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译者序言
</STRONG></FONT>
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计划组译出版一套外国政治史丛书。当时请我寻觅一部较好的日本政治史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经我的友人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小林一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本书作者升味准之辅教授。1993年3月，我在东京与升味先生见面，经他斡旋，同东京大学出版会第二编辑部(社会科学编辑部)部长竹中英俊先生洽商，达成关于东京大学出版会给予商务印书馆以《日本政治史》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的协议。此书已在1992年由李庆熹开始译成朝文，由韩国萤雪出版社出版。
升味准之辅教授1926年出生于长崎，194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到美国加州大学进修，归国后一直在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任教，其间又数次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等处讲学，现已退休为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在职期间，曾任日本政治学会理事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升味先生在大学讲授“政治学”和“日本政治”，著作颇丰，且皆为日本的著名出版社出版。据他对我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日本开拓“比较政治”的研究。为此，他由60年代至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为研究“比较政治”打基础的著作。比如：《现代日本的政党与政治》(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合著，岩波书店1962年出版)，《现代政治与政治学》(岩波书店1964年出版)，《日本政党史论》(共七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1968年陆续出版。这是一部研究日本政党及其历史的巨著，所引资料极为丰富)，《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岩波书店1969年出版)，《政治学讲义》(上、下，岩波书店1974年出版，曾多次再版)，《战后政治》(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出版)，《现代政治》(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出版；朝文版李庆熹译，韩国大光文化社1990年出版)，《乌托邦与权力》(增订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出版)，等等。在这之后，他的三部关于“比较政治”的专著，在90年代初相继出版：《比较政治Ⅰ•西欧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出版)，《比较政治Ⅱ•美国与俄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出版)，《比较政治Ⅲ•东亚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出版)。
如作者在《日本政治史》的后记所述，本书除了幕藩体制(即第一册的《绪论》和幕末维新(即第一册的第一章)以及80年代部分(即第四册第四章之三、四)是新写的以外，其余都是根据其《日本政党史论》、《战后政治》和《现代政治》缩写的，但也作了增补和修订。由600多万字(按译成汉字估算)缩写成现在这样一部日本政治史，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些地方缩写得过于简略或承接关系不易理解。经与作者磋商，对这些地方由作者作了若干补充(如对三国干涉还辽问题等)，或由译者加注作了说明(如对大正政变问题等)。
根据我的体会，本书史料丰富、论点明确、方法独特、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和研究日本政治史很有裨益。
没有史料就写不了历史，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大量占有史料。根据我的统计，本书所用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通史、断代史、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达500余种，而且不是列出大量的书目吓人，几乎全在书中有所引用。有些史料对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可起引路作用，故参考文献全按日文照排，以利这方面的专家使用。
但是，“只占有史料也写不了历史，因为史料所提供的只是个别的事实。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对史料进行整理，从大量的史料中筛出特定的事实，对它们进行组合，使历史的事件和行为回复其原貌。”(见《比较政治Ⅱ•美国与俄国》的后记)作者就是这样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财阀的作用、政党的明争暗斗、金权政治、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变化、战后的经济复兴、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分析和评论的，并时有警句出现。比如，他说日本“形成了官民一体的侵略集团”(见第一册48页)，认为包括民权派在内的来华“国士和浪人是凌弱的侵略爪牙”(见第二册416页)。这比那些把责任完全推给军国主义分子，强调要把侵略分子与日本人民分开，过分颂扬某些人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说法，就深刻得多，而且更合乎实际。
作者还不以这种“在史料上爬行”的方法为满足，他要“翱翔太空，俯瞰世界史的全景”(引文见同上书)，即用“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探讨日本政治史，以作者注的形式表述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拿日本的政治与中国的政治对比时，作者的一些论点也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清末的洋务运动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在权力分散化之中进行，又促进了权力的分散化”(见第二册290页)，甲午战争实际上是日本与直隶之战，南洋舰队坐视不动(见第二册290页)。可以说这种中央失去权威和地方势力壮大(也就是后来的军阀割据)的现象，在我国一直继续到新中国的成立。
作者在叙述政党的斗争，描述政治人物的性格时，多半引用当事人或有关人员的日记和回顾录等材料，比如藤山爱一郎的《政治：我之道》，佐藤荣作夫人的《宰相夫人秘录》，读起来生动有趣，不觉得干燥无味。当然，这些私人史料可能有些水份，但细心琢磨之后，也可以从水份之中析出真实。因此，我说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
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受侵略的历史，而日本又是我们的最大、最残暴的侵略者。因此，我们要研究日本的近代政治史，而这部《日本政治史》，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日本，当会有所帮助。
当然，本书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作者认为日本的战后民主是美国占领军给带来的，就有历史客观主义之嫌，即重视外因而轻视了内因。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翻译问题。对于专有名词，基本上照录了日文原词(汉字)。比如，“太政官”、“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等；但对从汉字上无法理解原意者，初见时加译注，比如，对“关白”、“大名”、“老中”等。关于文献的篇名和书名的翻译，为了便于读者利用原著和阅读中进行核对，基本上按日文原著的汉字译出，比如“回想录”、“回顾录”等，均照录原来的汉字，而未译为“回忆录”。有些同一地名，日文的读音相同，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汉字表示，比如，大坂和大阪，箱馆和函馆。遇到这种情形，原汉字是什么就写什么。
原文中的误植和数字错误，经与作者核对，均一一作了修改。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第一册加进了《中央机构变迁》(表)和《日本旧国别地图》。
引文中所指的参见页数，均系原文页码，请见边码。
为了翻译此书，升味准之辅教授把他的著作几乎全部寄赠给我，并多次通信为我解释疑难；小林一美教授为我送来了几部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辞书，并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东京大学出版会的竹中英俊部长和高柳光男先生给了我以大力支持，并在东京热情款待了我；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为中文版的出版作了周密的安排，陈森同志作为责任编辑为我做了嫁衣。在此谨向以上各位表示深厚的谢意。
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限于水平，译错或译得不确之处一定不少。我恳切地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FONT face=楷体_GB2312>董 果 良</FONT>
一九九五年二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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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期，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计划组译出版一套外国政治史丛书。当时请我寻觅一部较好的日本政治史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经我的友人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小林一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本书作者升味准之辅教授。1993年3月，我在东京与升味先生见面，经他斡旋，同东京大学出版会第二编辑部(社会科学编辑部)部长竹中英俊先生洽商，达成关于东京大学出版会给予商务印书馆以《日本政治史》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的协议。此书已在1992年由李庆熹开始译成朝文，由韩国萤雪出版社出版。
升味准之辅教授1926年出生于长崎，194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到美国加州大学进修，归国后一直在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任教，其间又数次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等处讲学，现已退休为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在职期间，曾任日本政治学会理事长，日本学术会议会员。升味先生在大学讲授“政治学”和“日本政治”，著作颇丰，且皆为日本的著名出版社出版。据他对我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日本开拓“比较政治”的研究。为此，他由60年代至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为研究“比较政治”打基础的著作。比如：《现代日本的政党与政治》(与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合著，岩波书店1962年出版)，《现代政治与政治学》(岩波书店1964年出版)，《日本政党史论》(共七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1968年陆续出版。这是一部研究日本政党及其历史的巨著，所引资料极为丰富)，《现代日本的政治体制》(岩波书店1969年出版)，《政治学讲义》(上、下，岩波书店1974年出版，曾多次再版)，《战后政治》(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出版)，《现代政治》(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出版；朝文版李庆熹译，韩国大光文化社1990年出版)，《乌托邦与权力》(增订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出版)，等等。在这之后，他的三部关于“比较政治”的专著，在90年代初相继出版：《比较政治Ⅰ•西欧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出版)，《比较政治Ⅱ•美国与俄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出版)，《比较政治Ⅲ•东亚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出版)。
如作者在《日本政治史》的后记所述，本书除了幕藩体制(即第一册的《绪论》和幕末维新(即第一册的第一章)以及80年代部分(即第四册第四章之三、四)是新写的以外，其余都是根据其《日本政党史论》、《战后政治》和《现代政治》缩写的，但也作了增补和修订。由600多万字(按译成汉字估算)缩写成现在这样一部日本政治史，确实是费了一番苦心的。但对中国读者来说，有些地方缩写得过于简略或承接关系不易理解。经与作者磋商，对这些地方由作者作了若干补充(如对三国干涉还辽问题等)，或由译者加注作了说明(如对大正政变问题等)。
根据我的体会，本书史料丰富、论点明确、方法独特、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和研究日本政治史很有裨益。
没有史料就写不了历史，所以历史学家必须大量占有史料。根据我的统计，本书所用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通史、断代史、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档案等资料达500余种，而且不是列出大量的书目吓人，几乎全在书中有所引用。有些史料对中国的日本问题研究人员可起引路作用，故参考文献全按日文照排，以利这方面的专家使用。
但是，“只占有史料也写不了历史，因为史料所提供的只是个别的事实。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对史料进行整理，从大量的史料中筛出特定的事实，对它们进行组合，使历史的事件和行为回复其原貌。”(见《比较政治Ⅱ•美国与俄国》的后记)作者就是这样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财阀的作用、政党的明争暗斗、金权政治、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变化、战后的经济复兴、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分析和评论的，并时有警句出现。比如，他说日本“形成了官民一体的侵略集团”(见第一册48页)，认为包括民权派在内的来华“国士和浪人是凌弱的侵略爪牙”(见第二册416页)。这比那些把责任完全推给军国主义分子，强调要把侵略分子与日本人民分开，过分颂扬某些人为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说法，就深刻得多，而且更合乎实际。
作者还不以这种“在史料上爬行”的方法为满足，他要“翱翔太空，俯瞰世界史的全景”(引文见同上书)，即用“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探讨日本政治史，以作者注的形式表述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在拿日本的政治与中国的政治对比时，作者的一些论点也是颇有见地的。比如，他认为清末的洋务运动的致命弱点，在于它“在权力分散化之中进行，又促进了权力的分散化”(见第二册290页)，甲午战争实际上是日本与直隶之战，南洋舰队坐视不动(见第二册290页)。可以说这种中央失去权威和地方势力壮大(也就是后来的军阀割据)的现象，在我国一直继续到新中国的成立。
作者在叙述政党的斗争，描述政治人物的性格时，多半引用当事人或有关人员的日记和回顾录等材料，比如藤山爱一郎的《政治：我之道》，佐藤荣作夫人的《宰相夫人秘录》，读起来生动有趣，不觉得干燥无味。当然，这些私人史料可能有些水份，但细心琢磨之后，也可以从水份之中析出真实。因此，我说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
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受侵略的历史，而日本又是我们的最大、最残暴的侵略者。因此，我们要研究日本的近代政治史，而这部《日本政治史》，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日本，当会有所帮助。
当然，本书并非尽善尽美，有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作者认为日本的战后民主是美国占领军给带来的，就有历史客观主义之嫌，即重视外因而轻视了内因。
最后，谈一谈本书的翻译问题。对于专有名词，基本上照录了日文原词(汉字)。比如，“太政官”、“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等；但对从汉字上无法理解原意者，初见时加译注，比如，对“关白”、“大名”、“老中”等。关于文献的篇名和书名的翻译，为了便于读者利用原著和阅读中进行核对，基本上按日文原著的汉字译出，比如“回想录”、“回顾录”等，均照录原来的汉字，而未译为“回忆录”。有些同一地名，日文的读音相同，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汉字表示，比如，大坂和大阪，箱馆和函馆。遇到这种情形，原汉字是什么就写什么。
原文中的误植和数字错误，经与作者核对，均一一作了修改。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在第一册加进了《中央机构变迁》(表)和《日本旧国别地图》。
引文中所指的参见页数，均系原文页码，请见边码。
为了翻译此书，升味准之辅教授把他的著作几乎全部寄赠给我，并多次通信为我解释疑难；小林一美教授为我送来了几部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辞书，并提出一些宝贵的建议；东京大学出版会的竹中英俊部长和高柳光男先生给了我以大力支持，并在东京热情款待了我；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为中文版的出版作了周密的安排，陈森同志作为责任编辑为我做了嫁衣。在此谨向以上各位表示深厚的谢意。
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限于水平，译错或译得不确之处一定不少。我恳切地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FONT face=楷体_GB2312>董 果 良</FONT>
一九九五年二月于北京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