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论 精装

本书为深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研究结合中外城市发展历程，详细论述了城市文明建设的诸多重要论题。作者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生命体，提出了城市文明的六大组成要素，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理论体系。

本书为深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研究结合中外城市发展历程，详细论述了城市文明建设的诸多重要论题。在理论层面，本书作者将城市文明看作一个整体有机系统，提出了其六大组成要素，即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家园、富有韧性的城市安全，并分别进行了详细论述，构建了多个评价体系。在实践层面，本书作者应用新建立的评价体系对国内城市进行了真实评估，对每一要素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全书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具备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吴定海，博士，研究员，广东省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长期从事城市文明研究。历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深圳市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先后主持多项社科重大科研项目，主编出版了《深圳市经济蓝皮书：深圳市经济发展报告》《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等研究报告和大型丛书。

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城市文明作为现代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其实现路径必然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安全六个方面协调发展。基于此，作者提出了城市文明的六大组成要素，分别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家园、富有韧性的城市安全。本书正文即依此布局，首先介绍了城市的起源、发展和类型，阐述了城市与文明的关系；之后围绕这六个要素具体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展开论述；最后展望未来，提出建设富有创造力的“未来城市”是当前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力求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民众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绪论
第一章　城市与文明
第一节　城市的起源和演进
第二节　城市是文明发展的宝贵结晶
第三节　城市对文明进步的促进
第四节　现代城市的显著特征及其文明的核心要素
第二章　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
第一节　城市治理及其“人本”传统
第二节　超大型城市治理的“人本化”
第三节　城市治理“人本化”目标的实现路径
第三章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经济
第一节　城市经济是城市文明的基础
第二节　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城市经济指标体系构建
第四节　当今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
第四章　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
第一节　城市文化是件“百衲衣”
第二节　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功能地位
第三节　形塑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
第五章　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
第一节　现代化与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
第二节　城市化与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
第三节　全面发展的现代市民指标体系
第四节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和策略
第六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家园
第一节　我们的生活就是城市生活
第二节　生态城市：美好城市就是美好生活
第三节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家园
第七章　韧性可靠的城市安全
第一节　城市安全与城市文明的关系
第二节　城市安全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城市安全的保障途径
第八章　未来城市与文明发展
第一节　全球化变革下的城市
第二节　“大变局”下的城市文明
第三节　未来城市及其文明领导力
后记

“文明”一词（包括中文、英文及其他语言）在创造并使用的早期，不同民族的人们使用“文明”或者赋予“文明”的含义时，所指代的是较先进步的族群相对于较落后或未开化族群的优越感。几千年前，在东西方出现“文明”概念或词语之初，其所指代的寓意都是与“野蛮”相对立的状态。
在中国，汉字“文明”一词最早见诸《尚书》，有“经天纬地，照临四方”之意，意为改造自然，驱走愚昧。后赋予启蒙、教化之意，如严复《天演论》所讲：“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
考古学界认为，夏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的朝代，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祖先开启了文明的进程。夏即夏族，又称华夏族，是以上古的炎黄部落联盟为核心，逐渐融汇许多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族体。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成为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以别于四邻较为落后的民族。华夏族将周边少数民族概称为“夷”，从形意字来看，“大、弓”为“夷”，字面含义为背着弓箭的健壮之人，引申为“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夷夏之辨”（或“华夷之辨”）在春秋时期曾经是诸侯国相互攻击或联合的舆论武器。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以号召诸侯，齐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创建霸业，即基于“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春秋》以“礼”作为判别夷狄与中国的标准，所谓礼，就是以“周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夷夏之辨既是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也是文明野蛮之辨，它内中国外夷狄，贵中国贱夷狄。这个中华世界体系的核心观念的基础是强大的物质与军事力量，对周边族群用华夏礼仪来实现同化和管制。当然，历经数千年的征伐与交融，如今的中华民族已经是多民族融合的总称，甚至包括了当时所谓的“四夷”。
方维规指出，从概念史的角度看，中国的夷夏之分，其思维框架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即如康有为所言：“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夷夏之辨影响甚远，随着数千年朝代更替和民族交融，所谓“夷”的所指也发生了悄然变化。如16世纪晚期，在华传教达28年（1582—1610）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其中国札记就记述道：“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没有理性的动物。”直至1895年，谭嗣同在寻求变法以图拯救衰落的清王朝时，仍在哀叹：“今中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法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他所说的“夷狄”显然是指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考察西方文明或文化观念的演化，与东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早在公元前5世纪，作为古代欧洲文明最高成就的希腊，同样把不能用希腊语交谈、无法融入希腊社会的外国人，如波斯人、埃及人等非希腊人称作野蛮人、蛮族，“亚细亚”一词就带有贬义，带有独裁和野蛮的色彩。英语中的词根 barbar- 即源自希腊语，为拟声词，模拟外国人讲话含糊不清，后引申为“不会讲希腊语的，外国的，其他民族的”。现代英语词汇barbarous、barbarian 意即野蛮的、未开化的，作为名词则指野蛮人、蛮族。18世纪中晚期，欧洲就极为盛行文明或文化等级观念，这源于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欧洲人将世界分为“进步的文明国家”和“落后的野蛮国家”。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都把欧洲文明看作世界所有民族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用文明、半开化和野蛮来描述世界各地的差异。达尔文认为，任何民族都有经历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1818—1881）也在其著名的《古代社会》中，以进化论观点将人类发展过程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递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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