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十年前我就已经答应，要为商务印书馆撰写一册关于外来词的书。然而由于杂事太多，一拖竟拖到了今天。准备了多时，终于在旅日任教期间偿还了这笔心债。其所以选择在日动笔，一是凑巧，二也是因缘。日本有关外来词的著作比比皆是，对外来词的研究既深入又细致，予人启迪颇多。近来留日学者又出版了有关中日词汇交流的专著。这就促使我下决心利用这个资料方便的机会，去完成多年来一直萦绕于怀的夙愿。
写作中，感触所在多有。一些资料明明是中国的，却在国内难以找到，偏偏在海外倒容易获得。字典，也是中国首创，却落后于国外多多。词典内不是书证欠缺，就是所引书证太晚，而且不注明年代，不知去何处寻找，教人好一番苦恼!其实，注明年代，于编者只是举手之劳，却予人无限方便。哪一年我们的资料记录好了，保管好了，整理好了，利用好了，工具书能确实从读者、用者方面设身处地考虑周到了，我们学术水平迅速而持久的提高才真正有了保障。这也许可作为第一个感触。
关于外来词，有许多议论：有人认为汉语外来词数量少说明汉语不够开放、不够进步，仿佛外来词就是衡量语言水平的唯一可靠标尺；有人又否认有大量语词来源于日语，甚至否认从日语来的汉字词是外来词，似乎承认这些词的来源或者一定的数量就可能使汉语脸面丧尽。这当然都不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外来词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水平的高低，也不能简单地以语言的是否纯粹去判定一种语言是否纯洁。语言的融合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只要有接触就有融合。吸收外来词只不过是语言融合的一种方式，意译则是另一种可能方式。而对这两种方式的选择其内在原因在于语言自身的特点。人们不能强迫它选择一种或不选择另一种。我们能做的只是总结其规律，并根据客观显示的规律做一些引导，促进语言间的融合。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语言必然是没有竞争力的语言，必然导致使用社群的狭窄甚至萎缩；而另一方面，评价语言则又要根据能否完善地表达当前社会的事物与概念，以及满足当前交际和科学的需要，此即所谓实践检验也。我们在语言接触和融合的问题上当然要有民族的意识，但更要有世界的意识，在二者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任何只考虑或倒向一端的想法和做法可能都是无益的，也会被现实所拒绝。这是感触之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感触是：七年前，我写作《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时，主要是为了梳理前贤们考证词源的成果，并从文化上鸟瞰外来词。那时，季羡林季老为此书所作的序中感慨地指出：
“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
这些话是多么坦率深刻，又多么语重心长！它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始终不能忘怀。鉴于外来词研究的冷清，研究角度的狭窄，我强烈感到一种历史责任，应该在理论和更全面的角度去阐述这个看似窄小的课题，呼唤更多的仁人志士来关心它、研究它。本着这样的愿望，我完成了这本书稿，希望后来者有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覆盖其上，让它尽早结束自己的使命。
感谢商务印书馆和张万起兄的热情支持；感谢日本学者荒川清秀先生赠与新作《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使本书在最后改定时增加了扎实的依凭；感谢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先生在付印前夕寄来黄河清先生所译的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这对关键章节的补充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也感谢老伴钱玉萍为此书所做的多项艰难统计(她因此而导致视网膜剥离)，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考虑到丛书的统一风格，本书不得不删去五分之一的论述和资料，并抽出已经做成的词语索引；另外，在书稿送印时方才看到美国学者谢弗的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非常遗憾，已经来不及吸收其成果了。特在此向读者致歉。
1997年丁丑元日成稿，
同年双雪改定
于大阪外国语大学
写作中，感触所在多有。一些资料明明是中国的，却在国内难以找到，偏偏在海外倒容易获得。字典，也是中国首创，却落后于国外多多。词典内不是书证欠缺，就是所引书证太晚，而且不注明年代，不知去何处寻找，教人好一番苦恼!其实，注明年代，于编者只是举手之劳，却予人无限方便。哪一年我们的资料记录好了，保管好了，整理好了，利用好了，工具书能确实从读者、用者方面设身处地考虑周到了，我们学术水平迅速而持久的提高才真正有了保障。这也许可作为第一个感触。
关于外来词，有许多议论：有人认为汉语外来词数量少说明汉语不够开放、不够进步，仿佛外来词就是衡量语言水平的唯一可靠标尺；有人又否认有大量语词来源于日语，甚至否认从日语来的汉字词是外来词，似乎承认这些词的来源或者一定的数量就可能使汉语脸面丧尽。这当然都不是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外来词的多少来衡量语言水平的高低，也不能简单地以语言的是否纯粹去判定一种语言是否纯洁。语言的融合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只要有接触就有融合。吸收外来词只不过是语言融合的一种方式，意译则是另一种可能方式。而对这两种方式的选择其内在原因在于语言自身的特点。人们不能强迫它选择一种或不选择另一种。我们能做的只是总结其规律，并根据客观显示的规律做一些引导，促进语言间的融合。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语言必然是没有竞争力的语言，必然导致使用社群的狭窄甚至萎缩；而另一方面，评价语言则又要根据能否完善地表达当前社会的事物与概念，以及满足当前交际和科学的需要，此即所谓实践检验也。我们在语言接触和融合的问题上当然要有民族的意识，但更要有世界的意识，在二者之中保持一定的张力。任何只考虑或倒向一端的想法和做法可能都是无益的，也会被现实所拒绝。这是感触之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感触是：七年前，我写作《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时，主要是为了梳理前贤们考证词源的成果，并从文化上鸟瞰外来词。那时，季羡林季老为此书所作的序中感慨地指出：
“世界上一些先进的文明国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来词的专家，有不少的外来语词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查阅，既能扩大知识面，又能提高文化修养。反观我国，不无遗憾。研究外来词的专家很少，编纂成的专著和词典更不多见。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这与我们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显得异常不协调。”
这些话是多么坦率深刻，又多么语重心长！它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始终不能忘怀。鉴于外来词研究的冷清，研究角度的狭窄，我强烈感到一种历史责任，应该在理论和更全面的角度去阐述这个看似窄小的课题，呼唤更多的仁人志士来关心它、研究它。本着这样的愿望，我完成了这本书稿，希望后来者有更好、更多的研究成果覆盖其上，让它尽早结束自己的使命。
感谢商务印书馆和张万起兄的热情支持；感谢日本学者荒川清秀先生赠与新作《近代日中学术用语的形成与传播》，使本书在最后改定时增加了扎实的依凭；感谢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姚德怀先生在付印前夕寄来黄河清先生所译的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这对关键章节的补充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也感谢老伴钱玉萍为此书所做的多项艰难统计(她因此而导致视网膜剥离)，没有这些支持和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考虑到丛书的统一风格，本书不得不删去五分之一的论述和资料，并抽出已经做成的词语索引；另外，在书稿送印时方才看到美国学者谢弗的名著《唐代的外来文明》，非常遗憾，已经来不及吸收其成果了。特在此向读者致歉。
1997年丁丑元日成稿，
同年双雪改定
于大阪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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