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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第一版序言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戒。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其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其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韵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连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增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小的问题上有些更改，而第七版差不多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本书的第一版中，含有在适当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完成本书的诺言，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但是，我订出的计划规模太大了，由于现代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这个计划的范围——尤其是现实的方面——就随着它的推动而日益扩大了。所以，不久我只得放弃以两卷完成本书的希望。我的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更改；一部分因为形势的发展，一部分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以及精力的衰颓。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继续。第三本（关于贸易、金融和工业的将来）则高深得多了。我打算尽我力之所及，在这三卷书中研究经济学的一切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仍然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二个民族的经济组 织，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在大自然的表现中，那些最常发生的、而且是如此井井有条以致能被仔细观察和精密研究的表现，是其他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那些时作时辍的、罕见的和难以观察的表现，则常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特殊的研究。“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上述两类不同的表现之对比，可从大企业的研究之分配于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中得到例证。如果任何产业部门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公开的机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第一流的企业，而过了相当时期也许又衰落了，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就能根据“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情况来估计，所谓代表性企业就是享有很大一部分的内部经济——这种经济属于组织良好的个别企业所有——，和由于整个区域的共同组织而产生的一般或外部经济。这种企业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是适当的。基础稳固的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手中之独占事业，调整它的价格所依据的原理，诚然主要是为它自己的收入打算，但多少也考虑它的顾客的利益，这种原理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托拉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广大市场时，当利害相共的团体正在建立和解散时，尤其当任何特定的企业之政策方针不光是受着眼于它自己营业的成功的思想的支配，而是服从大的股票市场的操纵或某种控制市场的运动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在研究基础的书中是不能适当地研究的，它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某一部分之书的范围。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这样，我们首先单独研究某一特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初步关系。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这种科学的方法早在科学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自古以来明达的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困难问题，就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这个方法了。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特殊种类的商品之需求和供给的条件之变化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开始对这些条件之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观察。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最后就接触到国民收益分配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一重大的中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理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间接地受到其他要素的供求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有各个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入之特点，支配了人类的关系；这些特点也许会重点占优势。但在现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水路运费的低廉，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报酬递减这个名词的意义而说的，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往往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即使按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长久继续下去的话，则从土地的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一切形式的物质财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到那时这些财产也许会体现等于现在二十倍的劳动，仍是如此。
在本书的历次再版中（一直到第八版）日益注重上述的事实；并日益注重以下这个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在每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边际，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对于以下这个补充的事实也同样地日益注重：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关于它的法则是普遍的，即：(1)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决定价格的力量之作用，只有在边际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必须依据长期以及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与必须依据短期以及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成本的性质之不同，的确造成了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个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探知的结果比那些表面的、引起粗心的观察者注意的结果，往往更为重要，而且处于相反的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上所存在的和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而在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之前，我们也许要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
在经济学的材料之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逐步地和尝试地力图把小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之于经济学。近代我们之所以已能对自然的性质加以控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得力于这种方法。这种新的分析法仍然是幼稚的；它没有独断之见，也没有正统的标准。它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以获得一套完全确定的术语；所以关于名词的最适当使用和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正常发展的标志。可是，事实上，在用这个新方法积极地从事研究的人之中，尤其是在曾经学习过物理学上较为单纯和明确、因而较为高深的问题的人之中，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表现了显著的和谐与一致。这个方法对于经济研究上它所适合的虽不多，但重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不必等到下一代，大概就不会再有争论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阶段中，我妻都给我帮助和提示。每版都极其得力于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土和普赖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很大；福拉克斯先生也为我出力不少。在各版中的某些地方，在特殊问题上给我帮助的许多人之中，我要特别感谢艾希利、凯南、埃杰沃斯、哈佛菲耳德、庇古与陶西格诸位教授；以及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六号寓所
经济状况是经常地起变化的，每一时代都是以它自己的方法来观察它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和美国，经济学的研究现在都比以前更为努力进行；但这一切活动只是更为清楚地表明，经济学是——而且必然是——一种缓慢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当代最好的著作中，有些初看起来的确似乎与前人的著作有矛盾；但当这些著作日久成熟，粗糙的地方已经修正时，我们就可知道，它们实在并没有违反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
借助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新著作，并且关系到我们自己时代的新问题，本书打算对旧的学说加以新的解释。第一篇说明了本书总的范围和目的；在第一篇之末对于经济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与经济研究有关的主要实际问题，也有简短的叙述。依照英国的传统见解，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观察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而且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戒。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的确，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以一个“经济人”的活动为内容，建立一种抽象的经济学，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但是，这种打算却没有获得成功，甚至也没有彻底实行过。因为，它们从没有把经济人真正当作是完全利己的：一个怀有利人的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是最能信任的，他的正常的动机常被默认为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但是，他的动机既包括家庭情感在内，为什么它就不能包括其他一切利人的动机——其作用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任何等级的人之中都是如此地一律，以致能被变为一般法则——在内呢？这似乎是没有理由的；在本书中把正常的活动看作是一个产业集团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会有的活动；而对于任何动机——其作用是有规律的——的影响不加考虑，只是因为这种动机是利人的，在本书中却没有这样的打算。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
这个原理不但应用到动机之道德上的特性——一个人在选择他的目的时会受到这种特性的影响，而且应用到他追求他的目的时所有的聪明、努力和进取心。这样，我们就着重以下的事实：从“城里人”的活动——这种活动基于精明和有远见的计算，并以努力和才能来实行，到既无力量又无意志以营业性的方法来做事的普通人的活动，其中具有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正常的甘愿节省、正常的甘愿为某种金钱报酬而努力，或者找寻买卖的最好市场或是为自己或子弟找寻最有利的职业之正常的留心——诸如此类的话必须是与在一定地点和时间的某一阶级的成员有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则正常价值的理论就可同样地应用于非营业性的阶级之活动，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没有像应用于商人或银行家的活动那样准确。
正像在正常的行为与暂时看作是不正常的行为之间没有显著韵区别一样，正常价值与“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后者是一时的偶然事件占优势的价值；而正常价值是考虑中的经济条件如有时间毫无阻碍地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终能获得的价值。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由于连续的程度上的差别而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想到商品交易所中时时刻刻的变化，我们也许认为是正常的价值，但从一年的历史来看，这种价值不过是表明现行的变化而已：从一年的历史来看的正常价值，如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看，也不过是现行的价值而已。因为，时间的因素——这差不多是每一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本身是绝对连续的：大自然没有把时间绝对地分为长期和短期；但由于不知不觉的程度上的差别，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对一个问题来说是短期，而对另一个问题却是长期了。
这样，例如地租和资本的利息的区别，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要看我们心目中的时期的长短而定。一样东西被当作是“自由的”或“流动的”资本或新的投资的利息是适当的，但被当作是旧的投资的一种地租——以后称为准地租——则更为适当。流动资本与已被“固定”于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没有显著的区别，新的投资与旧的投资之间也没有显著的区别；每种资本与另一种资本逐渐结合在一起了。即使土地的地租，不是被看作一样孤立的东西，而是被看作一个大类中主要的一种东西；虽然地租的确具有它自己的特征，从理论和实际的观点来看，这种特征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人的本身与他使用的工具虽有显著的区别；人类努力和牺牲的供给和需求虽然各有特征，而与有形货物的供求不同，但是，毕竟这种货物本身通常是人类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一个大的整体中的两个部分；即使在细节问题上两者之间存在差别，但经研究后可以知道，大部分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正像鸟类和兽类虽然形状上大不相同，但在它们的躯体中都有一个基本观念一样，供求平衡的一般理论也是贯通分配和交换的中心问题之各部分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
连续原理还可应用到名词的使用上去。常有这样一种尝试：将经济货物分为规定明确的种类——关于这种货物能作出许多简明的命题，以满足学者对逻辑上的准确之欲望，和一般人对貌似深奥而实易了解的教条之爱好。但是，由于进行了这种尝试，和在大自然没有划分界限的地方划出广泛的人为分界线，似乎已经发生很大的弊端。一种经济学说愈是简单和绝对，倘使它所指的分界线在实际生活中不能找到的话，则在把它应用到实际时它带来的混乱就愈大。在实际生活中，在算作资本与不算作资本的东西之间、必需品与非必需品之间，或生产的与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
关于发展的连续之概念，对一切近代经济思想的派别都是共同的，不论对这些派别所发生的主要影响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班塞的著作所代表的；还是历史和哲学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和欧洲大陆及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伦理历史研究所代表的。这两种影响左右本书所表明的观点之实质，比其他任何影响为大；但是这些观点在形式上却最受连续性的数学观念之影响——如古尔诺的《财富理论中数学原理的研究》所代表的。古尔诺告诉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经济问题的各种因素不是被看作以连锁的因果关系逐一决定的，如甲决定乙、乙决定丙，等等，而是将它们看作互相决定的。大自然的作用是复杂的：如果把这种作用说成是简单的，并设法以一系列的基本命题来阐明它，毕竟没有什么好处。
在古尔诺和屠能的启发下(后者的影响较小)，使我对以下的事实大为重视：在精神和物质世界中，我们的对自然的观察，与总数量的关系没有与增加量的关系那样大；特别是，对一物的需要是一个连续的函数，这物的“边际”增加量在稳定的平衡下，为它的生产费用的相应增加所抵消了。如果没有数学符号或图表的帮助，我们要完全明了这一方面的连续性是不容易的。使用图表并不需要特殊知识，而且图表比数学符号往往更能正确地和容易地表明经济生活的情况。在本书的脚注中应用图表作为补充说明。正文中的论断从不使用符号和图表，它们是可以省掉的。但是，经验似乎表明：借助于它们，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原理就能得到更为明确的理解；而且对于许多属于纯理论的问题，如果我们一旦知道应用图表的方法，就不愿再用其他方法去解决了。
纯数学在经济问题上的主要用途，似乎在于帮助一个人将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迅速地、简短地并正确地记下来供他自己之用：并使他确信他对他的结论已有足够的——仅仅是足够的——前提(这就是说，他的方程式与他的未知数在数字上恰好相等)。但是，当我们必须使用许多符号时，除了作者自己之外，任何人都觉得非常麻烦。古尔诺的天才虽对于得到他的启发的人必然给予一种新的智力活动，才能与他相似的数学家们虽可使用他们得意的方法为他们自己扫清道路，以达到经济理论中那些只是外表才被提到的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之中心；但是，经济学说改成冗长的数学符号之后，是否有人会细心阅读不是由他自己改写的这种数学符号，似乎还有疑问。然而，在数学语言的应用中已经证明对我自己的目的最为有用的一些范例，已被合在一起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
1890年9月
原著第八版序言
本版是第七版的再版，仅在细小的问题上有些更改，而第七版差不多是第六版的再版。本版的序言与第七版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本书的第一版中，含有在适当时间内出版第二卷以完成本书的诺言，到现在已有三十年了。但是，我订出的计划规模太大了，由于现代的工业革命在发展的速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变化，这个计划的范围——尤其是现实的方面——就随着它的推动而日益扩大了。所以，不久我只得放弃以两卷完成本书的希望。我的随后的计划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更改；一部分因为形势的发展，一部分因为我有其他工作要做以及精力的衰颓。
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实际上是本书的继续。第三本（关于贸易、金融和工业的将来）则高深得多了。我打算尽我力之所及，在这三卷书中研究经济学的一切主要问题。
所以，本书仍然是研究经济学的一般入门的书；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一切方面——类似研究经济学的基础的作品——罗雪尔及其他经济学家把这类作品放在他们所写的关于经济学的几卷书籍中的最前面。本书不涉及通货、市场组织这一类的特殊论题，至于工业组织、就业和工资问题这一类论题则主要是研究它们的正常状态。
经济进化是渐进的。它的进步有时由于政治上的事变而停顿或倒退，但是，它的前进运动决不是突然的；因为，即在西方和日本，它也是以部分自觉与部分不自觉的习惯为基础。天才的发明家、组织者或财政家虽然似乎可以一举而改变二个民族的经济组 织，但是，他的不纯然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那一部分影响，一经研究就可知道，也不外乎是使得久已在准备中的广泛的建设性的发展达到成熟而已。在大自然的表现中，那些最常发生的、而且是如此井井有条以致能被仔细观察和精密研究的表现，是其他大多数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同时，那些时作时辍的、罕见的和难以观察的表现，则常留到以后阶段再进行特殊的研究。“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
上述两类不同的表现之对比，可从大企业的研究之分配于本书和《工业与贸易》中得到例证。如果任何产业部门对新的企业提供了公开的机会，这种企业发展成为第一流的企业，而过了相当时期也许又衰落了，这个产业部门中的正常生产费用就能根据“一个代表性企业”的情况来估计，所谓代表性企业就是享有很大一部分的内部经济——这种经济属于组织良好的个别企业所有——，和由于整个区域的共同组织而产生的一般或外部经济。这种企业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是适当的。基础稳固的在政府部门或大铁路公司手中之独占事业，调整它的价格所依据的原理，诚然主要是为它自己的收入打算，但多少也考虑它的顾客的利益，这种原理的研究属于研究基础之书的范围也是适当的。
但是，当托拉斯正力图控制一个广大市场时，当利害相共的团体正在建立和解散时，尤其当任何特定的企业之政策方针不光是受着眼于它自己营业的成功的思想的支配，而是服从大的股票市场的操纵或某种控制市场的运动时，正常的活动就退避三舍了。这种问题在研究基础的书中是不能适当地研究的，它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某一部分之书的范围。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力量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最好一次研究几种力量，作出若干局部的解答，以辅助我们主要的研究。这样，我们首先单独研究某一特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初步关系。我们用“其他情况不变”这句话，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我们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不过是对它们的活动暂不过问而已。这种科学的方法早在科学发生之前就已存在了，自古以来明达的人研究日常生活中的每个困难问题，就有意或无意地采用这个方法了。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特殊种类的商品之需求和供给的条件之变化开始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开始对这些条件之复杂的相互作用加以观察。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最后就接触到国民收益分配于许多不同的生产要素这一重大的中心问题。同时，动态的“替代”原理经常发生作用，使任何一类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间接地受到其他要素的供求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要素是属于毫无关联的产业部门。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或不如说是生物学的——概念。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在社会历史中曾有各个阶段，而在这些阶段中土地所有权所产生的收入之特点，支配了人类的关系；这些特点也许会重点占优势。但在现代，新土地的开发，加上水路运费的低廉，差不多阻止了报酬递减的倾向——这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报酬递减这个名词的意义而说的，那时英国劳动者每星期的工资往往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但是，如果人口的增长即使按现在增长率的四分之一长久继续下去的话，则从土地的一切用途（假定和现在一样不受当局的限制）上所得的总地租价值，也许会超过从其他一切形式的物质财产所获得的总收入；即使到那时这些财产也许会体现等于现在二十倍的劳动，仍是如此。
在本书的历次再版中（一直到第八版）日益注重上述的事实；并日益注重以下这个有相互关系的事实：在每个生产和贸易部门中，都有一个边际，在那边际之内，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使用量的增加，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有利的；但是，超过了这个边际，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再有增加，就会产生递减的报酬，除非需要有增加，同时要与某一生产要素合用的其他生产要素随着也有适当的增加。对于以下这个补充的事实也同样地日益注重：这个关于边际的概念不是一律的和绝对的：它是随着所研究的问题的条件而变化的，特别是随着与它有关的时间之长短而变化。关于它的法则是普遍的，即：(1)边际成本并不决定价格；(2)决定价格的力量之作用，只有在边际上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3)必须依据长期以及持久的结果来研究的边际，与必须依据短期以及一时的波动来研究的边际，在性质和范围上都是不同的。
边际成本的性质之不同，的确造成了以下人所共知的事实：在一个经济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中，那些不易探知的结果比那些表面的、引起粗心的观察者注意的结果，往往更为重要，而且处于相反的方向。这是在过去的经济分析上所存在的和感到麻烦的主要困难之一；这种困难的全部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而在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之前，我们也许要做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作。
在经济学的材料之极其不同的性质所容许的范围内，这一新的分析法逐步地和尝试地力图把小量增加科学（通常称为微分学）的方法用之于经济学。近代我们之所以已能对自然的性质加以控制，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得力于这种方法。这种新的分析法仍然是幼稚的；它没有独断之见，也没有正统的标准。它还没有经历充分的时间以获得一套完全确定的术语；所以关于名词的最适当使用和其他附属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正常发展的标志。可是，事实上，在用这个新方法积极地从事研究的人之中，尤其是在曾经学习过物理学上较为单纯和明确、因而较为高深的问题的人之中，对于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表现了显著的和谐与一致。这个方法对于经济研究上它所适合的虽不多，但重要的部分，居于支配地位，不必等到下一代，大概就不会再有争论了。
在本书历次再版的各阶段中，我妻都给我帮助和提示。每版都极其得力于她的建议、关心和见解。凯恩斯博土和普赖斯先生校阅了第一版，对我帮助很大；福拉克斯先生也为我出力不少。在各版中的某些地方，在特殊问题上给我帮助的许多人之中，我要特别感谢艾希利、凯南、埃杰沃斯、哈佛菲耳德、庇古与陶西格诸位教授；以及贝里博士、法伊先生和已故西季威克教授。
1920年10月于剑桥曼第诺莱路六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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