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当大家阅读18世纪的著作时,无论是游记还是报刊文章,是由哲学家还是由经济学家写成的论著,都会特别惊奇地看到非常频繁地出现中国的名字,发现有关令人赞赏的中国的大量资料。我们仅仅通过资料的数量来看,中国就似乎比英国本身更时髦得多,虽然英国对同时代各种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无疑在18世纪是风靡一时。
东方,特别是中国,以不同风尚的表现形式,已由卫匡国(M.Martino)神父做了描述,我无须对他的著作再做重述了。但是,我所说的“风尚”肯定不是指影响。人们可以照伦敦方式穿衣戴帽,却对英国人的意识一窍不通,也可以丝毫不借鉴英国人的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可以使小说或悲剧中的人物按照中国方式梳妆打扮后出场,但不必使这些人具有任何一点中国人的特征。人们可能会使用中国明代的瓷器饮茶,甚至还可以云山雾海地议论孔夫子,而不会感到有任何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伦理或政治观的必要。甚至对一个外国民族的仰慕,也并不一定是该民族对其钦佩者施加过影响的确切证据。当时许多人的思想状态也可能与圣一埃弗雷芒(Saint Evremond)相同,此人已准备赞扬中国人的道德,但他不想迁往北京生活,因为在那里既找不到黄油,也吃不到牡蛎。博学而又认真的学者马蒂厄•马雷(Mathieu Marrais)虽然使用了一些不太准确的汉文术语,但却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这些人对中国的仰慕并未使他们产生“自我灌输中国的意识”的愿望。
为了具有“自我灌输”一个外国民族思想的愿望,似乎首先应该是自己在思想或感情上感到惴惴不安,它会妨碍对直到那时为止形成文化和伦理道德生活的一切因素感到心满意足的感情。此外,还必须使这个外国民族恰恰在表现出这种惴惴不安的时候出现,以带来能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因素,虽然这些需要和愿望尚未出现和尚未被人意识到,但确确实实是很迫近了。帕斯卡尔(Pascal)的话在这里也很适用:“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我,那么你就不会寻找我”。如果贝尼埃(Bernier)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坚持翻译孔夫子的伦理学著作,那是由于他在经过50年研究哲学后,对自己曾认为是最可靠的事业产生了怀疑。孔子以其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政治观,向他提供了不仅仅能满足他过去始终都表现出的那种哲学家的内涵;而且也满足了那位再不想仅将其思想体系建立于浮云之上,而是试图牢固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已进入老耋之年的哲学家感到满足的内容。
因此,我将冒险在敏感的时代,在危机(个人危机或社会危机)时候寻找一种外来影响。中国的情况即如此,它主要是在两个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在1685年后,当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政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仔细反思时;其二是在1760年后,正当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试图开创一种做为政治和伦理道德基础的社会科学时代。但我们应该指出,在中国影响最突出的时代,也就是说在1760年之后,直到1750年左右为止,始终做为一种信条的崇拜和仰慕中国再也不是那样的狂热了。当时,人们甚至也怀疑中国人的道德。大家都把中国政府列入了专制政府的行列。重农主义者,为了使人接受中国政府作为一切善政的楷模而被迫创立了“合法专制主义”论。此外,以中国为时髦之风气的鼎盛时代,并不与中国产生影响的那些时代相吻合。中国热的高峰发生在1745和1755年间,即当蓬巴杜(Pompadour)夫人为此定下基调、并在身边囤积中国古玩作消遣时,这正是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后来就减少了)的时代,也是布歇(Boucher)绘制他的中国仕女像的时代。当时,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其房间布置一些带有中国内容的画屏。毫无疑问,如果声称这种时髦对后代没有产生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合法专制主义”理论的缔造人魁奈(Quesney),原来是蓬巴杜夫人的医生,与她亲密无间地相处。在艺术和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时髦和影响这两条曲线始终是彼此独立的。虽然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偶尔也会互相靠拢和结合在一起,可是它们却各自保持了其固有的个性。
我意欲研讨的恰恰就是中国在18世纪对法国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而不是其他任何内容,但也并不因此而在有机会的时候,忽视论述有关欣赏中国古玩的时髦风气,以及在某些时代发生的影响。我原想仅用一部著作来论述这项内容,以伏尔泰(Voltaire)为中心,因为他往往被视为中国“道德”的最大鼓吹者。不过,我又必须考虑到,在伏尔泰论述中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首先关心的和最偏爱的是博学多艺的人、学术家和哲学家。在1640—1740年间,情报信息的传播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只有在占有很多知识,才能成功地理解中国人的历史纪年、古代史、哲学和伦理道德。因此,只有首先了解这种“中国热”形成的整个阶段,我们才能知道伏尔泰向其先驱们借鉴了多少内容,此后才可能知道他个人的贡献究竟有多少。
在论述“伏尔泰与中国”(我们希望这一天绝不会再拖延很久了)之前,则必须研究中国对我们17世纪的哲学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问题。
此外,在研究18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情况的著作时,人们对以下事实不会不感到惊奇:除了某些没有多大价值的游记著作外,完全是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某些人对这些著作的公正性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圣西门(Saint-Simon)、弗雷烈(Fréret)以及其他某些人,尚且不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以及多明我会士等耶稣会士的敌对者。因此,我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考证性研究,以便知道耶稣会士在18世纪初叶是否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正确(我并不想讲非常确切)的或至少是公正的思想。这样的考证研究也具有历史意义。由于中国的礼仪而发生了争论,这批著作中有一些引起了轩然大波。礼仪之争持续于18世纪期间,有关中国的主要资料——《耶稣会士书简集》和杜赫德(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成书的整个时代。
在发表这种全面研究中国与18世纪的法国哲学思想的第一批基本著作时,如果不向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先生致谢,那我就是严重失礼,我指的是致谢之礼,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小的失礼。朗松先生非常热情地于1905年(我当时尚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向我指出了中国对我国18世纪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从那以后,他不断地鼓励我完成自己针对这一问题而撰写的著作。他出于一片盛情(我不知道应如何感激他),不仅仅向我提供了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资料,而且还向我做过必不可缺的指导。衷心祝愿此著不要过分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我不仅必须在普通藏书馆(国家档案馆、国立图书馆、海军图书馆)研究大批稿本著作,而还要到各个特藏馆去搜集资料,如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海军水文地理测量局图书馆(收藏有海军的地图和平面草图)。我在这些地方始终都受到热情欢迎,我将永远保持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我还特别要向隆德大学皇家图书馆(瑞典)的官员们致谢,他们不仅满足了我使用他们藏书的要求,而且还非常乐意地为我找到了瑞典或外国其他图书馆的著作和手稿。因此,我必须于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东方,特别是中国,以不同风尚的表现形式,已由卫匡国(M.Martino)神父做了描述,我无须对他的著作再做重述了。但是,我所说的“风尚”肯定不是指影响。人们可以照伦敦方式穿衣戴帽,却对英国人的意识一窍不通,也可以丝毫不借鉴英国人的思想。在18世纪的法国,人们可以使小说或悲剧中的人物按照中国方式梳妆打扮后出场,但不必使这些人具有任何一点中国人的特征。人们可能会使用中国明代的瓷器饮茶,甚至还可以云山雾海地议论孔夫子,而不会感到有任何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伦理或政治观的必要。甚至对一个外国民族的仰慕,也并不一定是该民族对其钦佩者施加过影响的确切证据。当时许多人的思想状态也可能与圣一埃弗雷芒(Saint Evremond)相同,此人已准备赞扬中国人的道德,但他不想迁往北京生活,因为在那里既找不到黄油,也吃不到牡蛎。博学而又认真的学者马蒂厄•马雷(Mathieu Marrais)虽然使用了一些不太准确的汉文术语,但却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这些人对中国的仰慕并未使他们产生“自我灌输中国的意识”的愿望。
为了具有“自我灌输”一个外国民族思想的愿望,似乎首先应该是自己在思想或感情上感到惴惴不安,它会妨碍对直到那时为止形成文化和伦理道德生活的一切因素感到心满意足的感情。此外,还必须使这个外国民族恰恰在表现出这种惴惴不安的时候出现,以带来能满足自己需要和愿望的因素,虽然这些需要和愿望尚未出现和尚未被人意识到,但确确实实是很迫近了。帕斯卡尔(Pascal)的话在这里也很适用:“如果你未曾遇到过我,那么你就不会寻找我”。如果贝尼埃(Bernier)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坚持翻译孔夫子的伦理学著作,那是由于他在经过50年研究哲学后,对自己曾认为是最可靠的事业产生了怀疑。孔子以其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政治观,向他提供了不仅仅能满足他过去始终都表现出的那种哲学家的内涵;而且也满足了那位再不想仅将其思想体系建立于浮云之上,而是试图牢固地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已进入老耋之年的哲学家感到满足的内容。
因此,我将冒险在敏感的时代,在危机(个人危机或社会危机)时候寻找一种外来影响。中国的情况即如此,它主要是在两个时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一是在1685年后,当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宗教、政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仔细反思时;其二是在1760年后,正当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试图开创一种做为政治和伦理道德基础的社会科学时代。但我们应该指出,在中国影响最突出的时代,也就是说在1760年之后,直到1750年左右为止,始终做为一种信条的崇拜和仰慕中国再也不是那样的狂热了。当时,人们甚至也怀疑中国人的道德。大家都把中国政府列入了专制政府的行列。重农主义者,为了使人接受中国政府作为一切善政的楷模而被迫创立了“合法专制主义”论。此外,以中国为时髦之风气的鼎盛时代,并不与中国产生影响的那些时代相吻合。中国热的高峰发生在1745和1755年间,即当蓬巴杜(Pompadour)夫人为此定下基调、并在身边囤积中国古玩作消遣时,这正是东印度公司获得巨额利润(后来就减少了)的时代,也是布歇(Boucher)绘制他的中国仕女像的时代。当时,所有的人都希望在其房间布置一些带有中国内容的画屏。毫无疑问,如果声称这种时髦对后代没有产生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合法专制主义”理论的缔造人魁奈(Quesney),原来是蓬巴杜夫人的医生,与她亲密无间地相处。在艺术和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时髦和影响这两条曲线始终是彼此独立的。虽然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偶尔也会互相靠拢和结合在一起,可是它们却各自保持了其固有的个性。
我意欲研讨的恰恰就是中国在18世纪对法国的思想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而不是其他任何内容,但也并不因此而在有机会的时候,忽视论述有关欣赏中国古玩的时髦风气,以及在某些时代发生的影响。我原想仅用一部著作来论述这项内容,以伏尔泰(Voltaire)为中心,因为他往往被视为中国“道德”的最大鼓吹者。不过,我又必须考虑到,在伏尔泰论述中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首先关心的和最偏爱的是博学多艺的人、学术家和哲学家。在1640—1740年间,情报信息的传播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只有在占有很多知识,才能成功地理解中国人的历史纪年、古代史、哲学和伦理道德。因此,只有首先了解这种“中国热”形成的整个阶段,我们才能知道伏尔泰向其先驱们借鉴了多少内容,此后才可能知道他个人的贡献究竟有多少。
在论述“伏尔泰与中国”(我们希望这一天绝不会再拖延很久了)之前,则必须研究中国对我们17世纪的哲学思想形成产生的影响问题。
此外,在研究18世纪上半叶有关中国情况的著作时,人们对以下事实不会不感到惊奇:除了某些没有多大价值的游记著作外,完全是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某些人对这些著作的公正性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圣西门(Saint-Simon)、弗雷烈(Fréret)以及其他某些人,尚且不包括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以及多明我会士等耶稣会士的敌对者。因此,我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考证性研究,以便知道耶稣会士在18世纪初叶是否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正确(我并不想讲非常确切)的或至少是公正的思想。这样的考证研究也具有历史意义。由于中国的礼仪而发生了争论,这批著作中有一些引起了轩然大波。礼仪之争持续于18世纪期间,有关中国的主要资料——《耶稣会士书简集》和杜赫德(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成书的整个时代。
在发表这种全面研究中国与18世纪的法国哲学思想的第一批基本著作时,如果不向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先生致谢,那我就是严重失礼,我指的是致谢之礼,同时在其他方面也有小的失礼。朗松先生非常热情地于1905年(我当时尚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向我指出了中国对我国18世纪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从那以后,他不断地鼓励我完成自己针对这一问题而撰写的著作。他出于一片盛情(我不知道应如何感激他),不仅仅向我提供了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资料,而且还向我做过必不可缺的指导。衷心祝愿此著不要过分辜负他的殷切期望。
我不仅必须在普通藏书馆(国家档案馆、国立图书馆、海军图书馆)研究大批稿本著作,而还要到各个特藏馆去搜集资料,如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海军水文地理测量局图书馆(收藏有海军的地图和平面草图)。我在这些地方始终都受到热情欢迎,我将永远保持对他们的衷心感谢。我还特别要向隆德大学皇家图书馆(瑞典)的官员们致谢,他们不仅满足了我使用他们藏书的要求,而且还非常乐意地为我找到了瑞典或外国其他图书馆的著作和手稿。因此,我必须于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