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 平装欧亚备要

　　利用简牍生动、准确地还原汉代河西地区社会原貌的大家之作

　　《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一书视野开阔、方法严谨，所涉及皆为史学重大课题：全面分析了汉代河西的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身份、社会控制，也对前人研究河西的成果给予中肯的评价，同时准确指出河西制度与内地制度之异同。作者对传世文献的应用固然得心应手，对简牍资料的理解也有许多过人之处。因此，该书的出版不仅对秦汉史学，对简牍研究的深入也必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本《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是笔者研习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若干心得的汇集。主题为汉代河西地方社会史研究，内容包括属于社会生活范畴的汉塞军人生活和民人生活，也包括属于社会生态的军民关系，军队中的官兵关系，以及作为影响和制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研究，近年关注者有限。何兹全先生曾经告诫我们，社会史研究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社会重大问题，比如社会构成、社会形态、社会阶级关系等。笔者自知理论素养薄弱，只能进行一些试探性努力。本书中关于河西“客”和“亡人”等问题的讨论，所陈浅见，愿意求教于方家。社会生活史研究，近年多受关注。河西汉简资料中提供了反映诸多当地军民生活情状的信息。现在的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点滴的、片断的收获。秦汉时期社会称谓研究，是笔者近年承担的研究课题，由于社会称谓及其体现的社会身份是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面，自以为应当重视。河西社会处于边地，又属于新开发区，军事和外交方面承负沉重，人口构成和民族关系也非常复杂，因而行政管理也较内地特殊。从许多迹象看，当时当地的社会管理，大体是严明有序的。汉简文书的行政史料，因此也有特殊的价值。
　　这些文章于是分为五组：第一，汉代河西社会环境；第二，汉代河西社会构成；第三，汉代河西社会生活；第四，汉代河西社会身份；第五，汉代河西社会控制。又附录“简牍学与汉代河西社会研究的学术史”，将几篇相关学术评论收入其中。
　　1911 年，罗振玉向正在考释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简牍的沙畹索取有关资料。1912 年，沙畹提供了手校本，随即罗振玉与王国维据此对所得简牍资料做释文和考证，其成果即1914 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这样说来，中国学者的河西汉简研究，到今天正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学术史历程。
　　这100 年来，几代学者辛勤努力，若干学术大家对于这一学术主题投入心力甚多，为作者这样的后学提供了正确的导向和示范。对于为简牍出土和研究付出辛劳的甘肃考古学者和内蒙古考古学者，我们亦应深心敬佩。这本小书，对于河西汉简研究的学术壮流而言，实涓浅不足言。而后随着新学者涌现，新方法普及，新材料面世，笔者的浅陋识见，自然都将被学术新成果覆盖。一如考古地层学的探索，尽管可能终成腐朽，但后来的研究者要探知我们这个学术阶段的遗存，体现我们现有认识的文字或许可以起到标记性的作用。至于这个文化层堆积的厚与薄，埋藏物的多与少，内在遗存价值的大与小，只能由后来的发掘者评价。
　　汉武帝时代置河西四郡，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提供了保障。这一历史变化，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文化进步史的幸事。张骞通西域之后，就人员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而言，据《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载，对于西域国家，“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又“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而汉使者往既多”。当时形势，如《盐铁论•力耕》言“异物内流”时所谓“骡驴驼，衔尾入塞， 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国外有的汉学家评价当时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 1 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锦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以及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等，都体现了当时汉人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而以中原为重心的汉文化对中亚地方的影响，同样有许多例证。这样的历史进步，是在河西成为农耕基地、军事基地和贸易基地之后发生的。这应当也是本书能够列入商务印书馆这套丛书之中的缘由之一。
　　有一个问题需要做一点说明。本书研究对象的主体之一，是居延汉简。居延地方，严格说来并不在通常地理概念中的河西走廊。按照今天行政区划的分割，已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但是在汉代，这里明确属于张掖郡。《汉书》卷28 下《地理志下》记载：“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觻得，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昭武，莽曰渠武。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贯虏。氐池，莽曰否武。屋兰，莽曰传武。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骊靬，莽曰揭虏。番和，农都尉治。莽曰罗虏。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显美。”“莽曰居成”颜师古注：“阚骃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褚少孙补述：“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汉书》卷96 上《西域传上》：“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后汉书》已经多次出现“河西四郡”的说法。《资治通鉴》卷25“汉宣帝元康四年”：“初武帝开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地。”胡三省注：“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开之，置郡县。”可见，以“居延”归于“河西”，是适宜的。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发表学术论文352 篇；发表其他文章193篇；出版译著7 种（其中5种合译）；发表译文6 篇（其中2篇合译）。其他著作有《改革史话》、《简牍史话》、《驿道驿站史话》、《细说秦始皇》、《铁血长平》及合著《中国社会福利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主编《汉景帝评传》、《趣味考据》、《历代竹枝词》等。

　　这本《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是作者研习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若干心得的汇集。主题为汉代河西地方社会史研究，内容包括属于社会生活范畴的汉塞军人生活和民人生活，也包括属于社会生态的军民关系，军队中的官兵关系，以及作为影响和制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这些文章分为五组：第一，汉代河西社会环境；第二，汉代河西社会构成；第三，汉代河西社会生活；第四，汉代河西社会身份；第五，汉代河西社会控制。又附录“简牍学与汉代河西社会研究的学术史”，将几篇相关学术评论收入其中。

一 汉代河西社会环境
北边交通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 ...... 1
西北古代的交通与长城 ...... 11
“不和”与“不节”：汉简所见西北边地异常气候记录 ...... 20
汉代西北边塞吏卒的“寒苦”体验 ...... 29
“居延盐”的发现：兼说内蒙古盐湖的演化与气候环境变迁 ...... 45
简牍资料所见汉代居延野生动物分布 ...... 55
二 汉代河西社会构成
汉代西北边地的“客” ...... 68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 82
汉代西北边塞军事生活中的未成年人 ...... 95
汉代河西的长安人 ...... 107
河西汉简“诸陵县”史料 ...... 121
三 汉代河西社会生活
“酒”与汉代西北边地社会生活 ...... 139
悬泉置《鸡出入簿》小议 ...... 153
居延《盐出入簿》、《廪盐名籍》研究：汉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 ...... 161
汉代河西军民饮食生活中的“酱”与“豉” ...... 184
居延女子的婚龄 ...... 197
边地未成年人生活 ...... 204
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 ...... 208
肩水金关疑似“马祝”简文 ...... 217
四 汉代河西社会身份
行政长官“明府” ...... 229
居延汉简“寒吏”身份 ...... 241
居延汉简“粪土臣”身份 ...... 248
居延汉简“歌人”考论 ...... 259
关于居延汉简“车父”称谓 ...... 269
居延边防体系中的“胡骑” ...... 275
五 汉代河西社会控制
额济纳《尃部士吏典趣辄》简册释名 ...... 282
汉代河西“客”与“客田”管理 ...... 287
汉代西北边境的“亡人”及相关行政对策 ...... 300
居延汉简“渠率”购赏文书 ...... 313
居延发现的“临淮海贼”“购钱”文书 ...... 331
居延汉简所见“拘校”制度 ...... 342
附录：简牍学与汉代河西社会研究的学术史 ...... 361
主要参考文献 ...... 406
索 引 ...... 408
后 记 ...... 415

北边交通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

　　汉代所谓“北边”，通常用以指代具有大致共同的经济文化特征的北部边地。汉代文献多见“北边”经营的记录。《史记》卷30《平准书》：“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史记》卷88《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汉书》卷7《昭帝纪》：“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汉书》卷24 下《食货志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汉书》卷25 上《郊祀志上》：“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

　　《汉书》卷69《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指出“北边”防线长11500 余汉里。《汉书》卷10《成帝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可知“北边”与“内郡国”有别，“北边”共22 郡。《汉书》卷8《宣帝纪》颜师古注引韦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又提出“内郡”、“外郡”的区分。汉帝国承受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北方，汉帝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也是北方。汉帝国外交和军事的主要注意力长期凝聚于北方。通过对“北边”的经营，汉帝国形成了政治威势，扩张了文化影响。而北边交通的建设，对于这一历史形势作用甚为显著。

　　1. 北边军事与北边交通

　　在秦汉长城的防务体系中，交通道路对于北边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汉帝国致力于却敌开边的决策者对此无不予以特别的重视。

　　出于战争的需要，北边交通系统具有更完备的结构，不仅有与长城并行横亘万里的主要干线，也包括出塞道路和与内地联系的许多条大道，以及保证北边新经济区正常生产与流通的疏密相间的道路网。北边道的建设，对于当时北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形势，有着突出的作用。对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也有突出的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曾经有亲率18 万骑兵巡行北边，向匈奴炫耀武力的举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汉书》卷6《武帝纪》：“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

　　汉武帝“巡边垂，择兵振旅”，汉武帝的车列和大队汉军铁骑经过北边道路。这一行为，促进了北边防务，也推动了北边交通建设。汉武帝“径千余里”北行途中“风告单于”语，既是政治宣传也是军事警告，同时也体现出北边交通对于汉帝国文化扩张的意义。

　　2.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北边交通体系的左右两翼，对于汉文化影响的扩展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时代，在名将卫青、霍去病统率军队远征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西汉帝国相继于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长城防线即所谓“北边”于是延伸至河西。河西长城的建设作为军事政治的保障显示出突出的效能，张骞之后，丝绸之路得以开通。中原同西域之间的密切往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而这一历史进步，与北边交通建设有密切的关系。

　　湖北鄂城出土汉镜铭文可见有“天王日月上有东王父西王母主如山石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字样者。其中所谓“宜西北万里”，体现出当时人们对西北方向特别的文化关注。如果以此语概括当时社会的移民方向的主流，可能也是适宜的。这一情形，是以北边交通向西端延伸为条件的。

　　《汉书》卷28 下《地理志下》记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籴常贱”，除内地移民带来先进农业技术之外，又有“吏民相亲”，生产关系“有和气之应”，“政宽厚，吏不苛刻”等因素的作用。

　　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 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陕西绥德王得元墓汉画像石牛耕图、陕西米脂汉画像石牛耕图、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牛耕图等文物资料，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由上述资料，可知当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部件均已具备。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可能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 1 ，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

　　《史记》卷29《河渠书》写道：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汉书》卷28 下《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史记》卷110 《匈奴列传》：“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厕所，内中多积有粪肥4 ，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 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 以九月旦始运粪”（73.30）。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 代田仓”（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

　　3. 辽东：北边东段与河西对应的军事格局

　　秦始皇、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中，都透露出一种海恋情结。其“并海”巡行的壮举，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门”。辽宁绥中至河北秦皇岛沿海地区发现多处规模宏大的秦汉建筑群基址。遗存分布较为密集，表现出服务高层居住的性质，研究者以为应是“秦代行宫遗址”。 其中占地达15 平方公里的石碑地遗址，有人认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当年东巡时的行宫，即所谓“碣石宫”。也有学者指出，河北北戴河金山嘴到横山一带发现的秦行宫遗址，与辽宁绥中的建筑遗址都是碣石宫的一部分。

　　据司马迁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秦二世元年（前209），亦曾经由李斯、冯去疾等随从，往东方巡行。这次出行，时间虽然颇为短暂，行程却甚为辽远，也行历燕、齐之地：“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遂至辽东而还。”按照这一记述，秦二世两次抵达北边防线的东段。西汉时期对于此地的关注，继承了秦王朝执政集团的区域经营理念。

　　北边交通体系中与河西对应的辽东一翼，是汉帝国外交的另一重心。其作用之一，在于直接密切了中原与朝鲜地方的交往。史念海曾经指出：“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修筑道路易于施工，故东出之途此为最便。始皇、二世以及武帝皆尝游于碣石，碣石临大海，为东北诸郡之门户，且有驰道可达，自碣石循海东行，以至辽西辽东二郡。”

　　辽东道路与并海道连接，形成了秦汉帝国交通体系的重要结构。而相关交通进步对朝鲜的文化方向，也有显著的影响。

　　4. 北方草原通路的“闭”与“开”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关市是联系农耕区和畜牧区经济往来的重要形式。

　　关市贸易的活跃，促进了汉帝国文化影响的扩张，也是当时东亚历史文化进步的一个亮点。战争曾经短暂限制了这种交往。然而即使在敌对条件下，匈奴和汉帝国之间的关市贸易依然长期维持。这就是司马迁所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后汉书》卷90《乌桓传》记载，汉顺帝阳嘉四年（135）冬，乌桓侵扰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牛车千余两”。以关市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民族经济交往，扩大了畜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相互影响，而汉帝国的文化强势，也得以借助经济实力影响草原地区。

　　5. 北边交通对汉帝国交通建设的带动作用

　　北边交通体系的建设是受到汉帝国充分重视的行政内容。在秦始皇、秦二世之后，汉武帝也曾经巡行北边。据《汉书》卷24 下《食货志下》：“行西踰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由于交通建制的不完备对地方行政长官的惩罚，显示出最高执政者对北边交通作用的看重。

　　长城和直道构成了一个“丅”形的结构。这一结构，既有防卫意义，又有交通意义；既有军事史的意义，又有文化史的意义。而东部地区另一个“丅”形的交通结构，表现于北边防务体系的东段与并海道的连通。汉代的北边交通，可能是全国交通网中最受重视的部分之一。北边交通的成就，对于汉帝国的总体交通建设有带动的作用。

　　通过对居延汉简中邮驿史料以及《汉书》卷79《赵充国传》中相关内容的分析，可以推知北边交通系统中信息传递体制的效率。居延汉简中所见交通管理制度的完备，“车父”身份在北边交通中承担的角色，车马等交通条件的优越等，都体现了优先服务于军事的北边交通体系的地位。其积极能动的特质，使其成为全国交通建设的榜样。

　　6. 北边交通与汉帝国的世界形象

　　悬泉置简多有关于汉帝国使团出行的信息，如题名“县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册 2 ，作为中原与西域交通的重要资料值得重视。简文也有西域诸国使团东来的记录。 3 汉帝国的国际形象通过北边交通提供的视窗得以展示，值得研究者注意。

　　汉代人常以“大汉”自称。《汉书》卷22《礼乐志》有“大汉继周”的说法，《汉书》卷29《沟洫志》载贾让奏言中又说到“以大汉方制万里”。所谓“大汉继周”，是时间定位；所谓“大汉方制万里”，则是空间定位。前者体现出“大汉”在当时人历史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后者则显示出有关“大汉”在当时人地理观和天下观中的广阔幅面。而扬雄《解嘲》：“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椒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也是有关“大汉”辽阔疆域的表述。所谓“西北一候”，也体现了北边交通之重要。与“大汉”相近，又有“皇汉”的说法。而更能够表现出当时社会国家意识的通用语汇，是所谓“强汉”。

　　《汉书》卷70《陈汤传》记录了汉军破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击杀匈奴单于之后甘延寿、陈汤的上疏：“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段126 字的文字中，三次使用了“强汉”这一语汇。特别是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语，绝不仅仅是个别军官的激烈之辞，而应当理解为当时较广泛社会层面共有的一种强国意识的鲜明表现。对于是否悬郅支单于首在长安街头示众，朝廷发生争议，最终确定“悬十日乃埋之”，以形成对“蛮夷”的威慑。值得重视的是，“强汉”体现的民族自尊意识，是在北边形成又正式宣示并且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影响的。

　　《后汉书》卷19《耿恭传》记载中郎将郑众为耿恭请功上书：“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踰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其中“不为大汉耻”的说法，可以看作后来“国耻”意识和“为国争光”追求的早期表现。

　　淮南王刘安谏征闽越，有“窃为大汉羞之”语。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就征伐鲜卑事“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说：“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而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这里所谓“皇威辱外夷”，是说“皇威”为“外夷”所“辱”。《后汉书》卷19《耿恭传》最后一段评述，也说到“不为大汉羞”：“论曰：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质于柯盟，相如申威于河表，盖以决一旦之负，异乎百死之地也。以为二汉当疏高爵，宥十世。而苏君恩不及嗣，恭亦终填牢户。追诵龙蛇之章，以为叹息。”范晔以为苏武和耿恭一如勇敢捍卫国家利益的先秦外交家曹沫和蔺相如，却没有得到国家应有的表彰，于是深切“叹息”。这里所说的“不为大汉羞”，与郑众所谓“不为大汉耻”，语意是相当接近的。这些言论的发表都与北边与外族的战争有关，是值得深思的。

　　与“国耻”、“国羞”反义，人们以“国华”表示国家的光荣。《国语·鲁语上》：“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韦昭注：“以德荣显者，可以为国光华也。”张衡《西京赋》写道：“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丽为国华，独俭啬以龌龊，忘《蟋蟀》之谓何。 1 岂欲之而不能，将能之而不欲欤。”所谓不以“靡丽”为“国华”的认识，也体现了一种颇为清醒开明的国家荣誉观。

　　我们看到，在汉代，确实有“以靡丽为国华”的情形。如《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所谓“饶给”，所谓“遍观”，有宣示“国华”的目的。在这种外交典礼中显示富强，以期震慑外人的故事记述于《大宛列传》中，也不是偶然的。

　　7.“客”、“亡人”和“匈奴降者”：北边交通的活跃因子

　　居延及敦煌汉简有关“客”的内容，除标识使团成员身份外，大多反映了当时西北边地人口构成中带有较显著流动性的特殊人群的存在。“远客”、“有客从远所来”及“东方来客”等简文，可知多有以“客”的身份生活在西北边塞的“东方”人。简文所见“客吏民”、“客民卒”称谓，暗示“客”具有与“吏”、“民”、“卒”不同的社会身份。简文中出现的“客民”、“客子”身份标志，也值得研究者注意。居延汉简也反映了“使客”现象，然而从现有资料看，当时西北边地“客”的活动，似乎并未明显表现出与豪族有特别的关系。居延简“第有毋客等四时如律令”或许体现出对“客”严格检查监控的制度。“客民赵闳范翕等五人俱亡皆共盗官兵臧千钱以上”事，则是“客民”叛逃的案例。

　　“亡人”，是当时对内地逃往匈奴居地的民人的通行称谓。居延汉简中的相关资料，告诉我们“亡人越塞”现象曾经相当普遍。于是汉文帝致匈奴单于外交文书中肯定对方“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的认识。 2 汉的“亡人”曾经在民族文化交流中发挥过明显的作用。如果我们摆脱狭隘的民族道德观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束缚，观察这一现象，应当有客观的判断。

　　同样，汉帝国也往往“得匈奴降者”。可以作为与汉“亡人”反方向人口流动的历史例证的，还有“胡巫”、“胡贾”、“胡骑”在中原的活跃表现，“胡奴”也服务于内地社会经济 5 。而较大规模的游牧族内迁史事，是匈奴的内附。这些现象，也都体现出北边交通体系作为民族交往的走廊的重要文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