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词典

　　　　　　　　　　　　　　　　　　　　　译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各国生产建设的发展，促使地理学和经济科学、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等进行交错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了较明显的提高，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很多新概念和新术语，从而跨入了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新阶段。

　　在解放初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一边倒”学习前苏联，于是地理学也基本上按照苏联模式来进行教学与研究。虽然苏联地理学中关于生产配置、生产地域综合体、自然区划、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等方面的理论丰富了地理科学的内容；但另一方面，苏联关于地理学发展的二元论切断了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有机联系，再加上由于左的政治干预，对人文地理学的一些分支如政治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等却进行了政治性批判。那时，在我国地理界也随着依样画葫芦，出现了所谓学术批判，致使人文地理学各门分支学科的发展呈现了极其不平衡的畸形局面。

　　直到“十年浩劫”以后，我国政府拨乱反正，把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实施改革开放，出现了令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大好新局面。1980年初，中国地理学会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建设的客观需求，李旭旦老师和我在会上提出了复兴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倡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从而冲破了一些过去由于政治原因而形成的研究“禁区”，为人文地理学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带来了春天。此后，人文地理学的一些薄弱部门得到了加强，一些空白领域得到了填充，愈来愈多的中青年地理工作者投入到人文地理学的工作队伍，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方面，新一代的人文地理学者更紧密地配合国土整治、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旅游开发等生产服务，积极投入工作；同时，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使中国人文地理学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文地理学由此而走上欣欣向荣的道路。

　　1984年9月，我到巴黎参加国际地理大会后，应英国学术院的邀请，访问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城乡规划部、土地资源部、我留学时的母校利物浦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地理系，与英国地理学界重新建立起了联系。学术院最后还专门送了我一笔钱，以供我购买图书之用，我就老实而不客气地走进了伦敦的最大书店，选购了许多重要的地理典籍，这其中就包括由R．J．约翰斯顿等多位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合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一版。该词典内容新颖而翔实，我经常参考，颇为受益。并且，该词典问世以来大受英语国家学人的欢迎，已再版三次，每次都有所增补和更新，真可谓精益求精，无怪乎它成了一本畅销的英文地理著作。

　　多年来，商务印书馆已组织翻译了大批欧美地理名著，在引进和介绍西方国家地理学理论和新方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国内地理学界因此受惠匪浅。1996年，该馆地理编辑室又选中了这本《人文地理学词典》，组织了20多位中青年地理学者通力协作，进行译述。其中的柴彦威教授问计于我。我认为要译好这一著作难度很大，首先是因为我国人文地理学复兴不久，目前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从广度和深度上而论都远不及西方国家，词典中所包有的多数名词和术语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工作实践中尚未涉及，因此对这些陌生名词和术语的确切含义就难以把握，万一曲解而仓促译述将误导读者。再则该词典编者都是英国著名地理学家，他们行文比较严谨，其表达就不如长于编教科书的美国学者那么通俗易懂，因此要保证译文质量亦大不易。我支持翻译这本词典，至少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但希望译者能充分估计其难度，并且在初稿提出后务必相互传观、反复讨论，使译文尽可能以“信、达、雅’，为准绳。如果能出色地做成这件事，就不啻为流行中文国家的地理学工作者帮了一大忙，为促进人文地理学研究立了一大功。

　　我那番多少带有泼冷水作用的话，却并没有把参加该词典翻译的译者们吓倒，相反，他们在激励之下知难而上、努力以赴，在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六年多的辛勤劳作，终于把该词典的中文版本送到了读者的面前。我要大声欢呼，祝他们的胜利!当然，正如上述，由于中外人文地理学研究重点的差异以及研究水平的差距等原因，该词典包括了一些目前尚难定译的名词和术语，这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研究人文地理学的实践中不断加深体会和更好地消化与吸收后，才能逐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和定论。但无论如何，目前这个译本，为流行中文国家的所有读者全面和正确了解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会有很大、很具体的帮助，这是毫无异议的。好在该词典的第四版已经问世，将来中译本再版时，也可精益求精、不断更新。我深信这个译本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吴传钧

　　　　　　　　　　　　　　　　　　　　　　　　　　　　　　2002年中秋于中关村

　　由多人合作并历时几年翻译的《人文地理学词典》中文版终于要问世了，在这里，我把该词典翻译工作的起由与过程等做一简单回顾，算是译后记。

　　记得是1995年我在北大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李平主任找到我说，为了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并促其与国际接轨，他们决定将R．J．约翰斯顿教授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词典》(第三版)翻译成中文出版；并且，他表示受南京大学顾朝林教授的推荐，希望我牵头来组织这项翻译工作。听了他的话我首先感到很振奋，因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还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买的这本词典，并一直把它作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这确实是一本代表人文地理学科发展水平的巨著，如果能译为中文，必将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我也马上表示，本人难以胜任这项工作，一是因为这本词典囊括的面太广，翻译难度太大；二是因为我只有留日经历，对学科发展的西方背景不够了解。因此，我希望他们重新选一位更加合适的人员担此重任。后来，李平多次打电话或当面对我表示，翻译工作必然花费大量的时间，实在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那时，我正在做博士后研究，在时间上算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我告诉李平，等我跟系里其他几位老师联系后再定吧，因为只有各领域的研究者相互配合才能够较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令人欣慰的是，北大地理系蔡运龙、王缉慈、孟晓晨、杨开忠、王仰麟诸教授均表示愿意参加翻译工作；顾朝林教授也愿意承担与城市地理学有关的词条。这样，我就以“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接下了这个难啃的骨头。

　　我个人体会，要翻译好一本专业书，至少要具备三方面的条件：扎实的专业背景；熟练的英语能力；较好的中文表达。因此，我先按照词条内容进行了大致归类，然后寻找并分配给合适的翻译人员。需要说明的是，找到最合适的翻译人员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有关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方面的词条，最初我是在杨开忠教授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位英国留学回来的北大经济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可是，等我把词条拿给她看了以后就被拒绝了，因为她说相关的一些词条和人名都没有见过，希望我去找有地理学背景的合适人选。另外，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翻译人员主要局限在北京，特别是北大内部，当时在读的一些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翻译。

　　最终的翻译分工如下(其中的字数为向出版社所交初稿的粗略统计)：顾朝林及其研究生宋国臣、刘海泳、张伟、钱志鸿承担城市地理学方面的词条35条约2万字，蔡运龙承担资源与环境方面的词条52条约3．2万字，王缉慈承担工业地理学方面的词条45条约2．5万字，白永平承担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词条64条约5．5万字，孟晓晨承担商业服务业地理学及社会地理学方面的词条35条约2．8万字，张天新承担人本主义地理学及社会地理学方面的词条40条约4万字，阙维民承担历史地理学及哲学方法论方面的词条37条约5万字，孟延春承担社会地理学及城市地理学方面的词条57条约6万字，魏永明承担乡村与农业地理学方面的词条32条约2．5万字，温军承担政治地理学、种族地理学及人口地理学方面的词条95条约6万字，梁龙男承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方面的词条41条约4．5万字，赵永平承担计量地理学方面的词条40条约1．5万字，仵宗卿承担地理学方法论方面的词条138条约7．5万字，张景秋承担地理学方法论方面的词条5条约1万字，方森承担区域科学方面的词条18条约1．5万字，柴彦威及其研究生李峥嵘、王恩宙、刘志林、程晓越承担社会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及地理学方法论方面的词条102条约7万字，并承担序言、缩写词的翻译约1万字。全书由柴彦威、唐晓峰统校。

　　词条的准确翻译是该词典翻译的第一步。为此，我们针对词条的译法讨论了很多次，参阅了大量相关学科的词典与书籍，并广泛征求了同行的意见与建议。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顾朝林教授还委托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的陈金永先生对词条的翻译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但即使是这样，由于中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阶段性及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性等原因，有些词条、特别是个别连其基本概念都尚未在国内被介绍的词条，目前只能是先按我们的理解，并参考国外有关文献，给出一个译法，更为准确的翻译有待未来随着对该领域的深入了解后给予修正。

　　在统稿、校对工作中，在对所有词条的译法进行统一的基础上，按照词典翻译的要求和我个人的理解对全书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对一些原译者理解和翻译错误明显较多的词条进行了重译。其中，某些词条被退改3次以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翻译初稿前后拖了4年之久。

　　1999年9月，凝结着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多位同仁辛勤劳作的第一校样交到了我的手中。十分高兴的是，此时我邀请到了唐晓峰教授一起进行校对工作。在繁忙的科研与教学之余，我们又走过了近1年的校对艰辛路。2001年3月，我又对第二校样进行了校对。2003年12月，在词典即将付梓之前，我又去商务印书馆和地理编辑室副主任田文祝一起做了最后的调整。

　　曾听很多人说过，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可能是我对这句话的领悟不够深入，也可能是我想从翻译中学到一些东西，当初拒绝再三但最终还是“冒然”承担了这本词典的译校组织工作，回想起个中的酸甜苦辣，难于言表。但是，“在翻译中学习，在学习中翻译”却是我的第一感受!好多译者都向我表达了这样的感受，认为通过这次翻译才对某个概念有了真正准确的理解。我本人在后来承担《地理学名词》中人文地理学部分词条的编写时也深受其益。

　　最后，我要感谢与我通力协作的所有翻译人员，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吴传钧先生为本书撰写译序。另外，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叶嘉安教授始终关注本书的翻译工作；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的李平主任、田文祝副主任，本书的责任编辑包森铭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柴彦威

　　　　　　　　　　　　　　　　　　　　　　　　　　　　　2003年12月31日

　　西方人文地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吸收了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手法用于地理研究，从而在地理学中出现了地理控制论、地理系统、空间系统等学说，这种科学的系统综合学说构成了现代地理学哲学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这些变化，新的名词术语和概念大量出现，对已有的名词术语赋以新的定义，也从别的学科引进名词术语。所有这些必须作出精确的描述和定义，以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本词典即是基于这个目的而编篡的。

第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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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