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FONT size=4> 译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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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当代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于1911年发表在德国哲学杂志《逻各斯》(第一期，第289—341页)上的一篇长文（也被简称作“逻各斯文”)。
……
本世纪初，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的发表(1900／01年)，使现象学得以突破并得以滥觞。这时胡塞尔在哲学界的声誉斐然，他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从他的同时代人如狄尔泰(W．Dilthey)、那托普(P．Natorp)等以及后一代人如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G．Gadamer)等的评价与回忆中已可见一斑。现象学揭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莱维纳斯(E．Levinas)所说，这个领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目光所无法达及的。现象学的意向分析和描述方法几乎使现象学成为一门与逻辑学或心理学相并列的特殊学科。甚至在今天通行的学科分类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在《逻辑研究》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有力抨击之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仍然需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与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与历史主义。前者主要表现在当时盛行的实验心理学的各种学说之中，后者则主要是指为狄尔泰等人所倡导的历史学派。胡塞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批判的继续，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揭示这些学说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之最终结局。而这个结局对于当时的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来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胡塞尔在这方面的努力，非现象学哲学家科拉克夫斯基(L．Kolakowski)曾确切地评价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多地迫使我们认清知识的窘迫境况：要么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连同其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结论，它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不能被接受的、并且事实上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毁灭的立场；要么就是先验主义的独断论，它实际上无法论证自身，并且最终仍然还是一个随意性的决定。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最终的确然性是一个在理性主义范围之内无法达到的目标，但如果没有那些不断努力试图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们，我们的文化就将会是贫乏而可怜的；而且，如果我们的文化完全落入怀疑主义者们的手中，那么它将几乎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我相信，人类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达到对它的各个杂多而不统一的组成部分的完善综合。然而，恰恰是它的各种成份的不统一性才有助于它的丰富多彩。而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保持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和谐，不如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当代人之所以能够从容地游弋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夹缝之间，既带有怀疑主义的警觉，又仍抱有对健康的理性的最终信念，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胡塞尔们的孜孜求索。
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他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因而这篇文字对后人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作用。
而从建构性的角度来看，可以笼统地说，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试图将哲学定位于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而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他是努力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之间找到哲学的位置。虽然在这篇文章中，现象学尚未带有“先验”现象学的标记——“先验”一词在这里从未出现过——，但胡塞尔的意图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表露：通过对哲学的新的论证，严格的哲学将以构造现象学的形态出现，它将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奠定基础，因为现象学所探讨的不仅是“意识构形的本质联系”(意识的“心理”方面)，而且也探讨“与它们相关的本质相属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识所构造的出来的“物理”方面)；这两个研究方向(“所有的意识—被意指者”)在他两年后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被称作“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对象”(Noema)。所以，《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实际上已含有胡塞尔先验构造现象学的第一次公开预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日后曾合理地指出，这篇文章“通过《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才获得了对其纲领性论题的充分论证”。
……
然而，就像苏格拉底或康德还在对一些当代人产生着活的效应一样，今天仍然有人——译者也算是其中之一——不懈地在胡塞尔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精神生活的动力或支点，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虽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仍然还是一个“无限遥远的点”，胡塞尔的哲思方法却仍然直接而具体地向我们指示着严格性的实例。就面前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而言，尽管它在胡塞尔的现有文献中属于纲领性的方法论述，本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因此而将它比作笛卡尔的《方法谈》，但即使在这里也可以处处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论述和操作的严格性。另一位非现象学的哲学家施泰格缪勒(W．Stegmüller)也曾公正地承认：“胡塞尔的研究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在原则上接受他的思想并将他的方法运用在其研究中的人来说，一个无限广阔的、新的工作领域展现出来。对于对立阵营的哲学家来说则形成了一种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阐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使他们的论据的无懈可击性与胡塞尔学说的高度科学水平相吻合。因此，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胡塞尔对朋友和敌人都发挥了促使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影响。”对于施泰格缪勒所做的这个特征描述，读者可以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的字里行间获得直接的感受。
但比他的严格方法影响更为深远的或许是胡塞尔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执着精神。斯基拉奇认为，“胡塞尔的伟大从根本上带有这样一种特征：他能够长达数十年地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并且在一种宁静退隐的状态下一再地献身于新的问题。”这种甘于寂寞的个性恐怕是每一个“理论人”都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前提。理论研究者应当可以看到：他们的宿命就在于追求独立的思想而避开流行的时尚。胡塞尔在世纪初所呼吁的“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与王元化在世纪末一再倡导的“为学不做媚时语”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强的功利目的和实用心态或许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文德尔班(W．Windelband)所说：“知识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寻求的地方才能成熟”；而从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整个趋势来看，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警告在今天仍然有效：“正是在一个实践动机超强地上升的时代里，一种理论的本性也可能会比它的理论职业所允许的更为强烈地屈从于这些实践动机的力量。但在这里，尤其是对我们时代的哲学而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此而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可能会给我们的学术研究以一定的启发与教益。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胡塞尔哲学的中译本一直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着。如果我们将胡塞尔的前现象学时期称作早期，那么，从《逻辑研究》(1900／01年)和《现象学的观念》(1907年)到《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1年)、《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和“弗莱堡就职讲座”(1916年)中译本的发表，胡塞尔中期的所有重要著述都已经进入到汉语语境之中。读者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可以把握到他这个时期思想的基本脉络。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1988年便由吕祥从英文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国际出版公司，1988年)；此后，在1993年选编两卷本《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时，我曾将吕祥的译文选入集子并作过大致的校对。此次从德文再译，也参考了吕祥的译文，在此致谢！但吕祥的译文由于各种原因而含有较多的错误，这也是促使译者从原文重译此书的动因之一。当然决定性的动因则来自“哲学作为严格科学”这篇文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
借此还要感谢学友陈小文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译文中有缺失与欠妥之处，还望方家随时指正。
倪梁康
1998年6月10日记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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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是当代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年)于1911年发表在德国哲学杂志《逻各斯》(第一期，第289—341页)上的一篇长文（也被简称作“逻各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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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的发表(1900／01年)，使现象学得以突破并得以滥觞。这时胡塞尔在哲学界的声誉斐然，他被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这从他的同时代人如狄尔泰(W．Dilthey)、那托普(P．Natorp)等以及后一代人如海德格尔(M．Heidegger)、伽达默尔(H．-G．Gadamer)等的评价与回忆中已可见一斑。现象学揭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如莱维纳斯(E．Levinas)所说，这个领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目光所无法达及的。现象学的意向分析和描述方法几乎使现象学成为一门与逻辑学或心理学相并列的特殊学科。甚至在今天通行的学科分类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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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批判性的角度来看，在《逻辑研究》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有力抨击之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仍然需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与自然主义，另一方面是与历史主义。前者主要表现在当时盛行的实验心理学的各种学说之中，后者则主要是指为狄尔泰等人所倡导的历史学派。胡塞尔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批判的继续，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地揭示这些学说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之最终结局。而这个结局对于当时的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来说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胡塞尔在这方面的努力，非现象学哲学家科拉克夫斯基(L．Kolakowski)曾确切地评价说：“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多地迫使我们认清知识的窘迫境况：要么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连同其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结论，它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不能被接受的、并且事实上会给我们的文化带来毁灭的立场；要么就是先验主义的独断论，它实际上无法论证自身，并且最终仍然还是一个随意性的决定。我不得不承认，尽管最终的确然性是一个在理性主义范围之内无法达到的目标，但如果没有那些不断努力试图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们，我们的文化就将会是贫乏而可怜的；而且，如果我们的文化完全落入怀疑主义者们的手中，那么它将几乎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我相信，人类的文化永远不可能达到对它的各个杂多而不统一的组成部分的完善综合。然而，恰恰是它的各种成份的不统一性才有助于它的丰富多彩。而使我们的文化得以保持其生命力的，与其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和谐，不如说是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当代人之所以能够从容地游弋于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夹缝之间，既带有怀疑主义的警觉，又仍抱有对健康的理性的最终信念，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胡塞尔们的孜孜求索。
除此之外，由于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表露了他与狄尔泰思想的分歧，因而这篇文字对后人理解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无启迪作用。
而从建构性的角度来看，可以笼统地说，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试图将哲学定位于逻辑学和心理学之间，而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他是努力在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之间找到哲学的位置。虽然在这篇文章中，现象学尚未带有“先验”现象学的标记——“先验”一词在这里从未出现过——，但胡塞尔的意图在这里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表露：通过对哲学的新的论证，严格的哲学将以构造现象学的形态出现，它将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奠定基础，因为现象学所探讨的不仅是“意识构形的本质联系”(意识的“心理”方面)，而且也探讨“与它们相关的本质相属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识所构造的出来的“物理”方面)；这两个研究方向(“所有的意识—被意指者”)在他两年后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中也被称作“意向活动”(Noesis)和“意向对象”(Noema)。所以，《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实际上已含有胡塞尔先验构造现象学的第一次公开预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日后曾合理地指出，这篇文章“通过《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才获得了对其纲领性论题的充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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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苏格拉底或康德还在对一些当代人产生着活的效应一样，今天仍然有人——译者也算是其中之一——不懈地在胡塞尔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寻找精神生活的动力或支点，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虽然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仍然还是一个“无限遥远的点”，胡塞尔的哲思方法却仍然直接而具体地向我们指示着严格性的实例。就面前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而言，尽管它在胡塞尔的现有文献中属于纲领性的方法论述，本书单行本的编者斯基拉奇因此而将它比作笛卡尔的《方法谈》，但即使在这里也可以处处感受到胡塞尔现象学论述和操作的严格性。另一位非现象学的哲学家施泰格缪勒(W．Stegmüller)也曾公正地承认：“胡塞尔的研究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那些在原则上接受他的思想并将他的方法运用在其研究中的人来说，一个无限广阔的、新的工作领域展现出来。对于对立阵营的哲学家来说则形成了一种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阐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使他们的论据的无懈可击性与胡塞尔学说的高度科学水平相吻合。因此，像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胡塞尔对朋友和敌人都发挥了促使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影响。”对于施泰格缪勒所做的这个特征描述，读者可以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一文的字里行间获得直接的感受。
但比他的严格方法影响更为深远的或许是胡塞尔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执着精神。斯基拉奇认为，“胡塞尔的伟大从根本上带有这样一种特征：他能够长达数十年地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并且在一种宁静退隐的状态下一再地献身于新的问题。”这种甘于寂寞的个性恐怕是每一个“理论人”都应具备的一个基本素质前提。理论研究者应当可以看到：他们的宿命就在于追求独立的思想而避开流行的时尚。胡塞尔在世纪初所呼吁的“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与王元化在世纪末一再倡导的“为学不做媚时语”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强的功利目的和实用心态或许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困境的一个主要根源。正如文德尔班(W．Windelband)所说：“知识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寻求的地方才能成熟”；而从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整个趋势来看，胡塞尔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警告在今天仍然有效：“正是在一个实践动机超强地上升的时代里，一种理论的本性也可能会比它的理论职业所允许的更为强烈地屈从于这些实践动机的力量。但在这里，尤其是对我们时代的哲学而言，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就此而论，《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可能会给我们的学术研究以一定的启发与教益。
自80年代中期以来，胡塞尔哲学的中译本一直在缓慢而有序地进行着。如果我们将胡塞尔的前现象学时期称作早期，那么，从《逻辑研究》(1900／01年)和《现象学的观念》(1907年)到《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1年)、《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和“弗莱堡就职讲座”(1916年)中译本的发表，胡塞尔中期的所有重要著述都已经进入到汉语语境之中。读者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可以把握到他这个时期思想的基本脉络。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在1988年便由吕祥从英文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国际出版公司，1988年)；此后，在1993年选编两卷本《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时，我曾将吕祥的译文选入集子并作过大致的校对。此次从德文再译，也参考了吕祥的译文，在此致谢！但吕祥的译文由于各种原因而含有较多的错误，这也是促使译者从原文重译此书的动因之一。当然决定性的动因则来自“哲学作为严格科学”这篇文章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
借此还要感谢学友陈小文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译文中有缺失与欠妥之处，还望方家随时指正。
倪梁康
1998年6月10日记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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