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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朱子“天地之心”,探究朱子学的深刻内涵;以真德秀为例,探究朱子学与政治的关系。
本书作者梳理了近几年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以独特的视角对朱子以及朱子后学真德秀进行研究,展示出了朱子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以及朱子学与政治的微妙的关系。
定价:¥80.00
围绕朱子“天地之心”,探究朱子学的深刻内涵;以真德秀为例,探究朱子学与政治的关系。
本书作者梳理了近几年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以独特的视角对朱子以及朱子后学真德秀进行研究,展示出了朱子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以及朱子学与政治的微妙的关系。
本书内容共八章,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第一至第四章是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中,作者主要从朱熹思想的三个重要概念——“心”“天”“天地之心”——对朱熹的思想进行诠释,探讨朱熹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以及继续挖掘的可能性;在第四章中,作者回归到朱熹思想文本——《中庸章句》,探讨朱熹的解释与经典文本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对朱熹的鬼神论进行诠释。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中,作者以朱熹再传弟子真德秀为研究对象,探讨他在大量的青词书写与祈祷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和实践精神。以及在南宋理宗朝的政治事件“霅川事变”中,政治斗争双方的言说进行考察,分析传统公私观(权相史弥远以及诸多官僚的理论依据)与朱子学公私观(真德秀等道学家的理论依据)是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
如果说前文的主旨在于排除某种“哲学(永恒性)、普遍性(伟大作品)”与“史学(特殊性)、时代性(史料)”的二者择一叙事,那么接下来要谈的,又是一个看似已经不再时髦的话题,即“文本”与“作者”。如前所述,“文本”在现代研究中有无限增殖与扩大的趋势,相对应的则是对传统意义上“作者”(乃至哲学层面上对于“主体”)地位的无休止的质疑。最为人所知的当然要属德里达,他在尼采文章的边缘地带发现了一个括在单引号里面的句子,“我忘记带雨伞了。”德里达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尼采究竟是为何写下这句话的呢?我们无从得知,是“无法确定的”。德里达或许有些过于狡猾与极端了,他举的这个例子看似无懈可击,但如果读者永远无法确认作者的意图,那么由此所带来的推论可能是灾难性而近乎荒诞的——因为很显然,我们每天都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交往,从他人的言谈举止中推测与揣摩对方的“意图”,尽管我们确实可能会猜错。
但毫无疑问,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反对,研究某个文本时有必要对“作者”与“文本”加以区别对待。就传统中国思想而言,众所周知,从孔子就开始提倡“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成为“作者”并不值得称赞。如果用本文前面的“史料的”与“作品的”划分,那么儒家谱系的思想家大多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标新立异,恰恰相反,他们会坚决主张,自己对经典的诠释,其实就是经典文本作者如孔子、孟子等圣贤的本意。诸如朱熹等思想家对于现实社会与政治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与他们对经典传统的遵奉与主观意图上的“祖述”,构成了一对看似奇妙的矛盾——因为就前者而言,他们与所处的时代保持着距离,从后者来看,他们似乎又执着于对圣贤言说的“反复”而没有任何自立门户的意思。当然,这也并非全然是“中国哲学”的特权。在欧洲十七世纪发生标志性的“古今之争”(Querelles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论战之前,欧洲的知识人与儒家一样,都相信古人(对欧洲人而言当然是指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是人类历史的最高峰,当今的时代与社会绝无法与古代相提并论。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古代伟大思想家所遗留下来的著作典籍进行不断的学习与模仿,才有可能在未来重新回到黄金时代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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