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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读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发展阶段，本书以全景的视角、详实的史料、精美的插图和通俗的讲述，发挥党史著作的润物之用，为大众读者呈现从小康到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引。
――党史研究专家 龙平平
“小康”从何处来？“共同富裕”指归何处？两者有着怎样的关系？
一部中国小康社会发展图鉴，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阐释“小康”和“共同富裕”；
十大专题、四十五个关键词、六十幅图片，讲述国家、城市、村庄和普通家庭的沧桑巨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本书从顶层设计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展现我国建设小康社会、不懈推进共同富裕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以生动的历史细节、精要的理论阐释、珍贵的史料图片追溯从小康到共同富裕的重要指引，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上篇包括奠定小康诞生的社会基础、提出小康社会的完整目标、推动改革创新与小康建设、倡导精神文明的小康社会、营造小康中国的和平环境、突破小康面临的困境障碍六个章节，下篇包括提出共同富裕的重大命题、通过农业改革推动城乡共同富裕、通过协同发展推进区域共同富裕、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推进人民群体共同富裕四个章节。
探索通过农业改革实现共同富裕：一个村庄的前世今生
我们知道小岗村，首先在于它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其实，小岗村之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农民群众甚至基层组织进行类似“包产到户”的生产实践为数不少，在1978年前后更多。比如，有观点认为，“包产到户的真正发源地是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区”。但是，凤阳小岗村确实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开启作出了两个突出贡献：其一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其二是“大包干”的名称。
包产到户还是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种类型。两种都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将集体耕地按人口或按劳动力承包给农户经营。不同点是，包产到户坚持工分核算和生产队统一分配，即年初确定包产、包工、包投资的“三包”指标，年终将包产产量纳入分配，按“三包”指标完成情况找补兑现；而包干到户不搞“三包”和生产队核算，把国家征购、集体提留落实到户，实行定额包干上交，剩余归己。后者办法简单，利益直接，责任具体，按农民的说法就是“保证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小岗村实行的包干到户，其吸引力远大于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农民最为拥护，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选择。因此，当得到政策支持后，其传播速度极快，到1983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占农户总数的98%。（图一、图二）
“大包干”一词的由来
“大包干”的名称则更具有历史性。今天查阅历史文献，会发现其内涵在发展变化。比如1958年曾用于铁矿区基本建设；1980年以前，常常指包干到组；其后，则一般指包干到户。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开启的标志，而这次会议原本的议题是农业问题。在农业方面，这次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提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农村经济政策开始全面松动。但仍然要求：“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次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因此，一些明确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生产受到了抑制。而“大包干”，这一20世纪50年代就见诸报端，并曾得到毛泽东批转的用语，为干部群众坚持这一正确实践争取了空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其宣传和示范效应也更明显。（图三）
“改革第一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如今，像小岗一样有名的村子在中国为数不少，其中很多村子比小岗村发展得好。但是，客观地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小岗村确实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尤其是为全国的改革发展发挥了特别重要的试点作用。这是由小岗村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决定的。
普遍性在于，小岗村的自然环境、地理方位、人力资源等先天条件并不具备特别的优势。小岗村的普通，其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一段时间村民难以达到生活富裕的实际情况，更代表了我国广大农村的真实水平。
特殊性在于，作为“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很多改革，尤其是农村改革的探索都在小岗村进行了试验，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可以看到，小岗的状态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晴雨表，不仅是开端，40年来我国农业改革的许多重要节点都与小岗村有关；就现实来看，小岗村的道路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农村小康之路、农业现代化之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小岗村当年的收入水平，虽然距全国领先水平有不小差距，在全国属于中上水平，也符合其试点的定位。取得这样的发展成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三农”是一个综合发展的整体，农业改革在村民致富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图四）
“三权分置”：农业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农业改革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考虑，这里主要着眼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小岗村时指出的：“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民小康不小康，关键看收入。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没有。”在这方面，小岗村三种形式的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016年，中央正式确立农村承包地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大创新，为推动农村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中，两次权利分置都起到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第一次分置是所有权和承包权的分置，小岗村是其中的代表；第二次“三权分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我国农村改革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有利于更好坚持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更好保障农户对土地的承包权，更好用活土地经营权，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三权分置”规范和推动了土地流转，使之成为当前我国农村最火热的实践。在这方面，小岗村也处在前沿。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与多种经营，达到“一二三产融合”，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收入水平。
图一 1978年，小岗村18位村民带头签订契约实行大包干。图为其中的严宏昌、严俊昌和严立学。
图二 1978年12月，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契约。
图三 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
图四 小岗村已成为全国十大名村之一、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共同富裕的历史课题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的今天，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但是，共同富裕并不是能够自然产生的，需要卓越的智慧与艰辛的努力。事实上，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上尚未出现的社会状态，在古今中外都没有真正合适的样板可资借鉴。
一个超越现存社会的伟大目标
中华文明在古代曾经达到世界之巅，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八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当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很高。而且，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民生、民本思想也比较发达。但是，客观地说，中国从来不是一个非常平衡的、小差异的社会。即使在盛唐时期，古诗中也描绘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国力衰弱时期则更不必说。而在20世纪中期的计划经济时期，确实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较小，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尤其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之间的差距是广泛存在的。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地位差距非常大，由此产生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差距是非常悬殊的。
而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曾经辉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具备一些可资借鉴的抑制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但从整体来看，都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当今西方社会，虽然占据领先地位，但依然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阶级社会。所以，共同富裕是一个超越现存社会的伟大目标。
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共同富裕的问题是邓小平提出的，如他所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也是他较早地发现：“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共同富裕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的前沿课题，由于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共同富裕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开放的。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产生了共同富裕的思想元素，如1923年11月，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
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但这些思想元素与后来形成的真正的共同富裕思想存在本质差异。共同富裕思想的最初提出，以1978年底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标志。此时，邓小平提出了“允许先富”思想。他提出“允许先富”，首先是为了反对积弊甚久的平均主义倾向，其宗旨则是以“先富”带“后富”。
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是在1984年11月9日。他在会见来自意大利的外宾时指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
邓小平在提出这一概念时，主要还是着眼于解决区域差异的问题。他设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前提，明确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主要内容，提出了“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的目标。他还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大障碍：“两极分化”与“平均主义”。邓小平在提出共同富裕思想之初，即已提醒人们要警惕“产生剥削阶级”，他关于“避免两极分化”问题的思考，实际延续了这一思路。
同时，这一概念也给“两极分化”作了明确界定：“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强调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二、站在宏观的角度，观察收入差距是局限于个别现象，还是可能影响阶级关系。
三、将“两极分化”定义为“富的越富，贫的越贫”。
四、防止“两极分化”要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力量。
共同富裕与小康的未来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
相对于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目标既同样光明、伟大，又更加贴近现实，能够非常自然地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达成共识，有利于凝聚各方面力量，不断克服现实中的困难，并且有比较扎实的生产力基础和越来越清晰的实现途径，是一个既需要经过艰苦奋斗，又能够实现的清晰目标。当前，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普遍认为这是必须实现的目标，包括产生的许多过激言论，也从侧面证明这一思想的预见性和现实指导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伴随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不断展现，如果我们能够跨越贫富差距的峡谷，就意味着中华文明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离实现共产主义更进了一步。（节选自本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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