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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译 者 序</STRONG></FONT>
寓言，顾名思义，是“寓有深意之言”，即含有道德训诫和精神启示的故事。人类尽管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源流，但我们往往发现文明之间有许多的“不约而同”：寓言就是一个例证。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国的“成语故事”，而佛教和基督教中更是可以编出大部头的“释迦牟尼寓言故事集”(例如《妙法莲华经》中的“化城喻品”)和“耶稣寓言故事集”(例如《圣经》中“田野百合”的寓言)。我们设想：若是把“佛经”和《圣经》中的故事剔除，这些旷世经典未免会显得索然无味。
寓言为什么会成为释迦牟尼、耶稣等宗教家传播其教义的重要手段呢？人类的心智倾向于以形象的、具体的、日常的经验，来比附并理解概念的、抽象的和超越的事物。比如，和平以温驯的鸽子来象征，爱情以鸳鸯、玫瑰、比翼鸟等等象征。正义是天平，纯洁是水晶。实际上，这种象征手法是一种单纯、原始意义上的寓言。人的心灵的潜能涵容万有，包藏宇宙，因而要认知人类精神世界的奇丽风光，就需要意象更丰富、情节更精巧的寓言来表现。
在西方思想史上，寓言这个词本身蕴涵着一系列极富魅力而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诸如，《圣经》中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柏拉图的幽暗洞穴，路德的田野之鼠和城邑之鼠，班扬的朝圣者等等。毫无疑问，西方的哲学传统，常常借助于寓言来传达道德的和精神的知见。在这一传统中，没有任何作家曾像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年)那样持续不断地运用寓言、故事和叙事性的譬喻，他讲的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铭刻下许多难忘的形象。克尔恺郭尔的智慧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寓言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不是由于其创作的任何其他部分。
为什么寓言式创作对于克尔恺郭尔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呢?
克尔恺郭尔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哲学家，哲学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他生命的意义。他出身于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他的父亲小时候生活在西日德兰半岛的一个穷苦农庄，被迫为人放羊；在绝望之中他曾诅咒上帝。这个后来被克尔恺郭尔称之为“地震”的事件给他的家族带来长远的影响。老克尔恺郭尔一生都无法摆脱“罪孽感”造成的忧郁和绝望，以至于后来他在哥本哈根经商并迅速致富的命运，在他看来都像是上帝对他的嘲弄。老克尔恺郭尔在家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想见他那天赋颖异的儿子身上，会有多么深重的父亲的影子。老克尔恺郭尔在1838年以82岁高龄过世时，他的儿子25岁：父亲留下的遗产使他不必为生计奔波——一个哲学家诞生了。
克尔恺郭尔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与罗吉娜的关系。1840年他与哥本哈根上流社会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罗吉娜•奥尔森订婚，这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年多的交往。但“就在第二天(订婚后)我明白我错了。我的强烈的悔罪心——我以往的生活，我的忧郁——这已经够了!”(见《索伦•克尔恺郭尔日记论文集》，下简称“克氏日记”)他忧郁的性情，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宗教情绪，以及生命玄妙的“可能性”(见书中“可能性”一篇)使他孤独高翔的灵魂无法栖落于那种此世安稳的幸福。“……与她结婚会使我获得我无法梦到的快乐，但对于这个不幸的自我，我必须说，在没有她的忧伤中我也许会找到更大的快乐。”(“克氏日记”)尽管他为了保护罗吉娜作出浪子状，要把解除婚约的责任归于己身，聪明的罗吉娜也看穿了他的伎俩。当恋情的破裂终成事实，克尔恺郭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感觉是，你只能投入狂乱放荡的生活，或者选择绝对的宗教虔诚。”结果他选择了献身于绝对的宗教激情，这是一个对于克尔恺郭尔来说极为重大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一生的成就和身后的英名都系于此，与许多心智英雄对尘俗“伟大的弃绝”如出一辙。克尔恺郭尔的选择同时意味着他哲学创作的开始。1841年11月他与罗吉娜断然分手，两星期后前往柏林，在那儿他开始了他的创作。在其后的十多年间，他的作品如急流汹涌，源源而来，形成世界文学及哲学史上的奇观。
1843年，克尔恺郭尔出版了至少6部著作，其中篇幅最长的第一部即《非此即彼》——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为我们理解克氏生平和思想提供了一把灵验的钥匙。克尔恺郭尔着意在他的作品中设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向读者的悟性发起挑战，迫使读者作出自己的选择。显然，只有寓言、故事和叙事性的譬喻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作为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从未试图建立某种完整的、结构化的哲学体系；其哲学的形成是选择、实现和生成自我的过程，而他的哲学创作旨在将自己的心路历程传播给他的读者，因此他选择“讲故事”的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是在他的私人日记，启发性论文或心理学实验性作品中，甚或在他的经过最严密推证的哲学专论中，讲故事这一方式都使克尔恺郭尔全心投入，乐此不疲。下面这句谈及耶稣的话正可用来形容克尔恺郭尔：“的确，若不用譬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马太福音》第13章第34节)克尔恺郭尔有着善用隐喻的头脑，他不仅以戏剧性的形象来表述，而且显然以之进行思考。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以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表述。在他的著述中任何持续较长的篇幅，他都会把读者拉到一旁并说：我将出示一幅画来表达我的意思。然后他把这幅画以一个简短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故事往往以简约的性格刻画和惊人的逆转为特征，同时隐含着道德或精神启蒙的意图，而这恰恰是寓言的经典定义。
我们为什么会阅读克尔恺郭尔的寓言？为什么它们值得从哲学上加以重视呢？他的寓言有时像令人疯狂的哑谜，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像一面魔镜，反映出一般人类经验的深层存在；有时又像是舞台上的小品，供人消遣，同时揭示出浮华人性滑稽的一面；有时是微妙的诗篇，有着事实上不可穷尽的意义。任何人只要对这些寓言稍加玩味就可体会其魅力与美妙。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并非是他在解释这些寓言，而是他被这些寓言所解释。
正如苏格拉底一样，克尔恺郭尔的哲学探索中充满了论争。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常常选择用一个表面上无关痛痒的故事来解除对手的武装。嘉德斯写道：“在最具特色的用途上，寓言是一种论辩的武器；它并非如一首十四行诗那样成形于无人搅扰的专注之中，而是在冲突中即兴创作，以应对某种事先无法逆料的情势。由于这一障碍，最优秀的寓言体现了多种才能的微妙与复杂之处，因而显示出超乎其他诗歌类创作中明喻及暗喻所要求的思维空间和联想天才。”(嘉德斯《耶稣寓言》第13页)正是以如此的能力与天才，克尔恺郭尔才那么有效地把寓言作为一种哲学论争的武器来加以运用。
克尔恺郭尔显然乐于以寓言的方式与他的读者交流。他喜欢引导读者沿小径走到一个岔路，在这里他突然让读者就一组事件作出某种决断。在所有优秀的寓言创作中都有一种游戏的因素，克尔恺郭尔眼中的游戏更近于一种相当激烈的贴身体育运动。“文学不应成为残疾者的疗养地，”1843年克尔恺郭尔写道，“而应是那些健康，快乐，茁壮成长，明朗乐观，发展完善而充满灵性的孩子们的游乐场；这些形体优美，圆满，称心快意的造物中的每一个都有着他母亲的形貌和父亲的活力——绝不是软弱欲望的早产儿，绝不是废弃的胎胞。”(《索伦•克尔恺郭尔日记论文集》(一))
克尔恺郭尔发现寓言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它不要求对系统性假说的肯定，不要求预先接受任何概念的定义，也不必要受逻辑规则的约束。相反，寓言具体地从人们日常经验开始，而且这些经验被亲切地表现在一种叙事形式之中：日常的场景，平实的情节，凝练的形象，读者轻松地进入了作者所设定的情境之中；接着故事情节猛然逆转，作者突然提出问题向读者的悟性发出挑战；读者刹那间会有失去方向的感觉，仿佛突然发现自我更深的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读者是被冷不防地带入潜在的新的认知层面，读者常常并未十分领会在这种幻化出的情势中是什么触动了他，直到他更深入地进行该寓言所诱导并要求的自我审视。无论这些故事多么机智诙谐，克尔恺郭尔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供人消遣，而是启迪并提升他的读者进入自我省视的境界。
克尔恺郭尔曾提出一套明确的“间接传播”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克尔恺郭尔写作目的根本所在。他认为主观性即真理，“真理只存在于生成过程之中，在于占用过程之中”(《结论性非科学附笔》)，真理的表述必然与数据和信息的客观表述迥然不同。这种“间接”传播要求一种“双重省视”：一方面传播者在想象中提出需要读者裁定的自我省悟的可能性(《非此即彼》)；另一方面传播者强烈地关注克尔恺郭尔所称的“占用过程”，“为造成戏谑与真挚的效应，此类间接传播的典范是：其创作表现为一个辩证之结——这对所有的人都无例外。假若任何人想得益于这种传播，他必须亲身去独自解开这个结。”(《基督教中的训练》)这恰恰是寓言对读者的要求，即要求他们自己去打开那个结。我们不妨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据传曾有一个贫苦农夫赤脚走到首都，而且赚了一大笔钱；这下他不但能给自己买一副鞋袜，还足可以买醉一番——他醉醺醺地寻路回家，却醉倒在一条大路上，沉沉睡去。这时一辆马车驶来，车夫喝令他躲开，不然就要轧过去。醉汉醒来，看了看自己的双腿。因为脚上有了鞋袜，他没能认出来，于是他对车夫说：‘轧过去吧，那不是我的腿。’”
这个故事大体与我国古代“和尚，解差，我”的故事相类，但应如何理解这个寓言呢？事实上每一个读者都不得不自己作出一个决定(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双农夫的腿岌岌可危，敏锐的读者立时感到自己的内心隐隐作痛，仿佛那马车巨大的车轮正隆隆而至。我们似乎无法给这则寓言以“标准的”解释，“农夫的腿”作为象征物在每一读者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投射，因而真正的解释只能由读者在“占用”的过程中实现。这是解读克尔恺郭尔寓言的典型过程。
克尔恺郭尔寓言的宗旨不仅仅在于观念的改变，而且在于意志的改变。克尔恺郭尔讲述他的寓言时并不希望他的听者只是体验到一种偶然的启示或迷恋，而是期望他们会对自己说，“啊哈！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假如一则寓言达到了其最大功能，那么“观赏者变成了参与者，并非因为他们必然想这样做，或仅仅是已然‘明白底里’，而是因为他们在一瞬间‘失去了控制’，或像那些新的释经学者们所说的，‘被阐释了’”。(萨利•泰塞尔，《寓言传道》)
本书所选集的寓言大多可作为不朽的文学作品而独立存在。它们不但是晦暗的现代天空中怒放的绚丽的道德和精神启蒙之花，同时又是要求普通读者进行真切反省并进行深入思考的引人入胜的难解之谜。读者不需要专家学者提供一套详尽的注释，只须在静默的独处中，在安宁的沉思中，走过一段充满愉悦和冒险的精神之旅，到达风光更为旖旎、视野更为阔大的新境界。
杨 玉 功 <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
</FONT>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北京海淀西三旗
寓言，顾名思义，是“寓有深意之言”，即含有道德训诫和精神启示的故事。人类尽管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源流，但我们往往发现文明之间有许多的“不约而同”：寓言就是一个例证。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国的“成语故事”，而佛教和基督教中更是可以编出大部头的“释迦牟尼寓言故事集”(例如《妙法莲华经》中的“化城喻品”)和“耶稣寓言故事集”(例如《圣经》中“田野百合”的寓言)。我们设想：若是把“佛经”和《圣经》中的故事剔除，这些旷世经典未免会显得索然无味。
寓言为什么会成为释迦牟尼、耶稣等宗教家传播其教义的重要手段呢？人类的心智倾向于以形象的、具体的、日常的经验，来比附并理解概念的、抽象的和超越的事物。比如，和平以温驯的鸽子来象征，爱情以鸳鸯、玫瑰、比翼鸟等等象征。正义是天平，纯洁是水晶。实际上，这种象征手法是一种单纯、原始意义上的寓言。人的心灵的潜能涵容万有，包藏宇宙，因而要认知人类精神世界的奇丽风光，就需要意象更丰富、情节更精巧的寓言来表现。
在西方思想史上，寓言这个词本身蕴涵着一系列极富魅力而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诸如，《圣经》中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柏拉图的幽暗洞穴，路德的田野之鼠和城邑之鼠，班扬的朝圣者等等。毫无疑问，西方的哲学传统，常常借助于寓言来传达道德的和精神的知见。在这一传统中，没有任何作家曾像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年)那样持续不断地运用寓言、故事和叙事性的譬喻，他讲的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铭刻下许多难忘的形象。克尔恺郭尔的智慧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寓言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而不是由于其创作的任何其他部分。
为什么寓言式创作对于克尔恺郭尔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呢?
克尔恺郭尔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哲学家，哲学对他来说绝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他生命的意义。他出身于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他的父亲小时候生活在西日德兰半岛的一个穷苦农庄，被迫为人放羊；在绝望之中他曾诅咒上帝。这个后来被克尔恺郭尔称之为“地震”的事件给他的家族带来长远的影响。老克尔恺郭尔一生都无法摆脱“罪孽感”造成的忧郁和绝望，以至于后来他在哥本哈根经商并迅速致富的命运，在他看来都像是上帝对他的嘲弄。老克尔恺郭尔在家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想见他那天赋颖异的儿子身上，会有多么深重的父亲的影子。老克尔恺郭尔在1838年以82岁高龄过世时，他的儿子25岁：父亲留下的遗产使他不必为生计奔波——一个哲学家诞生了。
克尔恺郭尔生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与罗吉娜的关系。1840年他与哥本哈根上流社会一位十八岁的姑娘罗吉娜•奥尔森订婚，这之前他们已经有了一年多的交往。但“就在第二天(订婚后)我明白我错了。我的强烈的悔罪心——我以往的生活，我的忧郁——这已经够了!”(见《索伦•克尔恺郭尔日记论文集》，下简称“克氏日记”)他忧郁的性情，内心隐秘而强烈的宗教情绪，以及生命玄妙的“可能性”(见书中“可能性”一篇)使他孤独高翔的灵魂无法栖落于那种此世安稳的幸福。“……与她结婚会使我获得我无法梦到的快乐，但对于这个不幸的自我，我必须说，在没有她的忧伤中我也许会找到更大的快乐。”(“克氏日记”)尽管他为了保护罗吉娜作出浪子状，要把解除婚约的责任归于己身，聪明的罗吉娜也看穿了他的伎俩。当恋情的破裂终成事实，克尔恺郭尔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感觉是，你只能投入狂乱放荡的生活，或者选择绝对的宗教虔诚。”结果他选择了献身于绝对的宗教激情，这是一个对于克尔恺郭尔来说极为重大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他一生的成就和身后的英名都系于此，与许多心智英雄对尘俗“伟大的弃绝”如出一辙。克尔恺郭尔的选择同时意味着他哲学创作的开始。1841年11月他与罗吉娜断然分手，两星期后前往柏林，在那儿他开始了他的创作。在其后的十多年间，他的作品如急流汹涌，源源而来，形成世界文学及哲学史上的奇观。
1843年，克尔恺郭尔出版了至少6部著作，其中篇幅最长的第一部即《非此即彼》——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为我们理解克氏生平和思想提供了一把灵验的钥匙。克尔恺郭尔着意在他的作品中设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向读者的悟性发起挑战，迫使读者作出自己的选择。显然，只有寓言、故事和叙事性的譬喻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功能。
作为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从未试图建立某种完整的、结构化的哲学体系；其哲学的形成是选择、实现和生成自我的过程，而他的哲学创作旨在将自己的心路历程传播给他的读者，因此他选择“讲故事”的方式也就顺理成章了。无论是在他的私人日记，启发性论文或心理学实验性作品中，甚或在他的经过最严密推证的哲学专论中，讲故事这一方式都使克尔恺郭尔全心投入，乐此不疲。下面这句谈及耶稣的话正可用来形容克尔恺郭尔：“的确，若不用譬喻，他就不对他们说什么。”(《马太福音》第13章第34节)克尔恺郭尔有着善用隐喻的头脑，他不仅以戏剧性的形象来表述，而且显然以之进行思考。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以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表述。在他的著述中任何持续较长的篇幅，他都会把读者拉到一旁并说：我将出示一幅画来表达我的意思。然后他把这幅画以一个简短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故事往往以简约的性格刻画和惊人的逆转为特征，同时隐含着道德或精神启蒙的意图，而这恰恰是寓言的经典定义。
我们为什么会阅读克尔恺郭尔的寓言？为什么它们值得从哲学上加以重视呢？他的寓言有时像令人疯狂的哑谜，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像一面魔镜，反映出一般人类经验的深层存在；有时又像是舞台上的小品，供人消遣，同时揭示出浮华人性滑稽的一面；有时是微妙的诗篇，有着事实上不可穷尽的意义。任何人只要对这些寓言稍加玩味就可体会其魅力与美妙。读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并非是他在解释这些寓言，而是他被这些寓言所解释。
正如苏格拉底一样，克尔恺郭尔的哲学探索中充满了论争。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他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常常选择用一个表面上无关痛痒的故事来解除对手的武装。嘉德斯写道：“在最具特色的用途上，寓言是一种论辩的武器；它并非如一首十四行诗那样成形于无人搅扰的专注之中，而是在冲突中即兴创作，以应对某种事先无法逆料的情势。由于这一障碍，最优秀的寓言体现了多种才能的微妙与复杂之处，因而显示出超乎其他诗歌类创作中明喻及暗喻所要求的思维空间和联想天才。”(嘉德斯《耶稣寓言》第13页)正是以如此的能力与天才，克尔恺郭尔才那么有效地把寓言作为一种哲学论争的武器来加以运用。
克尔恺郭尔显然乐于以寓言的方式与他的读者交流。他喜欢引导读者沿小径走到一个岔路，在这里他突然让读者就一组事件作出某种决断。在所有优秀的寓言创作中都有一种游戏的因素，克尔恺郭尔眼中的游戏更近于一种相当激烈的贴身体育运动。“文学不应成为残疾者的疗养地，”1843年克尔恺郭尔写道，“而应是那些健康，快乐，茁壮成长，明朗乐观，发展完善而充满灵性的孩子们的游乐场；这些形体优美，圆满，称心快意的造物中的每一个都有着他母亲的形貌和父亲的活力——绝不是软弱欲望的早产儿，绝不是废弃的胎胞。”(《索伦•克尔恺郭尔日记论文集》(一))
克尔恺郭尔发现寓言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它不要求对系统性假说的肯定，不要求预先接受任何概念的定义，也不必要受逻辑规则的约束。相反，寓言具体地从人们日常经验开始，而且这些经验被亲切地表现在一种叙事形式之中：日常的场景，平实的情节，凝练的形象，读者轻松地进入了作者所设定的情境之中；接着故事情节猛然逆转，作者突然提出问题向读者的悟性发出挑战；读者刹那间会有失去方向的感觉，仿佛突然发现自我更深的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读者是被冷不防地带入潜在的新的认知层面，读者常常并未十分领会在这种幻化出的情势中是什么触动了他，直到他更深入地进行该寓言所诱导并要求的自我审视。无论这些故事多么机智诙谐，克尔恺郭尔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供人消遣，而是启迪并提升他的读者进入自我省视的境界。
克尔恺郭尔曾提出一套明确的“间接传播”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克尔恺郭尔写作目的根本所在。他认为主观性即真理，“真理只存在于生成过程之中，在于占用过程之中”(《结论性非科学附笔》)，真理的表述必然与数据和信息的客观表述迥然不同。这种“间接”传播要求一种“双重省视”：一方面传播者在想象中提出需要读者裁定的自我省悟的可能性(《非此即彼》)；另一方面传播者强烈地关注克尔恺郭尔所称的“占用过程”，“为造成戏谑与真挚的效应，此类间接传播的典范是：其创作表现为一个辩证之结——这对所有的人都无例外。假若任何人想得益于这种传播，他必须亲身去独自解开这个结。”(《基督教中的训练》)这恰恰是寓言对读者的要求，即要求他们自己去打开那个结。我们不妨用一个实例来说明：
“据传曾有一个贫苦农夫赤脚走到首都，而且赚了一大笔钱；这下他不但能给自己买一副鞋袜，还足可以买醉一番——他醉醺醺地寻路回家，却醉倒在一条大路上，沉沉睡去。这时一辆马车驶来，车夫喝令他躲开，不然就要轧过去。醉汉醒来，看了看自己的双腿。因为脚上有了鞋袜，他没能认出来，于是他对车夫说：‘轧过去吧，那不是我的腿。’”
这个故事大体与我国古代“和尚，解差，我”的故事相类，但应如何理解这个寓言呢？事实上每一个读者都不得不自己作出一个决定(非此即彼)。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双农夫的腿岌岌可危，敏锐的读者立时感到自己的内心隐隐作痛，仿佛那马车巨大的车轮正隆隆而至。我们似乎无法给这则寓言以“标准的”解释，“农夫的腿”作为象征物在每一读者的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投射，因而真正的解释只能由读者在“占用”的过程中实现。这是解读克尔恺郭尔寓言的典型过程。
克尔恺郭尔寓言的宗旨不仅仅在于观念的改变，而且在于意志的改变。克尔恺郭尔讲述他的寓言时并不希望他的听者只是体验到一种偶然的启示或迷恋，而是期望他们会对自己说，“啊哈！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假如一则寓言达到了其最大功能，那么“观赏者变成了参与者，并非因为他们必然想这样做，或仅仅是已然‘明白底里’，而是因为他们在一瞬间‘失去了控制’，或像那些新的释经学者们所说的，‘被阐释了’”。(萨利•泰塞尔，《寓言传道》)
本书所选集的寓言大多可作为不朽的文学作品而独立存在。它们不但是晦暗的现代天空中怒放的绚丽的道德和精神启蒙之花，同时又是要求普通读者进行真切反省并进行深入思考的引人入胜的难解之谜。读者不需要专家学者提供一套详尽的注释，只须在静默的独处中，在安宁的沉思中，走过一段充满愉悦和冒险的精神之旅，到达风光更为旖旎、视野更为阔大的新境界。
杨 玉 功 <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2>
</FONT>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北京海淀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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