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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STRONG><FONT face=黑体 size=3>“文化”的内涵和美国文化研究
</FONT><STRONG> </STRONG><FONT size=3>——《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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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文化”？对此，人们历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国外，仅据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S.Kroeber)等人在50年代的调查，就有160余种定义。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远的，有“五四运动”之后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论战；近的，又有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及其后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辩论。这些自然不是一篇序言所能解决的。然而，本书既然叫做《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也就不得不简单谈谈编者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以作为立论的基础并就教于广大读者。
其实，在众说纷纭的诸多定义中，如果撇开学究式的细节而从问题的实质出发，对“文化”的界定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相互联系的三大类：
1．所谓“大文化”的定义，例如，“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辞海》，1979年修订版)。由此可以进而提出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从古到今各个阶段的文化(如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以至现代社会各时期的文化)、各国或各地区的文化(后者如同属中华文化源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某一特定文化的具体方面(如衣饰文化、饮食文化、婚葬文化……)等等。
2．与第1类定义相对而言，文化“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辞海》)——这就是所谓的“小文化”定义。其中，人们常常强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人的重大影响，认为它们才是文化中最深刻、最有特色的成份。
3．“文化”还可以与政治、法律等范畴相区别而泛指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在汉语中，这种定义因为受到传统上与“武”、“武功”相对而言的“文”、“文化”(即古汉语中的“文治教化”)的内涵的影响，而十分流行，甚至可以用来特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版)。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大文化”的概念实际上为一切文化研究、也为种种“小文化”定义，奠定了基础。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以及各种各样人类社会的特点，就可以看到：决定人之所以成为人，尤其是何种类型的人(这一点对近几千年来的人类史尤为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所创造、所继承的，有别于自然的“大文化”系统。质言之，这个“大文化”系统不仅仅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还反过来塑造了人本身。缺少了这个条件，纵然拥有现代人在体质和基因上的全部要素，婴儿仍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时有发现的“狼孩”、“猴孩”、“豹孩”等实例，就是最好的反证。而现实中不同人群(由于历史、地理等众多因素，每个人群可以包含不同的种族，同一种族也可以分化为不同的人群)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性、思维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更只能用他们成长其中的不同的“大文化”系统来解释。这就是文化研究绝对不能脱离“大文化”概念的根本原因。
二
“大文化”系统内诸要素的相互关系，也是人们长期争论、各持一端的问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研究文化模式的成因时，比较了生物、生理、心理机制和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认为“只有最广义上的历史才能予以解释……”(《文化的模式》，1934，第七章)。而恩格斯在论述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的作用时，作过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解释：“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三百余年的独特发展正是建立在创造它的人群所拥有的经济关系之上的。其中包括技术装备的状况(诸如北美移民对英国产业革命的承袭，美国19世纪的工业化和现代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地理基础的特点(北美的地理、资源条件和美国的疆域在很长时期内的持续扩大)、先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奴隶制是最为突出的例子)、种族关系的演变(白人和印第安人、黑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和其他白人，亚裔移民和拉丁裔移民……)、外部环境的变化(从殖民地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等等。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北美殖民地刚一开创就具有的“舶来的资本主义”(美国历史学家Carl Degler语)——也就是恩格斯指出的，“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17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1887)不把握这些根本条件，就不会明白美国文化何以能在短短几百年间崛起，更不可能理解这一高度发达的现代文化的基本发展规律和特征。
因此，编者在《选集》中用一些突出的政治／军事事件(如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南北战争，等等)作为划分美国文化发展阶段的标志，正是因为这些事件反映了并推动了美国文化及其有关的经济关系(包括种族／民族因素)在发展中的质的变化。也正因如此，编者在编辑《选集》时不能不着重对于当今美国文化的形成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尽管北美最早的文化乃是印第安诸民族的文化而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华裔移民)对于美国文化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里只能就它们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作一些简略的描述。更深入的分析还留待以后去做。
三
然而，我们对物质文化和文化发展中经济条件的强调，只是为了说明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而绝不意味着对精神文化的贬低。恰恰相反，在阐述经济条件在文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之后，应该详加研究的正是精神态的文化，尤其是生活方式、行为／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等。这不仅因为对于经济条件本身的研究，一般说来，乃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更是因为文化的这些方面一旦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形成，就构成了本文化的具体特性，塑造了成长于这一文化中的每一个人，并施加巨大影响于该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群体，美国人之所以不同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更不同于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主要也表现在这里。
不仅如此，文化的这些具体特性，尽管不断在发展、演变，却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一种文化的过去，就不会了解它的现在；而不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也就难以估量它的将来。对于文化背景迥异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点就更为必要。例如人们常常谈到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其实，只要对美国文化的演变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种“兼收并蓄”是有明确的限定性的。即对于合乎其文化主流的因素，它的确相当开放(虽然这也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然而，对于与其主流格格不入的因素，诸如印第安诸民族的集体文化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则始终予以排斥，并不开放、容忍，最多只在特定的条件下个别地吸收其有利于稳定本文化的因素。而要了解美国文化中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倾向，就必须对17世纪创立新英格兰时期的清教理想、18世纪形成美国民族时的道德优越感、19世纪的“天赋使命”论、20世纪的“美国世纪”说等等，进行深入的考察。因此，这本《选集》对美国文化的介绍，采取了按历史时期由远及今进行叙述的形式，以方便读者的理解。同时，在内容上突出当代，将美国文化头四个时期三百年的发展(1607—1914)压缩为上册，而以整个下册来叙述最后两个时期(1914—1945和1945—199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
四
研究美国文化这样广阔、复杂、综合性很强的领域，如果按照传统学科的分野去分门别类地进行，显然将会旷日持久，不是广大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所能承担的，甚至还会产生支离破碎的效果，难于看到这一文化的概貌。因此，这部《选集》尽量从上述对文化的理解出发，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学、民俗等各个方面，对美国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表述，主要选择当时人们留下的、反映美国文化的时代特点的原文作品，辅以少量后人的评述，力求体现美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风貌和演变过程。由于这是一部专为中国读者编撰的作品，编者在选材上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要，力求提供较为完备的内容和较多的代表作品，因此往往只能摘取其中最精辟、最深刻的篇章并在不损害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加以删节；同时，用中文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其他辅助材料，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中美文化对比，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掌握美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鉴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风貌和文化特质最生动的反映，在这部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选集里，编者力求在多学科综合表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各个时期最杰出、最典型的文学作品来形象地重现该时期的风貌和特质。由于文学发展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编者还希望这部《选集》能给广大读者一个虽然简略，但从文化内涵上说却是准确的对美国文学发展的概括，以满足非文学专业的读者们的需要。
或许，以目前篇幅的《选集》承担如此繁重而众多的任务竟是一件自不量力的事，但这却是编者近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从编者于1983—1984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初步编成《选集》的初稿(长编)以来，历经外交学院英语本科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教学使用7届，共进行了三次重大改编，其中包括编者1988—1989年再赴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和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部所完成的第三稿，才有今日相当于最初“长编”一半篇幅而内容却大为更新的“精选本”与读者见面。应该说，现在的这个《选集》已经远非编者一人之功，而包含了中、美许多学者、同事、学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有我国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外交学院和美国的“东西方中心”、“威尔逊中心”、亚洲基金会、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部等单位的支持，以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教授Stanley Katz、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部原主任、资深教授Alan Trachtenberg等专家的帮助。
希望这部选集能有助于我国的美国研究和英语教学的开展，有助于中美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了解!
潘 绍 中
1992年于北京
</FONT><STRONG> </STRONG><FONT size=3>——《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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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文化”？对此，人们历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国外，仅据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A.S.Kroeber)等人在50年代的调查，就有160余种定义。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远的，有“五四运动”之后关于东西文化的大论战；近的，又有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及其后关于中西文化的大辩论。这些自然不是一篇序言所能解决的。然而，本书既然叫做《美国文化与文学选集》，也就不得不简单谈谈编者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以作为立论的基础并就教于广大读者。
其实，在众说纷纭的诸多定义中，如果撇开学究式的细节而从问题的实质出发，对“文化”的界定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相互联系的三大类：
1．所谓“大文化”的定义，例如，“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辞海》，1979年修订版)。由此可以进而提出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从古到今各个阶段的文化(如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以至现代社会各时期的文化)、各国或各地区的文化(后者如同属中华文化源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某一特定文化的具体方面(如衣饰文化、饮食文化、婚葬文化……)等等。
2．与第1类定义相对而言，文化“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辞海》)——这就是所谓的“小文化”定义。其中，人们常常强调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人的重大影响，认为它们才是文化中最深刻、最有特色的成份。
3．“文化”还可以与政治、法律等范畴相区别而泛指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在汉语中，这种定义因为受到传统上与“武”、“武功”相对而言的“文”、“文化”(即古汉语中的“文治教化”)的内涵的影响，而十分流行，甚至可以用来特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现代汉语词典》，1981年版)。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大文化”的概念实际上为一切文化研究、也为种种“小文化”定义，奠定了基础。如果深入考察一下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以及各种各样人类社会的特点，就可以看到：决定人之所以成为人，尤其是何种类型的人(这一点对近几千年来的人类史尤为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所创造、所继承的，有别于自然的“大文化”系统。质言之，这个“大文化”系统不仅仅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还反过来塑造了人本身。缺少了这个条件，纵然拥有现代人在体质和基因上的全部要素，婴儿仍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时有发现的“狼孩”、“猴孩”、“豹孩”等实例，就是最好的反证。而现实中不同人群(由于历史、地理等众多因素，每个人群可以包含不同的种族，同一种族也可以分化为不同的人群)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性、思维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更只能用他们成长其中的不同的“大文化”系统来解释。这就是文化研究绝对不能脱离“大文化”概念的根本原因。
二
“大文化”系统内诸要素的相互关系，也是人们长期争论、各持一端的问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研究文化模式的成因时，比较了生物、生理、心理机制和地理条件等多方面因素，认为“只有最广义上的历史才能予以解释……”(《文化的模式》，1934，第七章)。而恩格斯在论述作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的作用时，作过如下一段十分重要的解释：“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
以美国文化为例，它三百余年的独特发展正是建立在创造它的人群所拥有的经济关系之上的。其中包括技术装备的状况(诸如北美移民对英国产业革命的承袭，美国19世纪的工业化和现代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地理基础的特点(北美的地理、资源条件和美国的疆域在很长时期内的持续扩大)、先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奴隶制是最为突出的例子)、种族关系的演变(白人和印第安人、黑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和其他白人，亚裔移民和拉丁裔移民……)、外部环境的变化(从殖民地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等等。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北美殖民地刚一开创就具有的“舶来的资本主义”(美国历史学家Carl Degler语)——也就是恩格斯指出的，“美国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而且在一开始有历史的时候已经有了17世纪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1887)不把握这些根本条件，就不会明白美国文化何以能在短短几百年间崛起，更不可能理解这一高度发达的现代文化的基本发展规律和特征。
因此，编者在《选集》中用一些突出的政治／军事事件(如英法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战争、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美英战争、南北战争，等等)作为划分美国文化发展阶段的标志，正是因为这些事件反映了并推动了美国文化及其有关的经济关系(包括种族／民族因素)在发展中的质的变化。也正因如此，编者在编辑《选集》时不能不着重对于当今美国文化的形成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尽管北美最早的文化乃是印第安诸民族的文化而众多的少数民族(包括华裔移民)对于美国文化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这里只能就它们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作一些简略的描述。更深入的分析还留待以后去做。
三
然而，我们对物质文化和文化发展中经济条件的强调，只是为了说明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而绝不意味着对精神文化的贬低。恰恰相反，在阐述经济条件在文化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之后，应该详加研究的正是精神态的文化，尤其是生活方式、行为／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等。这不仅因为对于经济条件本身的研究，一般说来，乃是属于其他学科的范畴；更是因为文化的这些方面一旦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形成，就构成了本文化的具体特性，塑造了成长于这一文化中的每一个人，并施加巨大影响于该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群体，美国人之所以不同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更不同于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主要也表现在这里。
不仅如此，文化的这些具体特性，尽管不断在发展、演变，却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继承性。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一种文化的过去，就不会了解它的现在；而不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也就难以估量它的将来。对于文化背景迥异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点就更为必要。例如人们常常谈到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其实，只要对美国文化的演变历史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种“兼收并蓄”是有明确的限定性的。即对于合乎其文化主流的因素，它的确相当开放(虽然这也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然而，对于与其主流格格不入的因素，诸如印第安诸民族的集体文化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则始终予以排斥，并不开放、容忍，最多只在特定的条件下个别地吸收其有利于稳定本文化的因素。而要了解美国文化中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倾向，就必须对17世纪创立新英格兰时期的清教理想、18世纪形成美国民族时的道德优越感、19世纪的“天赋使命”论、20世纪的“美国世纪”说等等，进行深入的考察。因此，这本《选集》对美国文化的介绍，采取了按历史时期由远及今进行叙述的形式，以方便读者的理解。同时，在内容上突出当代，将美国文化头四个时期三百年的发展(1607—1914)压缩为上册，而以整个下册来叙述最后两个时期(1914—1945和1945—199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发展。
四
研究美国文化这样广阔、复杂、综合性很强的领域，如果按照传统学科的分野去分门别类地进行，显然将会旷日持久，不是广大读者的精力和时间所能承担的，甚至还会产生支离破碎的效果，难于看到这一文化的概貌。因此，这部《选集》尽量从上述对文化的理解出发，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学、民俗等各个方面，对美国文化的渊源和发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表述，主要选择当时人们留下的、反映美国文化的时代特点的原文作品，辅以少量后人的评述，力求体现美国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风貌和演变过程。由于这是一部专为中国读者编撰的作品，编者在选材上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要，力求提供较为完备的内容和较多的代表作品，因此往往只能摘取其中最精辟、最深刻的篇章并在不损害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加以删节；同时，用中文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其他辅助材料，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中美文化对比，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掌握美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鉴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时代风貌和文化特质最生动的反映，在这部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选集里，编者力求在多学科综合表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利用各个时期最杰出、最典型的文学作品来形象地重现该时期的风貌和特质。由于文学发展与文化密不可分的联系，编者还希望这部《选集》能给广大读者一个虽然简略，但从文化内涵上说却是准确的对美国文学发展的概括，以满足非文学专业的读者们的需要。
或许，以目前篇幅的《选集》承担如此繁重而众多的任务竟是一件自不量力的事，但这却是编者近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从编者于1983—1984年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初步编成《选集》的初稿(长编)以来，历经外交学院英语本科高年级和硕士研究生教学使用7届，共进行了三次重大改编，其中包括编者1988—1989年再赴美国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和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部所完成的第三稿，才有今日相当于最初“长编”一半篇幅而内容却大为更新的“精选本”与读者见面。应该说，现在的这个《选集》已经远非编者一人之功，而包含了中、美许多学者、同事、学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这里特别要感谢的，有我国高等学校外语教材编审委员会、商务印书馆、外交学院和美国的“东西方中心”、“威尔逊中心”、亚洲基金会、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部等单位的支持，以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史教授Stanley Katz、耶鲁大学美国研究部原主任、资深教授Alan Trachtenberg等专家的帮助。
希望这部选集能有助于我国的美国研究和英语教学的开展，有助于中美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了解!
潘 绍 中
1992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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