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文化方舟 平装

以“跨文化中国学”为视角，回顾中国民俗学史的发展历程 

本书重点关注各种民俗与民间文学的相遇冲突与变迁中所产生的、带有创新产品的历史遗产，以及当时影响巨大并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几个突出阶段，由此梳理中国民俗学术史。 

 

自 序
本书在“跨文化中国学”视角下展开民俗学学术史研究，主要体现以下两个基本的思考：一是中国本位、世界眼光、中外学术史的整体研究；二是对“文化差异”和“文化和解”的概念研究。这不是做全史，而是做阶段史，就中外文化交流与国内多民族跨文化聚居的历史影响，以及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突出阶段，通过梳理民俗学学术史的过程，揭示中国理论形态，提出一些新问题。
民俗学学术史研究的问题，是将民俗学意识与开放意识相协调，语言思维、想象思维与对话思维相结合，贯通古今中外民俗民间文学传承规律的分析系统和话语系统。但它不是泰勒身后的反殖民进程报告，不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的研究，也不是对全球化下商业利益与文化传统的反思。它面对的是一个长久的学术问题：自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将“风俗”一词纳入大文化的概念之后，“民俗”（包括民间文学）的含义，就与同一概念中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等组合在一起，以适用于一切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研究，但民俗学研究缺乏理论工具。西方民俗学是一门很早的专业，始终具有与人类、国家、民族和历史相磨合的思维模式，却难以在人文科学中呈现自己的鲜明特色，由于忽略多元因素，结果不足以解释东方国家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丰富性。
中国民俗学的基础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叙事逻辑，而不是提前预设研究逻辑。它具有评点智慧、反抗思想和内省精神，但不是从一开始就使用质疑性和对抗性的批评思维。它带有通天拔地的想象力与诗学的概括力，但缺少形而上学的概念和推理。这种理论形态坚忍穷变，转化为一种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和不畏艰苦的行动范式。20世纪是中西思想大碰撞的时代，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理论发展的时机，民俗学者试图整合地方来源、历史来源和民族来源的优势，抵御研究资料的分散性、无法测试性和样本的衍生性、无穷性。为此，本书将中国传统本位、现代民俗学与20世纪中外学术相遇合的问题分三部分讨论：一是中俄民俗学理论交流史，二是民俗学与海外汉学，三是民俗学与东方学。
中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理论，极为丰富。20世纪50年代，俄国民俗学（以民间文学理论为主）输入中国，在双方思维方式和学术体系的巨大差异下，中国民俗学传统和现代理论久蓄后发，破茧成蝶，最终走上了中国民俗学派的道路，同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也有各自的经历。总结这段学术史，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多国共同探索东方民俗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可以回顾东方学者对西方民俗学同行做出的不可重复的补白，也可以重新评价社会主义学说与民俗学理论交叉的轨迹。
民俗学与海外汉学的互相借鉴，带来了多种收获，但突出的变化是将民俗学从传统国学中剥离出来，在神话学、故事学、古典文学、历史学、汉字学、艺术学、民族志学和科技史等方面，建立中国本位的现代理论问题和方法。民俗学与东方学的交叉研究，相对集中于中国民俗学与印度学研究，后者包括印度故事、史诗和佛典等。做上述特殊阶段的学术史研究，并非笔者的刻意选择，而是由这几个阶段的开辟者和他们的经典著述所决定，他们是：钟敬文、顾颉刚、盐谷温、李约瑟、季羡林、契切罗夫、李福清、汪德迈……这些领域的对话点很多，但不采取跨文化中国学的视角，有些方面的学术史资料就无从归集；有了跨文化中国学的视角，这些资料就能井井有条。
跨文化不等于国际化。国际化是从本国出发看世界，跨文化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跨文化学的本质是对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追求。但跨文化学的研究也会受到人类理论能力和知识范围的限制，所以研究学术史告诉我们，要在不断补充和辩证的过程中实现繁荣。在这种昂扬而踏实的理论追求层面上，“跨文化中国学”是一只文化方舟，在历史的长河中徐徐向前。

董晓萍（1950-2026），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民间文化研究所所长、数字民俗学实验室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田野民俗志》《不灌而治》《全球化与民俗化》《中国民俗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专论》《钟敬文与中国民俗学派》《跨文化民俗学》《跨文化民间叙事学》《跨文化技术民俗学》《跨文化民间文学十六讲》等，发表中、英、法、日论文500 余篇。主编《钟敬文全集》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此外多次获得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20世纪的中西思想大碰撞，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理论的发展机遇。现代民俗学者试图整合历史资源、地方资源和民族资源的优势，抵御研究资料的分散性、无法测试性和样本的衍生性、无穷性。本书分为三部分：一是中俄民俗学理论交流史，二是民俗学与海外汉学，三是民俗学与东方学，从“跨文化中国学”视角出发，着重考察中外文化交流形成的创新性的民俗学历史遗产，进而提出中国民俗学植根于本国文化传统、叙事逻辑，具有反抗思想和内省精神，以及非凡的想象力与诗学的概括力。 

第一部分　中俄民俗学理论交流史
导言　俄罗斯民俗学理论遗产
第一章　作家与民众的世界观共同体
　第一节　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统一世界观
　第二节　民间文学搜集运动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统一世界观
　第三节　苏联阵营国家和中国的民间文学搜集运动
第二章　民间文学理论的性质
　第一节　口头性
　第二节　集体性
　第三节　变异性与传承性
第三章　苏联民间文艺学史
　第一节　历史的辩证分期的特点
　第二节　民间文学分期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三节　民间文学评论的历史性
　第四节　民间文学体裁的历史性
　第五节　民间文学与民俗
第四章　晚清民间文艺学史及其拓展
　第一节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的逻辑框架
　第二节　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分期与目标
　第三节　晚清学者及其著述的世界观
　第四节　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内部焦点
　第五节　晚清民间文艺学史的外向焦点
　第六节　从孔子编《诗经》、朱熹注《楚辞》到鲁迅的民间文学观
第五章　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
　第一节　民俗学及其学科建设的前史
　第二节　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转折点
　第三节　民俗学学科的经典命题与基本要素
第二部分　民俗学与海外汉学
第六章　神话故事研究——兼论盐谷温的神话观
　导语
　第一节　盐谷温和钟敬文的《楚辞》研究
　第二节　《楚辞》神话研究的中国学价值
　第三节　《楚辞》神话的后续研究
　第四节　构建中国神话研究体系的几个问题
　余论
第七章　民俗学中国化的一块基石——论钟敬文的故事学研究
　第一节　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第二节　钟敬文故事学的形成特点
第八章　民俗学与科技史学——钟敬文与李约瑟关于中国谚语的世纪对话
　第一节　民俗学与技术史学的相遇
　第二节　农谚研究的技术与文化二元性
第九章　汪德迈的中国学
　第一节　民俗学与跨文化学的共享概念
　第二节　汉字学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第三节　《新汉文化圈》与《文心雕龙》
第三部分　民俗学与东方学
第十章　民俗学与印度文学——钟敬文与季羡林合作的一段学术史
　第一节　中印故事思维形式与类型
　第二节　季羡林与钟敬文解决的学术史重要问题
　第三节　方法论与几点学术史认识
附录　《三国演义》泰文版：翻译与国家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