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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晚辈的感言
沈昌文
感谢商务印书馆，特别感谢这本《陈原序跋文录》的编者于淑敏同志，又为我们研究、学习陈原的文化思想和活动提供了这么多丰富的材料。
在读到这本书的文稿之前，我刚听了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的讲演《陈原：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殿军”》。万雄兄虽然厕身出版界，实在是一位学者。也因此，他与陈原老十分谈得来。陈原老多次同我说起，万雄通学术、善经营，实实在在是个奇才。万雄兄在这个讲演中，力图证明：
陈原先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也是近代革命知识分子最后的奠基人。当然他是属于革命知识分子，他一生从事革命工作，搞政治工作。我认为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跟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对西方、对世界有全面认识、受过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这批人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他同时将整个中国的历史责任放在自己心上，一个是救亡，另一个就是启蒙，这两重目标是同时进行的，陈原就是这样的人。
我经常吹嘘自己追随陈原近半个世纪，但对陈原老的认识从来没有像陈万雄那么清楚和明白。听了他的话，再读这本书，不能不同意万雄兄的概括和总结。
按我们搞出版的行话说，陈老总是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方面，我当然是蒙他身授言教最多的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便是重视书的序跋。序跋也者，无非是向读者交代清楚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让读者知道这本书的特色乃至不足。陈原自从事编写书籍工作开始，便十分重视此事。现在这本序跋集，大可看作是陈原出版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起初听说要为这本书写点序文之类，境界仅限于此。我现在十分热衷宣传毛主席“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句话，认为是当今出版界的欠缺之处。陈老此书，应为重要的补课资料。但是，后来仔细体看陈万雄史家之卓见，才知道自己是把问题看简单了。这本序跋集所呈现的何尝仅仅是出版从业人员的有用教材，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言行的写照。
陈原的种种序跋先后写了五十余年。从这些序跋来看，他的整个写作、编辑活动，莫不服从救亡和启蒙两个基本要求。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想法：陈原老人家为学真杂，一会儿音乐，一会儿地理；既写著作，又搞翻译；到了晚年，又一头扎在语言学里……这其实是看浅了他。归根结底来说，音乐、地理……乃至语言学，莫不是服从当年救亡和启蒙的需要。他就是这么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时代有什么需要，他就写什么，而且写得不干巴，让人喜闻乐见。陈万雄上述讲演里还有一个高见：
陈原先生有多重性格，你可以说从事政治活动的，进步的、革命的，你说他是搞宣传的，搞高级宣传的，搞杂志的，搞研究的，搞历史的，搞地理的，搞语言学的，其实他的做法完全是跟整个中国近代革命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在出版界，我觉得不仅仅是他，好多人都是这一类……
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述陈原的一切活动。作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自然也跟着党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整得很苦，但在此前十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没挨整，倒还出了一些力；建国初期学习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出版工作经验，他显然也出力太多。但是，耶稣也犯过错误，这又何尝可以否定“最后的晚餐”前后这位老人家的一切教导。陈原不是耶稣，但对我这样的门徒来说，每次读他的文字，都为之叹服。有的同志好心地拿他同张元济、王云五相比，以为陈原这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成就不能同张、王相提并论。这也许是因为年轻朋友们只看到陈原等人在80年代和以后的工作，而没来得及顾及全盘。30年代以来，至少从这本序跋集来看，陈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放弃过启蒙者的角色。就以人们认为他学术成就最多的语言学来说，说穿了，他之所以辛辛苦苦地研究语言学，其实全是因为要在这个领域对“四人帮”的为害进行“拨乱反正”。而且，他本人就首先是这种流毒的受害者。
学术界的青年朋友爱怀念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在困难时期坚持出学术著作。这当然极其可贵。但是，人们可能不了解，我们现在看到的恁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其始作俑者正是陈原。1954年光景，他领导所谓“蓝皮书”的规划，计划要翻译一亿二千万字的外国学术名著，到1957年才中断。以后，他和一些同道“贼心不死”，屡屡打算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在内的革命群众都狠狠地批过他，直到改革开放后方有今日的硕果。
归根结底说，陈原是个正正式式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救亡、启蒙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会在共产党的整个活动中走过一些弯路，但我敢说，他是弯路走得很少的一个。尤其是80年代，我在他直接领导下从事一些文化活动，我看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书最后他写的评述商务印书馆老人的文化活动的文字，可以说是他生命后期智慧和使命感的最高度发扬。遗憾的是这时我已无法参与其事。单从这些看，他显然是列入近代历史上一切思想先驱者的行列而无愧的。
2008年2月
沈昌文
感谢商务印书馆，特别感谢这本《陈原序跋文录》的编者于淑敏同志，又为我们研究、学习陈原的文化思想和活动提供了这么多丰富的材料。
在读到这本书的文稿之前，我刚听了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的讲演《陈原：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殿军”》。万雄兄虽然厕身出版界，实在是一位学者。也因此，他与陈原老十分谈得来。陈原老多次同我说起，万雄通学术、善经营，实实在在是个奇才。万雄兄在这个讲演中，力图证明：
陈原先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也是近代革命知识分子最后的奠基人。当然他是属于革命知识分子，他一生从事革命工作，搞政治工作。我认为20世纪初叶，中国出现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跟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是一种现代形态的，对西方、对世界有全面认识、受过教育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这批人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他同时将整个中国的历史责任放在自己心上，一个是救亡，另一个就是启蒙，这两重目标是同时进行的，陈原就是这样的人。
我经常吹嘘自己追随陈原近半个世纪，但对陈原老的认识从来没有像陈万雄那么清楚和明白。听了他的话，再读这本书，不能不同意万雄兄的概括和总结。
按我们搞出版的行话说，陈老总是最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方面，我当然是蒙他身授言教最多的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一个表现，便是重视书的序跋。序跋也者，无非是向读者交代清楚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让读者知道这本书的特色乃至不足。陈原自从事编写书籍工作开始，便十分重视此事。现在这本序跋集，大可看作是陈原出版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起初听说要为这本书写点序文之类，境界仅限于此。我现在十分热衷宣传毛主席“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这句话，认为是当今出版界的欠缺之处。陈老此书，应为重要的补课资料。但是，后来仔细体看陈万雄史家之卓见，才知道自己是把问题看简单了。这本序跋集所呈现的何尝仅仅是出版从业人员的有用教材，它实际上是一个中国革命知识分子言行的写照。
陈原的种种序跋先后写了五十余年。从这些序跋来看，他的整个写作、编辑活动，莫不服从救亡和启蒙两个基本要求。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想法：陈原老人家为学真杂，一会儿音乐，一会儿地理；既写著作，又搞翻译；到了晚年，又一头扎在语言学里……这其实是看浅了他。归根结底来说，音乐、地理……乃至语言学，莫不是服从当年救亡和启蒙的需要。他就是这么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时代有什么需要，他就写什么，而且写得不干巴，让人喜闻乐见。陈万雄上述讲演里还有一个高见：
陈原先生有多重性格，你可以说从事政治活动的，进步的、革命的，你说他是搞宣传的，搞高级宣传的，搞杂志的，搞研究的，搞历史的，搞地理的，搞语言学的，其实他的做法完全是跟整个中国近代革命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是一样的。在出版界，我觉得不仅仅是他，好多人都是这一类……
我无意在这里全面评述陈原的一切活动。作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自然也跟着党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整得很苦，但在此前十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没挨整，倒还出了一些力；建国初期学习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出版工作经验，他显然也出力太多。但是，耶稣也犯过错误，这又何尝可以否定“最后的晚餐”前后这位老人家的一切教导。陈原不是耶稣，但对我这样的门徒来说，每次读他的文字，都为之叹服。有的同志好心地拿他同张元济、王云五相比，以为陈原这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成就不能同张、王相提并论。这也许是因为年轻朋友们只看到陈原等人在80年代和以后的工作，而没来得及顾及全盘。30年代以来，至少从这本序跋集来看，陈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放弃过启蒙者的角色。就以人们认为他学术成就最多的语言学来说，说穿了，他之所以辛辛苦苦地研究语言学，其实全是因为要在这个领域对“四人帮”的为害进行“拨乱反正”。而且，他本人就首先是这种流毒的受害者。
学术界的青年朋友爱怀念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在困难时期坚持出学术著作。这当然极其可贵。但是，人们可能不了解，我们现在看到的恁多“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其始作俑者正是陈原。1954年光景，他领导所谓“蓝皮书”的规划，计划要翻译一亿二千万字的外国学术名著，到1957年才中断。以后，他和一些同道“贼心不死”，屡屡打算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在内的革命群众都狠狠地批过他，直到改革开放后方有今日的硕果。
归根结底说，陈原是个正正式式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救亡、启蒙活动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会在共产党的整个活动中走过一些弯路，但我敢说，他是弯路走得很少的一个。尤其是80年代，我在他直接领导下从事一些文化活动，我看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书最后他写的评述商务印书馆老人的文化活动的文字，可以说是他生命后期智慧和使命感的最高度发扬。遗憾的是这时我已无法参与其事。单从这些看，他显然是列入近代历史上一切思想先驱者的行列而无愧的。
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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