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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日本对华渐进扩张的真实轨迹
偶然的地方小事,累积成必然的侵略大势
从微观的博弈,呈现日本对华试探、渗透推进的扩张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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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日本对华渐进扩张的真实轨迹
偶然的地方小事,累积成必然的侵略大势
从微观的博弈,呈现日本对华试探、渗透推进的扩张轨迹
民国初期,随着日本商民大量进入中国,中日之间冲突事件频发。1912年至1919年正值日本大正初年,本书通过对民国初年中日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开展多案例文本分析后发现,此时期大多数中日冲突事件,都和日本驻华驻军、日本驻华领事馆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考察上述冲突事件,既可以厘清个案史实,又可窥见这一阶段中日冲突事件的整体样貌,还能够体察中日各方势力围绕各类事件展开的博弈与角力;在此基础之上,亦可置于长时段脉络之下考察日本对华政策的推进与演变。就个案而言,此类冲突或许只是偶发的地方性小事;但若置于整体视野之下,从事件的冲突、交涉与各方应对之中,便能够体察日本对华侵略逐步推进的内在趋势。
1889年,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日本从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了君主立宪制,由此确立了近代天皇制,军部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日本一方面致力于废除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以确立在周边区域的特殊权益,并力争获得欧美列强的承认。首先,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割占了中国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并设置台湾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其次,日俄战争后,日本租借了旅顺、大连,并继承了南满铁路的权益;再次,日本通过《塔夫脱—桂太郎协定》承认美国在菲律宾的特殊权益,以此换取美国对日本在朝鲜半岛统治权的承认。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设置朝鲜总督府,开始了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
由于吞并韩国,朝鲜问题变成日本的所谓内政问题,自此之后,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政策无论如何改变,其核心目标始终围绕维护和扩张在华利益。换言之,随着利益线被逐步转化为主权线,以及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日本在中国大陆的政策聚焦于如何扩张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
大正政变后,陆军的势力受到一定程度压制,与此相对,政党势力抬头,外务省开始争取对华政策的主导权,而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及其派出机关、其他民间团体(如对支同志会)等也都积极行动,独自或与其他对外强硬势力勾结,欺压中国,采取非法行动或效仿西方列强的强盗手段(如利用传教士等被杀为借口)制造中日间的冲突事件,之后又以强大的武力为背景指责中国方面的无理,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同时日本还利用这些事件,煽动国内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以维护扩大其在华利益。这正是民初中日间冲突事件频发,而日本驻华军队、领事馆等势力积极参与的深层动因。
随着1918年9月原敬的组阁,日本确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原敬和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维持合作关系,但仍意图削弱军队对外交的影响,还在对华政策上推行相对稳健的不干涉方针。由此,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的扩张势头受到短暂的抑制,中日关系进入相对缓和期。然而,此后冲突事件依然频发,但是无论是事件的发生、发展还是交涉、解决与前期并无本质变化。
这数十年间,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展开,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起到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中外学界对此进行了重点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总结。首先,是军部的强硬论及日本大陆政策的展开,此类研究着眼于日本对华军事力量的强化;其次,是日本大陆政策展开过程中,外交担当者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视角,必须关注的是北冈伸一的《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北冈指出,近代日本政治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扩张主义,日本为顺应世界大势,必须持续进行对外扩张,否则就会走上衰落。自幕末至明治前期,欧美列强对日本独立的威胁始终存在,因此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开始积极推行大陆扩张政策,并不断强化,到一战时达到顶峰。北冈还从日本对华政策和陆军内部的权力构造两个维度,归纳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两种类型,即山县有朋、寺内正毅的援助—合作论和上原勇作、田中义一的威压—合作论。
然而,北冈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例如夸大了上原派的政治影响力,却未深入分析长州派内部的分裂,如山县有朋、桂太郎的旧长州系与上原勇作所领上原派之间的对立。对此,小林道彦将北冈提出的大陆政策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考察了元老、藩阀(包括陆海军、外务省、殖民地统治机构)、政党(如政友会等)在大陆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还纠正了以往将藩阀势力看作一体的认识,重点分析了被忽视的桂太郎—后藤新平路线,明确了藩阀、政党、陆海军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了日本陆海军协调的必然性,甚至提出军部尚未真正形成的观点,认为这是由于萨摩、长洲藩分别掌握海军体制所致。
北冈和小林的共同问题点是低估了大正政变的影响,即桂园体制崩溃后日本政治的多中心化趋势,体现在日本的外交方面就是所谓的二元外交、三元外交等。关于大正政变,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政变导致的陆海军对立加剧,也就是说,山本内阁通过断然废除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欲实现从中央到派出机构一步步削减陆军势力的目的。当然,其之所以能实现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大正政变后国内舆论的缓和和政党的让步。其次,作为大正政变的结果之一出现的桂太郎新党,在桂太郎死后形成了立宪同志会及其后的宪政会。日本由此出现了两大政党,满足了政党时代的前提条件。加上进入大正时代以后,元老集团的引退及死亡,造成元老在官僚机构内部进行利害调整功能的弱化,由此导致了政党势力的抬头,军队、外务省在大陆政策的决定和推进方面地位上浮,政治趋向于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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