摘下被“兽性”概念镀上杂色的望远镜，带上包容谦逊、平等真诚的人文主义情怀，在田野中认真观察、仔细体会，残酷血腥的动物世界其实是另一幅模样：如“党鞭”一般统领雌性、影响雄性政治的黑猩猩女王，已年老力衰但仍要热情拉架的“和事佬”，爱耍小聪明、瞒着头领小心翼翼偷欢的雄猕猴，举起自己的孩子、与同为人母的科学家两两相望的雌猩，为濒死同伴提供临终关怀、陪他走完最后一程的猩群……有竞争，也有团结；有流血殴斗，也有握手言和；有偷奸耍滑，也有无私奉献。透过德瓦尔平实而生动的文字，透过贯穿全书的精彩又温暖的小故事，我们将见识到过去未曾涉足的动物世界的另一面，并重新思考那个困扰历代学人的经典问题：究竟是什么让大自然中的芸芸众生走得更远？
★以灵长类之眼透视人类社会，剑指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当我们渴求以动物界规则为锁钥，为人类社会议题找到答案时，可能会落入怎样的理论误区？当我们以人类本位为前提，为“以爱止战”的倭黑猩猩和“武德充沛”的黑猩猩论战不休时，我们究竟在争辩什么？细读本书，读者将发现，德瓦尔的书写正是对这种思路的“反叛”：将人类世界的种种概念一厢情愿、简单粗暴地套用到这些灵长类近亲身上，想象发展出宗教的猩猩对神祇祈祷“愿您的国降临”，实属大可不必；而回溯道德在生物演化史上的起点，人类和其他动物在某种意义上并无多少高下之分。
本书以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笔法，回顾了数世纪来历代学者的探究成果，带领我们沿着演化树的枝桠向上攀援。由此，我们将重新审视人类与类人猿在心灵上的距离，解构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印象，并意识到那些本以为是我们所独有的禁忌和律令实则早已镌刻在动物的社会性中，甚至在它们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诠释。
电影《流浪地球2》中，周喆直的联合国演讲以一根断裂后愈合的股骨作引，诠释了人类文明何以通过互助团结繁衍至今；而在我们的灵长类近亲那里，我们也将找到属于它们的愈合的股骨，找到超越人猿之分的“人”道主义之光。
★在现代社会重新理解演化论的道德意义
由达尔文等学者创立并不断发展的生物演化论如今已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可正如本书所呈现的学界百态，即便掌握了丰富的实物证据，不断填充“人猿相揖别”后人类漫长的“小儿时节”的空白，仍有反演化论者依托宗教阵地顽固抵抗，一如初次听闻“从猿到人”之说的模样；而另一方面，强调优胜劣汰、强者权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打着科学的旗号，以人类社会为法庭，不断对“违背自然规律”的伦理道德进行严苛的审判，尽管达尔文自己都肯定了人类为善的能力与动物情感的价值。
时至今日，演化论衍生出的正反两面仍在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对社会生活具体现象的认知，譬如是否应该扶助老弱病残，情感有无意义，不同生命的价值几何。面对一场场激烈论战、一个个经典辩题，我们心中或已有答案，或悬而未决；此书必将为各位读者提供一种视角和知识上的参考，让我们从热火朝天的辩论桌前后退几步，反思演化与道德本应如何相互诠释。


 

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著名美籍荷兰裔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生态学家，美国艾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曾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荷兰皇家科学院，并在2011年至2024年期间担任《行为》杂志主编。名列《时代周刊》2007年全球影响力人物百人榜，著有《黑猩猩的政治》《灵长目与哲学家》《灵长类动物如何谋求和平》《人类的猿性》等众多作品，其对动物情感的研究在道德哲学等领域具有相当影响力。
李霞，1996年至今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文学翻译。著有文学论文数篇，曾参与教材编写，并译有多部文学作品。
胡牧，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教师。在《外国语》《中国翻译》《江苏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翻译和研究论文多篇。曾独立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江苏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五个多世纪前，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在橡木板上画下一幅《人间乐园》，伊甸园的纵情狂欢却隐喻着耐人寻味的历史暗面。在弗朗斯·德瓦尔眼中，画家笔下的“人间乐园”不仅包含了中世纪独特的文化意象，也暗藏自古便有的道德起源问题。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德瓦尔对动物与人类的社会性的阐述向来彼此贯通、相互诠释。《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也沿袭这一路径，引用大量文化典故和灵长类动物的行为轶事，以演化生物学和道德哲学为基础，将动物王国的生动故事和深入浅出的哲学分析交织在一起，由此生动而深入地揭示了生物精神世界的奥秘，探讨了宗教/非宗教与社会性/生物性道德哲学之间的复杂关联。

目录：
第一章 人世间的欢乐
第二章 善得到解释
第三章 族谱里的倭黑猩猩
第四章 上帝已死，还是仅仅陷入了昏迷？
第五章 好猿寓言
第六章 十诫，其数过多
第七章 上帝的缺位
第八章 自下而上的道德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第二章 善得到解释（节选）
阿摩司（Amos）是我认识的最帅的雄黑猩猩之一，也许他把两只苹果整个儿塞到自己嘴里那一天除外，这让我再一次懂得了黑猩猩能为我们所不能。他面容友善，匀称的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通身披着一层乌黑发亮的毛发，上下肢肌肉轮廓分明。他不像有些雄性那样过分好斗，但在他风光的日子里他也非常自信。阿摩司深受大家爱戴。他死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些人都哭了，他的猿猴同伴一连几天都沉默到可怕。它们的食欲也因此受到影响。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但是经过尸检，我们了解到阿摩司除了肝脏严重肿大，占据了大部分腹腔之外，他还经受了多次癌变。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体重下降了15%。尽管这一状况肯定已经持续了几年，但是，直到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之前，他的表现一直都很正常。阿摩司一定已经痛苦几个月了，但是任何虚弱的迹象都将意味着地位的丧失。黑猩猩们似乎明白这一点。有人看到野外有一只跛脚的雄猩猩躲到僻静处去养伤有好几周了，但是他会时不时地到自己的社群里露个面，精神饱满，活力四射，来一次富有感召力的亮相，完事后重归退隐。如此这般，谁也不会生出异心。
阿摩司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状况，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我们在一个夜宿笼子里发现了他。他坐在一条麻布袋上，以每分钟60次呼吸的速度喘气，脸上大汗淋漓，而此时，其他的黑猩猩都坐在笼子外面晒太阳。阿摩司拒绝从笼子里走出来，所以我们将他单独留下，直到兽医能过来给他做比较细致的检查。其他黑猩猩反复回到笼子里探看他的状况，所以，我们用力把阿摩司背靠着的那扇门打开，方便它们接触。阿摩司就坐在开口旁，有个叫黛西（Daisy）的雌猩猩温柔地托着他的脑袋，为他梳理两耳后面的柔软部位。然后，她将大量的细刨花填塞到有裂隙的地方。黑猩猩喜欢用细刨花建巢。它们会将刨花围在自己周身，然后睡在上面。黛西把刨花给了阿摩司后，我们看到一只雄猩猩也照着做了。因为阿摩司是靠墙坐在那里的，自己没怎么摆弄刨花，黛西又将刨花塞到他的脊背和墙壁之间，填了好几次。
这个场景太奇异了。这不就意味着黛西意识到阿摩司肯定不舒服，最好依靠着柔软的东西，就像我们会往住院病人的背后放一个枕头吗？黛西大概是从她自己依靠着刨花的感受做出这种推断，确实，我们都管她叫“刨花狂猩”（她从不分享刨花，通常是自己独占）。我相信类人猿会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特别是在朋友有难的时候。事实上，这样的能力与实验室测试时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但是，这些研究通常要求类人猿在人造的情境中理解人类的意图。我提到过我们的科学是带着以人类为中心的偏见的。在猿对猿的视角实验中，黑猩猩的表现要好很多，在野外环境中，它们会关注他者知道什么与不知道什么。所以，对于黛西似乎懂得阿摩司所处的情形，我们不必感到惊奇。
第二天，阿摩司被施行了安乐死。他已无继续存活的希望，可以确定的唯有更多的苦痛。这一事件说明灵长类社会生活有对比鲜明的两个方面。其一，灵长类生活在一个残酷竞争的世界，它迫使雄性尽可能长时间隐藏自己的身体缺陷，以维持强悍的面貌。其二，它们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的一部分，生活其中可以指望得到他者（包括非亲属）的爱和帮助。这种双面性很难理解。流行作家喜欢将问题简单化，他们或者用霍布斯式语言将黑猩猩的生活描述得丑陋凶残，或者强调黑猩猩的友好一面。但事实上，事情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始终都是兼而有之。若有人问，既然知道黑猩猩有时候会彼此杀害，那又怎么能说黑猩猩具有共情力呢？我的反问始终是：依照同样道理，我们是否也不应该放弃人类具有共情力这一整个观念？
这种二元性至关重要。如果普世良善，道德就是多余的。如果人类所做过的一切都只是彼此同情，从不偷盗，绝不在背后捅刀子，从不觊觎人妻，那么，这个世上还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呢？而我们显然不是这样，它说明这个世界是需要道德规则的。另一方面，我们设计出海量的规则促使人们尊重并关爱他人。如果我们已经不再朝这个方向倾斜，这些规则就等于零。就像种子撒在玻璃板上：毫无生根发芽的希望。我们能够区分对错，是因为我们既有为善的能力，同时也有作恶的能力。
黛西对阿摩司的帮助属于真正的“利他主义”，其明确的特点是于己有所损失（比如冒风险或者耗费精力），于他人却有益处。然而，有关利他主义的大多数生物学讨论并不关心动机，而仅仅关心这样的行为对他者的影响，以及演化为何会产生利他主义。尽管这一争议已经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在过去几十年里，它依然占据中心舞台。

（中略）

我的人生像抽水马桶里的青蛙
在澳大利亚，抽水马桶里发现一只大青蛙不是什么稀奇事。你可以设法将它弄出来，可青蛙会高高兴兴地再次跳回马桶里，当人类偶尔使用马桶抽水制造“海啸”的时候，它靠自己的脚蹼紧贴在坐便器的坑壁上。青蛙似乎并不介意人体排泄物哗哗旋转而下。
可是我介意！20世纪的后三十年间，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抽水马桶里的青蛙。每逢有关人类状况的图书问世，我都不得不拼命地牢牢贴着坐便器坑壁，因为无论书的作者是生物学家还是人类学家或科学记者，他们大多数人提倡的观点都是针对我看待物种方式的一份十足的恶意。人们要么将人类看成性本善良却能够作恶，要么将人类看成性本邪恶却能够为善。而我恰巧属于前一阵营，但是文献只着重于人性的负面。甚至那些正面遗传特征也必须表述为似乎是有问题的。动物和人类爱其亲？我们称之为“偏袒”。黑猩猩允许朋友从自己手中取食吃？我们且称这个现象为“小偷小摸”和“讨食”吧。对于这样的善良，当时的普遍观点充满了怀疑。这里有一段典型的说法，本书中将反复引用：

一旦抛开情感主义，任何真正的慈善都无法改善我们对社会的看法。看似合作之举，其结果却是机会主义和剥削的混合体。……若有充分的机会为自己的利益行事，只有权宜之计才能阻止（一个人）去凌虐、残害、谋杀——他的兄弟、他的伴侣、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孩子。抓开一个“利他主义者”的皮囊，看“伪君子”流血吧。

迈克尔·吉塞林（Michael Ghiselin）认为利他主义者是伪君子，这位美国生物学家因海蛞蝓研究而闻名，而它所产生的一种防御性化学物质（吉塞林素［ghiselinin］）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是，他的上述言论不是针对海蛞蝓，而是描述人类的。这就为后来的大量研究定了基调，正如二十年后科学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他的《道德动物》（The Moral Animal）中所反映的：“……无私的伪装与无私的经常缺位，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人性的一部分。”后来又出现了美国演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George Williams），他或许是立场最极端的一位。他对人性提出了“悲惨”的悲观评估，觉得称人性是“非道德的”或者“对道德无感的”，一如赫胥黎所做的精明处理，是远远不够的。他甚而谴责人性为“极其不道德”的，这样，他就成了第一位——有可能也是最后一位——给演化过程注入道德作用的生物学家。
这一论点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自然选择是一个自私的、令人讨厌的过程，（2）它自动生产自私和令人讨厌的个体，而且（3）只有头戴鲜花的浪漫之人才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显然，有人宣称，达尔文的观点等同于将道德逐出自然领域，仿佛达尔文会任由自己陷入赫胥黎的死胡同。达尔文何等聪明，他不会落入这步田地，对此我后面会做解释。1997年，理查德·道金斯对采访人说“我们有权利将达尔文主义驱逐出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此语明确地否定了达尔文，其荒谬程度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不愿再去引用这样恶臭熏天的言论。唯一一位给出完美逻辑结论的科学家——纵使我完全不同意这一结论——是美国最大研究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在通览怀疑道德演化观的所有相关文献资料，并且观察到人类只不过拥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之后，柯林斯发现，围绕一个超自然的源头来探究道德是不可能的：“道德法则（Moral Law）对我来说是上帝最有力的路标。”
自然而然地，这位受人尊敬的遗传学家成了新兴的无神论运动的笑料。有人说他是用信仰污染科学，而道金斯以他特有的仁厚称柯林斯为“不聪明的家伙”。抛开这个更深入的问题吧，也就是生物学家们一本正经地在道德问题上胡言乱语，反而为其他各种解释敞开了大门。如果柯林斯阅读到一部更为深思熟虑的演化论著述，一部率先循着达尔文《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思路的作品，那么，前述的整个事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读了这本书，人们就会明白完全没有必要背弃这位老人。达尔文毫不费力地将道德与演化过程结合起来，并发现人类有为善的能力。在我看来，最有趣的是达尔文看到了与其他动物的情感联结。赫胥黎认为动物是无所用心的行事机器，而达尔文撰著专谈动物的感情，包括它们的同情心。一个难忘的例子是，一条狗不会对边上躺在篮子里的生病小猫视若无物，而是要舔几下这只病友才离开。在达尔文看来这是确凿的情感标志。在达尔文临终留给赫胥黎的最后话语中，他忍不住调侃了这位朋友的笛卡尔倾向，言下之意是，如果动物是机器，那么人类也一定是如此：“我向上帝祈愿，让世上有更多如你这样无所用心的机器吧！”
达尔文的著述与饰面理论大相径庭。比如，他推断道德直接来源于动物的社会本能，他说：“如果认为这些本能是从自私中发展而来，那是荒唐的见解。”达尔文看到了真正的利他主义的潜质，至少在心理层面是如此。和大多数生物学家一样，他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一个确实乏善可陈的过程）与众多的自然选择的产物（其中涵盖了很多倾向）之间，画下了一道鲜明的界线。他不认为一个就事实本身而言令人厌恶的过程一定会产生令人厌恶的结果。如此想法正是我所说的“贝多芬谬误”，因为这就像根据创作的方式和地点来评价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音乐。这位音乐大师的维也纳寓所凌乱不堪，如猪圈般恶臭难忍，满地污秽，夜壶里便溺满满。但毫无疑问，没有人会据此来判断贝多芬音乐的优劣。同理，即便基因演化过程必须经历死亡与毁灭，也不会玷污演化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