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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彙集唐五代至明代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口語實際情況的文獻資料，分卷出版，目的是爲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可資參考的基本材料。
近代漢語的研究對象是早期白話。早期白話從什麽時候開始，這個問題很難用簡單的話説清楚。因爲在文言占據書面語的統治地位的時代，很少有人用真正的白話來寫文章，我們目前没有足够的文獻資料來説清楚這個問題。今天所能看到的通篇純用白話寫成的作品最早要算那些被稱爲「話本」的短篇白話小説，其中有些篇的初作年代大約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當然，這不等於説白話遲至南宋才産生。「話本」那樣的白話作品，不可能是突然出現的。在它之前，晚唐五代的「變文」已經比較接近口語；變文以外，敦煌石室藏卷中還有一些話本和俗賦，其語言也與變文屬同一類型。這都可以説是早期白話作品的濫觴。如果再往上追溯，六朝時期翻譯佛經，譯經的文章裹就有不少白話成份。南朝宋劉義撰寫《世説新語》，記述後漢至東晉間佚聞遺事和名士言行，書中也有用了若干口語語彙。拿韵文來説，從六朝樂府歌辭直到一部份唐詩，都比同時代的散文更接近口語。這些作品爲通篇語體的白話文章的産生準備了條件。
這裏有個分期問題，也就是説，這部《彙編》選材從什麽時候開始。這是一個不太容易處理得好的問題。我們的選材從唐五代開始，並不等於説在此以前就没有研究近代漢語語法史可資利用的材料，而是因爲用當時的口語做基礎，而或多或少地攙雜着文言成份的作品大致是從唐五代才開始出現的。《彙編》唐五代卷所收的唐人傳奇《游仙窟》、禪宗語録、變文等材料就説明了這一點。
唐五代卷所收以禪宗語録和變文爲主。這是佛教傳入的産物。
佛教的傳入大約是西漢末或東漢初的事。六朝时期，佛教勢力已經很鞏固，到了唐代又有更大的發展，並形成許多宗派。禪宗就是其中影響很大的一派。這一宗有它特殊的主張和方法，認爲主觀上有所覺悟就可以成佛，因而不重誦經修行而採取口耳傳習的方法。這一派的「語录」特别盛行，原因卽在於此。禪师怎麽講説佛法，弟子就怎麽記録下来。唐五代卷所收的《六祖壇經》、《神會語録》和《祖堂集》，都是這種性質的文獻。
唐五代卷還收録了變文以及性質與之相近的俗文學作品。變文本來是唐代寺院和民間流行的「俗講」的産物，最初大概是以講唱佛經故事爲主，後來才增加了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説的題材。變文的語言比較通俗，這正是服務於宣傳佛教的目的的。
從語録和變文一類俗文學作品的增加，可以看出由於佛教傳播的影響，白話文獻的數量越來越增多。
唐五代卷以下，宋、元、明各卷所收的材料，其口語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也越來越能反映出語法發展的真實面貌。
宋代卷大致包括三方面的材料：
一是宋儒語録。從南北朝到隋唐的幾百年間，佛教勢力興盛，儒家思想漸趨低潮，但唐中葉以後又逐漸擡頭。韓愈攘斥佛老，已開先河；宋儒更以古代儒家學説爲本，融合老莊哲學，建立了所谓「道学」。宋儒最喜歡給儒家經典以新的解説，講學之風一時大盛，他們講學或談話的記録卽所謂宋儒語録。選録在這一卷裹的二程和朱熹的語録就屬於這種性質。
另一種是使臣出使談判的實録。談判關係到國家領土，不容含糊，用白話記載比用文言更能存真。宋代卷裹收的《乙卯入國奏請》和《三朝北盟會編》裹的幾篇實録，白話化的程度都很高，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三朝北盟會編》裹的白話資料散見於原書各卷，翻檢不便，我們把這些資料摘鈔出來，集中編録，以便研究者使用。
第三種是戲曲小説。這同樣是白話化程度很高的文獻，但是有一個時代問題需要弄清楚。收入本卷的幾種戲曲小説，作者是誰，都難以考證，它們到底是什麽時代的作品也就成了問題。不過有的可以定出大略的年代。如《劉知遠諸宫調》發現於西夏黑水城遺址，一般認爲刊印在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攻克黑水城以前，寫作時期應該更早些，爲金代作品無疑。《張協狀元》大約是南宋末年的作品，也是得到研究者公認的。至於《簡貼和尚》等六篇被稱爲「話本」的白話小説究竟屬於什麽時代，至今還没有一致的看法。現作把它們暫時放在宋代卷，這是因爲我們相信，它們有可能初作於南宋，儘管不能排除其中有後人修改的成份。
此外還收了《碧巖録》、《大慧書》和《虚堂和尚語録》。這是繼承唐代禪宗餘绪的产物。再往後，元明时期虽也有禅宗语录出现，但大多陈陈相因，陈词滥调很多，不再能反映语言实际了。
元代卷除了收录戏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小说以外，重点收了白话碑、白话讲章和《元典章•刑部》等材料。《元典章•刑部》里衆多的案例都是很好的语法史研究素材。官司诉讼，关系重大，需要如实记录，不能走样。历代的狱辞、诉状，乃至奏章，保存口语材料独多，原因盖在於此。较早的如《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裹审讯宫女的记载，《文选•奏弹刘整》裹引述的诉状、证词。《南齐书•王奂傅》里孔稚圭的奏章，晚一些的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挥尘录》裹王俊诬陷岳飞的诉状，《牧斋初学集》裹的李善长狱词，乃至清代档案内的刑科题本，等等，其中都不乏反映口语的材料。
明代开始出现了许多长篇白话小说，这当然是借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的极好材料，但是因为其中最重要的几部都已经出版了单行本，所以这部《汇编》没有收进去。
明代卷所收的文献，性质各不相同。《元朝秘史》是明朝初年的口语体翻译作品。《遇恩录》、《牧斋初学集》所引的《太祖实录》，以及《正统临戎录》。是「实录」性质的文献。《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旧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部会话书。原著者已不可考，成书时期也没有记载， 一般认为成书在元朝末年，约在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到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元朝灭亡之间。现在看到的本子是一四八○年以後删改过的。
大约在一九八二年，梅祖麟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裹谈到组织人力编纂这样一部《汇编》的打算。後来我读到他一九八○年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裹的白话资料》(《中国书目季刊》十四卷二期），才知道那篇文章裹已经有了这一设想。那裹面说：
「我心目中有个《中古汉语语法史资料汇编》，这是一套年代准确，以散文口语为主，高度集中的语料。另外一个尺度是每个世纪有他代表性的文献。从《世说新语》(刘义庆，四○三——四四四）到《朱子语类》(朱熹，一一三○——二一○○）约有八百年，假如以三百页代表一世纪，这本书该是二四○○页。核刊，标点，注释这类工作当然要做，其他就是引得，最理想是又有断代的引得，又有综合的引得。
「此外每宗资料需要一个简短的序，说明资料的地域，时期，性质。所谓「性质」，就是这种语法在何种情形下产生的，原来是做什麽用的，反映口语的程度如何。」
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梅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语法史专题课程，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又谈起编纂这部《汇编》的事。最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在梅先生的热心推动下，约集这两个单位的几位同志正式开始了这项工作。
我们现在编成的这部《汇编》，跟梅先生一九八○年设想的有一些不同（或者说是差距）。最主要的不同在於《汇编》以收集材料、校勘、断句、标点为主，没有加其他说明文字，也没有编制引得，因为这是我们目前的人力所难以做到的。大家手上都有其他教学或科研任务，很难挤出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把这许多文献加以初步整理，提给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的专家学者，供他们采用。假如专家学者们能够通过他们对这批材料的深入研究，发现和总结汉语语法史的某些规律，或者对这批材料本身进行考订而有所发现，我们参加编纂这部《汇编》的几个人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我们多少起了一点铺路基石的作用。
刘 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近代漢語的研究對象是早期白話。早期白話從什麽時候開始，這個問題很難用簡單的話説清楚。因爲在文言占據書面語的統治地位的時代，很少有人用真正的白話來寫文章，我們目前没有足够的文獻資料來説清楚這個問題。今天所能看到的通篇純用白話寫成的作品最早要算那些被稱爲「話本」的短篇白話小説，其中有些篇的初作年代大約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當然，這不等於説白話遲至南宋才産生。「話本」那樣的白話作品，不可能是突然出現的。在它之前，晚唐五代的「變文」已經比較接近口語；變文以外，敦煌石室藏卷中還有一些話本和俗賦，其語言也與變文屬同一類型。這都可以説是早期白話作品的濫觴。如果再往上追溯，六朝時期翻譯佛經，譯經的文章裹就有不少白話成份。南朝宋劉義撰寫《世説新語》，記述後漢至東晉間佚聞遺事和名士言行，書中也有用了若干口語語彙。拿韵文來説，從六朝樂府歌辭直到一部份唐詩，都比同時代的散文更接近口語。這些作品爲通篇語體的白話文章的産生準備了條件。
這裏有個分期問題，也就是説，這部《彙編》選材從什麽時候開始。這是一個不太容易處理得好的問題。我們的選材從唐五代開始，並不等於説在此以前就没有研究近代漢語語法史可資利用的材料，而是因爲用當時的口語做基礎，而或多或少地攙雜着文言成份的作品大致是從唐五代才開始出現的。《彙編》唐五代卷所收的唐人傳奇《游仙窟》、禪宗語録、變文等材料就説明了這一點。
唐五代卷所收以禪宗語録和變文爲主。這是佛教傳入的産物。
佛教的傳入大約是西漢末或東漢初的事。六朝时期，佛教勢力已經很鞏固，到了唐代又有更大的發展，並形成許多宗派。禪宗就是其中影響很大的一派。這一宗有它特殊的主張和方法，認爲主觀上有所覺悟就可以成佛，因而不重誦經修行而採取口耳傳習的方法。這一派的「語录」特别盛行，原因卽在於此。禪师怎麽講説佛法，弟子就怎麽記録下来。唐五代卷所收的《六祖壇經》、《神會語録》和《祖堂集》，都是這種性質的文獻。
唐五代卷還收録了變文以及性質與之相近的俗文學作品。變文本來是唐代寺院和民間流行的「俗講」的産物，最初大概是以講唱佛經故事爲主，後來才增加了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説的題材。變文的語言比較通俗，這正是服務於宣傳佛教的目的的。
從語録和變文一類俗文學作品的增加，可以看出由於佛教傳播的影響，白話文獻的數量越來越增多。
唐五代卷以下，宋、元、明各卷所收的材料，其口語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也越來越能反映出語法發展的真實面貌。
宋代卷大致包括三方面的材料：
一是宋儒語録。從南北朝到隋唐的幾百年間，佛教勢力興盛，儒家思想漸趨低潮，但唐中葉以後又逐漸擡頭。韓愈攘斥佛老，已開先河；宋儒更以古代儒家學説爲本，融合老莊哲學，建立了所谓「道学」。宋儒最喜歡給儒家經典以新的解説，講學之風一時大盛，他們講學或談話的記録卽所謂宋儒語録。選録在這一卷裹的二程和朱熹的語録就屬於這種性質。
另一種是使臣出使談判的實録。談判關係到國家領土，不容含糊，用白話記載比用文言更能存真。宋代卷裹收的《乙卯入國奏請》和《三朝北盟會編》裹的幾篇實録，白話化的程度都很高，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三朝北盟會編》裹的白話資料散見於原書各卷，翻檢不便，我們把這些資料摘鈔出來，集中編録，以便研究者使用。
第三種是戲曲小説。這同樣是白話化程度很高的文獻，但是有一個時代問題需要弄清楚。收入本卷的幾種戲曲小説，作者是誰，都難以考證，它們到底是什麽時代的作品也就成了問題。不過有的可以定出大略的年代。如《劉知遠諸宫調》發現於西夏黑水城遺址，一般認爲刊印在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攻克黑水城以前，寫作時期應該更早些，爲金代作品無疑。《張協狀元》大約是南宋末年的作品，也是得到研究者公認的。至於《簡貼和尚》等六篇被稱爲「話本」的白話小説究竟屬於什麽時代，至今還没有一致的看法。現作把它們暫時放在宋代卷，這是因爲我們相信，它們有可能初作於南宋，儘管不能排除其中有後人修改的成份。
此外還收了《碧巖録》、《大慧書》和《虚堂和尚語録》。這是繼承唐代禪宗餘绪的产物。再往後，元明时期虽也有禅宗语录出现，但大多陈陈相因，陈词滥调很多，不再能反映语言实际了。
元代卷除了收录戏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小说以外，重点收了白话碑、白话讲章和《元典章•刑部》等材料。《元典章•刑部》里衆多的案例都是很好的语法史研究素材。官司诉讼，关系重大，需要如实记录，不能走样。历代的狱辞、诉状，乃至奏章，保存口语材料独多，原因盖在於此。较早的如《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裹审讯宫女的记载，《文选•奏弹刘整》裹引述的诉状、证词。《南齐书•王奂傅》里孔稚圭的奏章，晚一些的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挥尘录》裹王俊诬陷岳飞的诉状，《牧斋初学集》裹的李善长狱词，乃至清代档案内的刑科题本，等等，其中都不乏反映口语的材料。
明代开始出现了许多长篇白话小说，这当然是借以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的极好材料，但是因为其中最重要的几部都已经出版了单行本，所以这部《汇编》没有收进去。
明代卷所收的文献，性质各不相同。《元朝秘史》是明朝初年的口语体翻译作品。《遇恩录》、《牧斋初学集》所引的《太祖实录》，以及《正统临戎录》。是「实录」性质的文献。《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旧时朝鲜人学习汉语的两部会话书。原著者已不可考，成书时期也没有记载， 一般认为成书在元朝末年，约在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到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元朝灭亡之间。现在看到的本子是一四八○年以後删改过的。
大约在一九八二年，梅祖麟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裹谈到组织人力编纂这样一部《汇编》的打算。後来我读到他一九八○年写的《<三朝北盟会编>裹的白话资料》(《中国书目季刊》十四卷二期），才知道那篇文章裹已经有了这一设想。那裹面说：
「我心目中有个《中古汉语语法史资料汇编》，这是一套年代准确，以散文口语为主，高度集中的语料。另外一个尺度是每个世纪有他代表性的文献。从《世说新语》(刘义庆，四○三——四四四）到《朱子语类》(朱熹，一一三○——二一○○）约有八百年，假如以三百页代表一世纪，这本书该是二四○○页。核刊，标点，注释这类工作当然要做，其他就是引得，最理想是又有断代的引得，又有综合的引得。
「此外每宗资料需要一个简短的序，说明资料的地域，时期，性质。所谓「性质」，就是这种语法在何种情形下产生的，原来是做什麽用的，反映口语的程度如何。」
一九八三年上半年，梅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语法史专题课程，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又谈起编纂这部《汇编》的事。最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下，在梅先生的热心推动下，约集这两个单位的几位同志正式开始了这项工作。
我们现在编成的这部《汇编》，跟梅先生一九八○年设想的有一些不同（或者说是差距）。最主要的不同在於《汇编》以收集材料、校勘、断句、标点为主，没有加其他说明文字，也没有编制引得，因为这是我们目前的人力所难以做到的。大家手上都有其他教学或科研任务，很难挤出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把这许多文献加以初步整理，提给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的专家学者，供他们采用。假如专家学者们能够通过他们对这批材料的深入研究，发现和总结汉语语法史的某些规律，或者对这批材料本身进行考订而有所发现，我们参加编纂这部《汇编》的几个人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我们多少起了一点铺路基石的作用。
刘 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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