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STRONG><FONT size=4> 关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问题(代序)</FONT></STRONG>
<STRONG> 陈岱孙</STRONG>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改革开放一开始，在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上，我们就采取并且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既反对全盘否定，盲目批判，又反对全盘肯定，盲目崇拜。这是建立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这样一种基本估计之上的，即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辩护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实用性。辩护性特征决定其基本理论是不科学的，实用性特征决定其在某些经济问题上所持的理论观点和采取的研究方法，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所谓基本理论，就经济学而言，乃是指价格理论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分配理论。自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解体以后，西方正统派经济学抛弃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采用了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价值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三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均衡价值论。这三种价值论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是混淆效用分析和价值分析的效用价值论，另一种是混淆价格分析和价值分析的供求均衡价值论。现代西方正统派经济学的价值论实际上是以供求均衡价格分析为基本理论框架，将三要素价格分析和边际效用分析混合在一起，构筑其需求分析理论、供给分析理论、价格形态理论和分配理论。由于三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供求均衡价值论缺乏科学依据，经不起理论推敲，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极为脆弱。建立在这一脆弱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就其整个理论框架而言，是不科学的。但是，描述现象，不深入本质，符合人们的常识，易于为人们接受。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也是如此。太阳东升西沉的现象，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地动说。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种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公式的经济现象，人们司空见惯，易于接受，而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样的对经济事物的本质的论述，却不易理解，难以把握。经济现象的整理和描述是完全必要的。有关经济现象的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积累乃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但仅仅停留在现象和资料的整理和描述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进行研究，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才能深入到经济问题的本质，得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才能据以建立经济学体系。因此，我们一向认为，自西方古典经济学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体系是不科学的，浅薄的，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之所以将李嘉图理论解体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根据即在于此。
以马歇尔为首的，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新古典学派，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界半个世纪，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从消费者和厂商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以完全竞争，长期趋势，终达均衡为假定，继续鼓吹“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论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自动地实现供求均衡，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劳动充分就业的境地。马歇尔这一理论体系，直至今日，还是西方经济学全部体系中所谓“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虽然他的门徒们也曾对这一理论大厦指出其不切实际处。例如张伯伦所提出的“垄断竞争”说，罗宾逊夫人所提出的“不完全竞争”说都是对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假定提出疑问。但似乎这类理论的提出并无大损于大厦的地位。而且张伯伦还在一次讨论他的论文的研讨会上，承认他这一观点还是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某处脚注上得到启发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马歇尔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分析所依据的全部假定，都是不具实现性的理想假定，则其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础不能不成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分野。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把凯恩斯的体系叫做宏观经济学，从而把以马歇尔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称为微观经济学，从此二者就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分庭抗礼的两部分，而实际上，所谓凯恩斯的《通论》所及者也只是在30年代初长期经济萧条情况下，对马歇尔某一理论假定提出新的挑战。《通论》的确给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巨大的打击，但没有人认为《通论》的内容可以概括经济学的全部，完全取代旧经济学。说凯恩斯《通论》的经济学体系是宏观经济学没有错。但也许只是一时的忽略，仍然有人反过来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体系，那就错了。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历史上已经有过其他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后还可以层出不穷。即就《通论》本身内容而言，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也还有一些缺点。它不论及国际经济；它只限于短期行为——无发展的观点；它侧重利用财政政策而忽视货币政策的利用，等等。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比较重要的具体理论，也应采取分析态度。例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将一国经济增长归结为两大因素，一是投资量，二是投资效率。你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一要有钱投资，二要钱用得有效。这是永恒的真理，一万年也是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怎样才能使投资有效率，这就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因素，制度的、战略的、体制的、政策的、管理的、资源的乃至自然、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的变革显然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多年来，我国资金积累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在建国以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又如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即物价上涨理论，无论是需求拉上说、成本推进说或是货币因素说，都是十分肤浅地复制经济现象。说物价上涨是起因于需求过旺，或货币过多，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问题是为什么需求过旺，为什么货币过多。成本推进论说物价上涨是因产品生产要素价格太贵，尤其工资成本上升太高，这是同义反复。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为什么贵，最终归结为对它们的需求过多，仍然是同义反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归根结蒂是一种政策现象，是政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用过量印发钞票来弥补赤字，导致货币贬值。至于为什么政府财政出现赤字，则原因十分复杂，决非简单的需求拉上说、成本推进说或货币过多说所能说明。
又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即认为公平和效率具有二律背反的关系，如同孟子所说的鱼和熊掌的关系：或舍鱼而取熊掌，或舍熊掌而取鱼，二者不可兼得。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这种理论大体上是对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效率的唯一内涵或标准不是别的，而是资本家的利润率。工资和利润是两个此消彼长的对立的范畴，利润率上升必然意味着工资率下降。反之亦然。既然效率以利润的提高为前提，那么，效率的提高必然伴随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分配鸿沟的日益扩大，即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愈来愈不平等。但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一般的私有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包括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水平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额的大小和积累、消费比率的高低，因此，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越增加，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越雄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了剥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就为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同时实现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公平、效率原则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会自发地自动地变成现实性。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有赖于卓有成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并且须有强而有力的艰苦细致的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保证。但不管怎样，将效率和平等的关系说成是永恒的二律背反的关系，乃是以偏概全，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对待西方经济学我们必须坚持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盲目批判、全盘否定的作法，原因是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现代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变化，只看到其固有的辩护性和庸俗性的一面(当然这是基本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所具有的实用性的特征和包含的某些科学的成分。事实证明，这种倾向和作法也是不科学的，后果也是不好的。但近年来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倾向。其影响所及，使受这种倾向裹挟的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圣，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将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
有些学者对休克疗法很佩服。休克疗法是美国一个年轻大学教师提出来的，最初是向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建议的“经济改革”方案，后来在其他某些东欧国家广为流行，在前苏联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什么叫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实质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的激进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方案是在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支持下，专门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的经济“改革”方案，其要点有三，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经济管理自由化，三是经济发展外向化，即与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很明显，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的基本目标是要变社会主义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方案或“改革”模式的实施方式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激进形态，即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形态。激进形态是一步到位，企图在短时间一举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价格放开、汇率放开、利息率放开和对外贸易放开。前苏联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实施的就是这种休克疗法。其结果经济急剧滑坡，出现长时期的大幅度的负增长，物价飞涨，战乱频仍，人民蒙受严重的苦难。
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怂恿和要挟下推行的上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国内也议论纷纷。归纳起来，有两种议论值得我们注意。一种议论认为近年来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动乱和困难是暂时的，是体制转轨时期不可避免的代价，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生前的“阵痛”，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会好起来，前景是光明的。而且近几年不断有一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际萦绕，一会儿说某国某地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一会儿说某国某地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但时光已经逝去五、六年，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依然是乱字当头。有人说，如果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将来好起来了，看我们怎么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另一种议论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如果搞渐进式改革，就将出现另一个局面，即光明的局面。我看也不见得。因为无论渐进式“改革”也好，休克疗法也好，目标模式是一致的，都是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东欧国家近几年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困难，归根结蒂是由于从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倒退。休克疗法的鲁莽灭裂的作法，只不过是加重了这种困难而已。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比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时，盲目地拾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学者之唾余，说中国的情况之所以骄人，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前苏联、东欧国家情况之所以糟，是因为其“改革”是激进式的，是休克疗法。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包含着严重的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中国的情况之所以好，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这是一条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道路。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代表着西方某些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根本利益。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政要毫不讳言，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鼓吹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绝对不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强国，平添若干个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抗衡的竞争对手。西方某些国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演变的结果视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经济基础而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来说，是演变成唯西方大国马首是瞻的二流三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革命前即为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政要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对前苏联的根本战略思想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绝对不许可其成为强国，更不许可其恢复超级大国地位，绝对不许可恢复苏联。第二个要点又力求避免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严重动乱，包括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因为这种局面将危及西方国家首先是西欧国家的安全。例如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滚滚向西的移民潮或难民潮就不是西欧国家所能承受的。如果说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沦为二流、三流资本主义国家还能勉强支撑着混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则绝无此种可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或和平演变的结果，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则只有一种可能性，即沦为新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既不可能维持政治独立，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独立，现代化大业当然更无从谈起了。在西方列强的支解和瓜分下，中国将陷于永久的分裂而万劫不复，这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的结局。而如果我们让某些西方势力牵着鼻子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的道路，这种结局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非常迫近的。
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理论相联系，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出现一些怪议论，例如，通货膨胀有益无害，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论。这一论调即使在当代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中也很难找到知音。西方国家政府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反对通货膨胀视为第一个经济政策重点。我国某些学者的这一论调实际上是盲目照搬凯恩斯在30年代提出的某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当时凯恩斯主张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借以摆脱空前严重的大危机。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凯恩斯反危机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赤字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是继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英国和其他欧美工业先进国家重复存在着30年代初的长期经济萧条。物价长期下降，买卖停滞，生产行业开工严重不足，大量劳动者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通货不是在膨胀，而是萎缩。凯恩斯当时鼓吹的赤字预算的政策不能说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而只能说是一种通货回胀措施。有的学者危言耸听，说治理通货膨胀会造成经济停滞，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这种说法实质上是主张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种缺乏经济学常识的见解。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恶性膨胀，而这种膨胀不但不能加快经济发展，反而会大大延缓甚至破坏经济发展。因为在既定时期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决定于积累率，是个定量。假定这笔资金只能盖一万个工厂，你偏要盖两万个工厂，则所有工厂都将因资金难乎为继而无法竣工投产。结果欲速不达，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还有一种议论，说中国的通货膨胀乃是体制性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或者进一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一旦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通货膨胀根源即可铲除。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近乎神话的议论。我国建国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天文学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恰好是在建国初期，由新中国政府用严格的计划手段，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克服的。在这些现实的和历史的铁的事实面前，所谓体制性通货膨胀论显然不能自圆其说。通货膨胀历来是一种向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社会成员征收的一种税，而且是一种很恶劣的坏税。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甚至破坏经济发展，而且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促进贫富分化，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动乱，从而既严重影响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的实现，又成为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有百害而无一利。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或者将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认为在只存在单一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在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下，因缺乏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无法构筑，故必须“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实现企业所有制私有化，甚至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大量培植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培植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经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在三方面值得商榷。第一，尽人皆知，而且连当代西方经济学头面人物如萨缪尔森也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一种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有两重含义，一是在所有制方面，以私有制经济为主，国有经济及其他公有制经济为辅；二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既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相当比重的各种形式的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那么，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不能充当市场经济的主体，就很难使人折服了。第二，这种市场经济观缺乏历史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起来。殊不知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有一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阶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第三，我国在现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不是出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是由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还不能囊括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为一种补充。将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设想，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将越来越壮大，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高。但即使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占压倒优势的比重，只要还存在着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和其他经济单位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乃是商品生产交换产生的基本根源。只要存在各个企业和经济单位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存在着商品交换，从而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土壤，这与是否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无必然关联。
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概念性糊涂观念的又一重要表现。1992年以来，各地掀起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投机经济即赌博经济热，秩序混乱，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过快，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势在必行。这两年来的实践也证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但明里暗里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者在国内外都大有人在。有的学者指斥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是走老路，是回到所谓传统计划经济，甚至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代市场经济有两种形态。一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广泛而严格的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型市场经济，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严格干预显然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议论把矛头集中指向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其实，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乃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在战后时期，原来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订和实施不同形态的国民经济计划，且历时近半个世纪而不衰的事实充分证明，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覆盖全社会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之灵魂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不但不应当削弱，而应使之趋于强化。强化的真谛是科学化，在科学化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计划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应有的权威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借鉴工作，主要的倾向和主要的危险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这种倾向如不加以克服，后果是严重的。克服办法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当代西方经济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成分，为制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蓝图服务。
<STRONG> 陈岱孙</STRONG>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在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改革开放一开始，在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上，我们就采取并且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既反对全盘否定，盲目批判，又反对全盘肯定，盲目崇拜。这是建立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这样一种基本估计之上的，即当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辩护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实用性。辩护性特征决定其基本理论是不科学的，实用性特征决定其在某些经济问题上所持的理论观点和采取的研究方法，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科学性。所谓基本理论，就经济学而言，乃是指价格理论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分配理论。自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解体以后，西方正统派经济学抛弃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采用了形形色色的反科学的价值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三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均衡价值论。这三种价值论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是混淆效用分析和价值分析的效用价值论，另一种是混淆价格分析和价值分析的供求均衡价值论。现代西方正统派经济学的价值论实际上是以供求均衡价格分析为基本理论框架，将三要素价格分析和边际效用分析混合在一起，构筑其需求分析理论、供给分析理论、价格形态理论和分配理论。由于三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供求均衡价值论缺乏科学依据，经不起理论推敲，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础极为脆弱。建立在这一脆弱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就其整个理论框架而言，是不科学的。但是，描述现象，不深入本质，符合人们的常识，易于为人们接受。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也是如此。太阳东升西沉的现象，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地动说。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种马克思称之为三位一体公式的经济现象，人们司空见惯，易于接受，而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这样的对经济事物的本质的论述，却不易理解，难以把握。经济现象的整理和描述是完全必要的。有关经济现象的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积累乃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提，但仅仅停留在现象和资料的整理和描述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进行研究，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才能深入到经济问题的本质，得出合乎规律性的结论，才能据以建立经济学体系。因此，我们一向认为，自西方古典经济学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体系是不科学的，浅薄的，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我们之所以将李嘉图理论解体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根据即在于此。
以马歇尔为首的，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新古典学派，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界半个世纪，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体系是从消费者和厂商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以完全竞争，长期趋势，终达均衡为假定，继续鼓吹“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论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能自动地实现供求均衡，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劳动充分就业的境地。马歇尔这一理论体系，直至今日，还是西方经济学全部体系中所谓“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虽然他的门徒们也曾对这一理论大厦指出其不切实际处。例如张伯伦所提出的“垄断竞争”说，罗宾逊夫人所提出的“不完全竞争”说都是对马歇尔的“完全竞争”假定提出疑问。但似乎这类理论的提出并无大损于大厦的地位。而且张伯伦还在一次讨论他的论文的研讨会上，承认他这一观点还是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一书某处脚注上得到启发的。但是，如果考虑到马歇尔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分析所依据的全部假定，都是不具实现性的理想假定，则其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础不能不成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问世，标志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分野。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把凯恩斯的体系叫做宏观经济学，从而把以马歇尔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称为微观经济学，从此二者就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分庭抗礼的两部分，而实际上，所谓凯恩斯的《通论》所及者也只是在30年代初长期经济萧条情况下，对马歇尔某一理论假定提出新的挑战。《通论》的确给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巨大的打击，但没有人认为《通论》的内容可以概括经济学的全部，完全取代旧经济学。说凯恩斯《通论》的经济学体系是宏观经济学没有错。但也许只是一时的忽略，仍然有人反过来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经济学体系，那就错了。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历史上已经有过其他的宏观经济分析，以后还可以层出不穷。即就《通论》本身内容而言，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也还有一些缺点。它不论及国际经济；它只限于短期行为——无发展的观点；它侧重利用财政政策而忽视货币政策的利用，等等。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比较重要的具体理论，也应采取分析态度。例如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著名的哈罗德一多马模型，将一国经济增长归结为两大因素，一是投资量，二是投资效率。你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一要有钱投资，二要钱用得有效。这是永恒的真理，一万年也是对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怎样才能使投资有效率，这就牵涉到极其复杂的因素，制度的、战略的、体制的、政策的、管理的、资源的乃至自然、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的变革显然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多年来，我国资金积累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这在建国以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又如西方通货膨胀理论即物价上涨理论，无论是需求拉上说、成本推进说或是货币因素说，都是十分肤浅地复制经济现象。说物价上涨是起因于需求过旺，或货币过多，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问题是为什么需求过旺，为什么货币过多。成本推进论说物价上涨是因产品生产要素价格太贵，尤其工资成本上升太高，这是同义反复。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为什么贵，最终归结为对它们的需求过多，仍然是同义反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归根结蒂是一种政策现象，是政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不得不用过量印发钞票来弥补赤字，导致货币贬值。至于为什么政府财政出现赤字，则原因十分复杂，决非简单的需求拉上说、成本推进说或货币过多说所能说明。
又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当代西方经济学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即认为公平和效率具有二律背反的关系，如同孟子所说的鱼和熊掌的关系：或舍鱼而取熊掌，或舍熊掌而取鱼，二者不可兼得。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这种理论大体上是对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效率的唯一内涵或标准不是别的，而是资本家的利润率。工资和利润是两个此消彼长的对立的范畴，利润率上升必然意味着工资率下降。反之亦然。既然效率以利润的提高为前提，那么，效率的提高必然伴随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收入分配鸿沟的日益扩大，即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愈来愈不平等。但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一般的私有制)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包括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水平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额的大小和积累、消费比率的高低，因此，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越增加，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越雄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灭了剥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就为公平和效率原则的同时实现奠定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为实现公平、效率原则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会自发地自动地变成现实性。要将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有赖于卓有成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管理，并且须有强而有力的艰苦细致的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加以保证。但不管怎样，将效率和平等的关系说成是永恒的二律背反的关系，乃是以偏概全，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由此可见，对待西方经济学我们必须坚持运用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盲目批判、全盘否定的作法，原因是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现代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变化，只看到其固有的辩护性和庸俗性的一面(当然这是基本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所具有的实用性的特征和包含的某些科学的成分。事实证明，这种倾向和作法也是不科学的，后果也是不好的。但近年来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倾向。其影响所及，使受这种倾向裹挟的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圣，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将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
有些学者对休克疗法很佩服。休克疗法是美国一个年轻大学教师提出来的，最初是向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建议的“经济改革”方案，后来在其他某些东欧国家广为流行，在前苏联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什么叫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实质乃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的激进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方案是在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支持下，专门向社会主义国家兜售的经济“改革”方案，其要点有三，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二是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经济管理自由化，三是经济发展外向化，即与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接轨”。很明显，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的基本目标是要变社会主义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方案或“改革”模式的实施方式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激进形态，即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渐进形态。激进形态是一步到位，企图在短时间一举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实现价格放开、汇率放开、利息率放开和对外贸易放开。前苏联东欧剧变后，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实施的就是这种休克疗法。其结果经济急剧滑坡，出现长时期的大幅度的负增长，物价飞涨，战乱频仍，人民蒙受严重的苦难。
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在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怂恿和要挟下推行的上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国内也议论纷纷。归纳起来，有两种议论值得我们注意。一种议论认为近年来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动乱和困难是暂时的，是体制转轨时期不可避免的代价，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生前的“阵痛”，黎明前的黑暗，不久就会好起来，前景是光明的。而且近几年不断有一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际萦绕，一会儿说某国某地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一会儿说某国某地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但时光已经逝去五、六年，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依然是乱字当头。有人说，如果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将来好起来了，看我们怎么办？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另一种议论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如果搞渐进式改革，就将出现另一个局面，即光明的局面。我看也不见得。因为无论渐进式“改革”也好，休克疗法也好，目标模式是一致的，都是要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前苏联、东欧国家近几年政治经济的混乱和困难，归根结蒂是由于从社会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倒退。休克疗法的鲁莽灭裂的作法，只不过是加重了这种困难而已。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在对比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时，盲目地拾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学者之唾余，说中国的情况之所以骄人，是因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前苏联、东欧国家情况之所以糟，是因为其“改革”是激进式的，是休克疗法。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包含着严重的根本性的理论错误。中国的情况之所以好，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这是一条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道路。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代表着西方某些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根本利益。近年来西方某些国家政要毫不讳言，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鼓吹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绝对不是要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强国，平添若干个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与美国抗衡的竞争对手。西方某些国家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演变的结果视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经济基础而定。对前苏联、东欧国家来说，是演变成唯西方大国马首是瞻的二流三流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在革命前即为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政要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特别是对前苏联的根本战略思想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绝对不许可其成为强国，更不许可其恢复超级大国地位，绝对不许可恢复苏联。第二个要点又力求避免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出现严重动乱，包括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因为这种局面将危及西方国家首先是西欧国家的安全。例如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滚滚向西的移民潮或难民潮就不是西欧国家所能承受的。如果说前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倒退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沦为二流、三流资本主义国家还能勉强支撑着混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则绝无此种可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或和平演变的结果，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则只有一种可能性，即沦为新的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既不可能维持政治独立，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独立，现代化大业当然更无从谈起了。在西方列强的支解和瓜分下，中国将陷于永久的分裂而万劫不复，这是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的结局。而如果我们让某些西方势力牵着鼻子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的道路，这种结局就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非常迫近的。
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型“改革”理论相联系，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出现一些怪议论，例如，通货膨胀有益无害，通货膨胀不可避免论。这一论调即使在当代西方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中也很难找到知音。西方国家政府现在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反对通货膨胀视为第一个经济政策重点。我国某些学者的这一论调实际上是盲目照搬凯恩斯在30年代提出的某些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当时凯恩斯主张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借以摆脱空前严重的大危机。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凯恩斯反危机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赤字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是继1929年经济大危机之后，英国和其他欧美工业先进国家重复存在着30年代初的长期经济萧条。物价长期下降，买卖停滞，生产行业开工严重不足，大量劳动者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通货不是在膨胀，而是萎缩。凯恩斯当时鼓吹的赤字预算的政策不能说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而只能说是一种通货回胀措施。有的学者危言耸听，说治理通货膨胀会造成经济停滞，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困境。这种说法实质上是主张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一种缺乏经济学常识的见解。在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恶性膨胀，而这种膨胀不但不能加快经济发展，反而会大大延缓甚至破坏经济发展。因为在既定时期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决定于积累率，是个定量。假定这笔资金只能盖一万个工厂，你偏要盖两万个工厂，则所有工厂都将因资金难乎为继而无法竣工投产。结果欲速不达，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还有一种议论，说中国的通货膨胀乃是体制性通货膨胀，也就是说通货膨胀的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或者进一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一旦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轨道，通货膨胀根源即可铲除。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近乎神话的议论。我国建国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天文学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恰好是在建国初期，由新中国政府用严格的计划手段，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克服的。在这些现实的和历史的铁的事实面前，所谓体制性通货膨胀论显然不能自圆其说。通货膨胀历来是一种向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社会成员征收的一种税，而且是一种很恶劣的坏税。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甚至破坏经济发展，而且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促进贫富分化，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动乱，从而既严重影响效率目标和公平目标的实现，又成为社会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有百害而无一利。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防患于未然，或者将通货膨胀消灭在萌芽状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认为在只存在单一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在国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下，因缺乏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无法构筑，故必须“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实现企业所有制私有化，甚至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同时在国有经济之外，大量培植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培植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经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观点在三方面值得商榷。第一，尽人皆知，而且连当代西方经济学头面人物如萨缪尔森也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乃是一种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有两重含义，一是在所有制方面，以私有制经济为主，国有经济及其他公有制经济为辅；二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既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相当比重的各种形式的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那么，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不能充当市场经济的主体，就很难使人折服了。第二，这种市场经济观缺乏历史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同起来。殊不知市场经济即商品经济有一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阶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第三，我国在现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不是出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是由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还不能囊括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还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做为一种补充。将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可以设想，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制经济将越来越壮大，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高。但即使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占压倒优势的比重，只要还存在着商品交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和其他经济单位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乃是商品生产交换产生的基本根源。只要存在各个企业和经济单位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存在着商品交换，从而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土壤，这与是否存在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无必然关联。
反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概念性糊涂观念的又一重要表现。1992年以来，各地掀起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投机经济即赌博经济热，秩序混乱，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过快，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势在必行。这两年来的实践也证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但明里暗里反对政府宏观调控者在国内外都大有人在。有的学者指斥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是走老路，是回到所谓传统计划经济，甚至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现代市场经济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代市场经济有两种形态。一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种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广泛而严格的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新型市场经济，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严格干预显然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议论把矛头集中指向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其实，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乃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在战后时期，原来没有国民经济计划的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订和实施不同形态的国民经济计划，且历时近半个世纪而不衰的事实充分证明，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说，覆盖全社会的国民经济计划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之灵魂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不但不应当削弱，而应使之趋于强化。强化的真谛是科学化，在科学化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计划具有高度的可行性和应有的权威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借鉴工作，主要的倾向和主要的危险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这种倾向如不加以克服，后果是严重的。克服办法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当代西方经济的研究，加强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成分，为制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科学蓝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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