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后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有何关联?这样的问题即使不考虑提问方式,可能给出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了,因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有着不同的意义和内涵,它们有桕互交义重叠的,也有不同乃至矛盾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脱离现代性来论述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任何这样产生的理论都是有失偏颇的。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就认:“谁谈论后现代, 谁就不得不谈论现代。 谁想明智地谈论后现代,就得说明他想抛弃的是哪一种现代。”那么,能不能脱离后现代性谈论现代性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了,在后现代性进入理论话语之前,就产生了很多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文本,这是因为现代性还有一个对应物:前现代。但是,时至今天,情况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皮特•尼杰科夫(Pieter Nijihoff)就认为“‘现代性’仅当它的反面的、无序的‘后现代性’成为第一手经验的时候才被认识的,它是基于今天的环境对过去的重新评价,……总之,这两个概念是作为一对产生的,它们的定义彼此来自于对方。”确实,虽然“现代性”概念和问题比“后现代性”出现得早,但即使是在最早的现代性思想家,如波德莱尔 、齐美尔等人那里,人们都能捕捉到“后现代性”的影子;当然,鉴于现代还有前现代这个对应物的存在,他的这个观点就有了夸大之嫌,但也表达了一种评价现代性的视角:后现代性视角。在后现代性作为重要的理论话语突显的今天而言,任何人讨论现代性而忽视后现代性的存在,恐怕是不大恰当、极可能被质疑的。在这个意义上,皮特•尼杰科夫的话是有道理的,任何人在今天讨论现代性或/和后现代性,都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甚至脱离了一方就无法讨论另一方 。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阐述,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即用后现代性视角来理解现代性,而后现代性又总是作为现代性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鲍曼在其把学术视野转向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著作《立法者和阐释者》一书中,从一开始就是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对应提出的。但在随后出版的几本著作中,鲍曼主要集中于对现代性的批判,随后才阐述他的后现代性的内涵和特征,这并不是说他的后现代性思想产生于他的现代性批判之后,而是他的后现代性思想在他的现代性批判中进一步清晰起来,当然也就出现进一步的理论任务和兴趣,所以,现代性批判不仅不能忽视,反而是分析鲍曼的后现代性理论的基础。 可以认为,在鲍曼那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互为视角的。这一章的任务就是分析鲍曼的现代性批判,在介绍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特点,并且关注鲍曼的现代性理论在整个现代性话语中的独特之处。
鲍曼通过对几种主要的现代性理论进行分析后指出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特征,其中之一是他们“都从‘内部’看现代性”,它们“都是自我指涉和自我确证的”,“在它之外看不到任何东西,从而没有能够使现代性这一现象自身相对化和对象化的东西,同样原因,也无法把它看作一个意义已经被确定和限定的完成了的事件”。 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已经盖棺论定了的对象,一个在本质上已经实现了的产品,一个有明确的开端和尾声的历史事件。 鲍曼反对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但他借鉴了其特征:外在审视现代性,强调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存在根本区别,但它们之间的连续和关联也同样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