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哈罗德•拉斯基于1943年撰写并于1944年出版了他称为的“历史分析论文”，书名叫做《信仰、理智和文明》(Faith，Reason and Civilization)。这个日期是重要的。它写成于他的各种战时活动——政府的、党的和教授的——繁重任务之中，而写的目的，我们觉得，主要是为了澄清自己对世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首先是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战争所产生的，其次是他对之深信不疑的胜利所产生的。在那一年中，许多人觉得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裂痕似乎真正弥合了，其实这个裂口始终存在着，它尽管在大多数国家联合反对希特勒的全盛时期证明能够缩小，却被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下子扩大到简直无以复加的地步，布尔什维克革命就凭这个条约，在它的全体朋友和它的不少敌人惊恐失色的情况下，站在放肆和野蛮的侵略以及统治自由世界的图谋一边，并且通过不可饶恕的重新瓜分波兰，以传统方式完成了这笔买卖。
两个暗害波兰的国家最终一定会翻脸，这一点哪怕对于最愚钝然而正直的政治研究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了拯救在1940年和1941年初从未完全摆脱这种忧虑的自由世界，会不会很快翻脸，依然是个令人苦恼的猜测问题；现在由外交界最近透露的情况证明，这种忧虑也许就是不得不同红军在战场上遭遇。希特勒在1941年突然进攻俄国，至少在战争时期内真正消除了那种忧虑，但西方国家同俄国的未来关系却始终是个谜，因为持久和有益的和平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持久联盟，但由于结盟国家所抱的目的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公开地或秘密地在每个国家内部起着积极作用，所以这种持久联盟又取决于内部的改革和心理的调整，所有这一切，即使政治野心能够调节，政治顾虑能够消除，也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的。
拉斯基和其他一些以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朋友——尽管是爱挑剔的朋友——自居的人，一同体验了战前时期(那时反纳粹力量的联盟似乎是和平的唯一保证)的强烈感情，当斯大林先生丢弃了那种联盟，与公认的共同敌人缔结紧密同盟时，又深深感到失望。但是，到了1943年，所有的人都极其兴奋，这一来是因为拥有俄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同盟，二来是因为至少已获得许多迹象，说明这种同盟能被解释为促使俄国离开帝国主义而向民主自由前进的动力。
在那种气氛下，过去的许多事情必须丢弃，新的形势必须加以分析，作为向所谓的“当代革命”前进的起点。论文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背景，从中既查明这样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弄清那些希望在一个新的和团结的自由世界中和解的人应当采取的路线。很明显，从物质观点看，胜利会使俄国和美国成为两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它们同样也能够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发挥最巨大的影响，正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使得已被从最重要的地位上撵下来的旧世界惶恐不安。拉斯基对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喜爱。在俄国，他看到一种过程在起作用，这种过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并随之而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在美国，他看到一个仍旧像生成阶段的俄国那样的国家，它确实还没有像俄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同过去的历史决裂，但是能够实现同样的创造。从这两个国家的和解中，拉斯基立即看到了希望和未来的危险，但是毫不轻视那些挡在两国以及其他一切国家道路上的历史性障碍，这些国家由于自身软弱，必然会被这个或那个国家拉拢过去。
问题是：世界会不会服从美苏两国的联合领导，或者，如果美苏不再联合，世界将会服从哪个国家的领导，在美苏不再联合的情况下，一方蓄意骚扰另一方的意向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因此，拉斯基就撰文来仔细探究当代的道德、精神和政治危机。文章写得极其仓促，就同那些在他有限的“闲暇时间”里充塞他头脑的思想一样突如其来。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时候，要做到决定性是不可能的。它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分析和说明问题。它并不预言未来，那时未来首先正在战场上决定。它主要想指出不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正确的问题将会对未来产生的后果。它包含着对人和政策的强烈甚至猛烈的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能够就某些被默认的发展情况所包含的危险向读者提出警告，这种警告和往常一样，主要是针对年轻读者提出的，因为他们认为实际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已使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危机，不必急于加以解决了。
本书强调的是当时的情况，拉斯基必然想把它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它更好地适应接踵而来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胜利非但没有减轻危机，反而使危机加深，形势的发展开始使乐观者失望，悲观者坚定。拉斯基认为他在1943年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仍然有价值，但需要照俗话所说使它“合乎时代”；即使乐观者开始畏缩，也决不可把地盘让给悲观者。因此，他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动手写增补的一章了。
这几个月甚至比战时还要忙碌，战时操劳过度影响了他的健康，战后国内外的事件也没有使他放松。他和平时一样写作时思潮如洪流奔腾，结果增补的一章简直扩大成了一本新的著作，字数和原来只打算对之作补充的书差不多。原先的论点有不少被重复提出，尽管往往更加充实，而且形式总是有所不同，然而根据以“冷战”为主要特征的最新事态发展作了增减；有不少论点是崭新的，其中有些与其说是补充原来的论点，不如说是与原来的论点相矛盾的。他究竟会不会放弃增补的念头而最终写成一本包罗万象的新书，或者会不会将两者加以删节，合并成一本新书，我们都不得而知。这部手稿是未完成的，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它接近完成；就留下的部分看，议论决没有抒发完毕。他的遗著保管人这样就碰到了一个难题：决定把它出版还是不出版。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按照它遗留下来的样子，难以把它当作补充的一章附在1943年的著作后面再行出版，第二，没有第二个人能抱有写他原定要写的那本书的希望，试图把它写完。办法只有两个：要么不把手稿发表，让1943年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落空，要么把它按照不完全的样子，作为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稿发表，预先告诉他分布在许多国家里的读者和研究者，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没有经过作者订正，相信他们会宁愿把即使是目前这样的书当作一件最后的礼物，而不是根本不要它。拉斯基夫人完全同意后一种看法，因此它现在就出版了。
本书编者——如果他有资格这样自称——的工作严格规定在他认为是拉斯基本人会规定的范围之内。原文未作任何更动，只是改正了一些作为草稿在所难免的事实上或语法上的明显疏漏，由于对早期作品的同样方式的工作曾博得拉斯基的赞许，因此相信现在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会获得赞许。无论在风格方面或者见解方面，编者都没有作丝毫更动，哪怕有些地方拉斯基本人显然会加以修改，因为在研究过一些新的著作以及“冷战”在朝鲜演变为真刀真枪的“热战”——这种演变是他担心的，但满怀信心地希望能够避免——之后，他必然会被迫作出与以前对形势作出的论断有所不同的论断，这种形势由于变化迅速，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加强了他的看法，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使他的看法“过时”。一件本身就是订正的东西，如果不经他本人最后的订正，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最后的政治遗嘱。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人的遗言，这个人在30多年内就文明社会通过同意或不同意的改革而生存下去这一主题所讲的话受到了倾听，听众的范围远比一个大学教授通常有的范围来得广泛。因此，有理由可以相信本书会受到欢迎。
这里肯定不是作评价或写传记的地方。已经有那么多的人作出了评价，编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以补充，而拉斯基的传记目前正由能干和友好的金斯莱•马丁先生在写，编者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但如果借这个可以说与他在职业上告别的机会，让一个在政治上难得和他意见相同，在其他一切方面确也难得意见相同，但却一贯受到他的几乎使人不安的关怀的人说句私房话，这似乎是可以原谅的。他实实在在是我生平所遇到过的天性最仁爱的人。
R．T．克拉克
1951年
两个暗害波兰的国家最终一定会翻脸，这一点哪怕对于最愚钝然而正直的政治研究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为了拯救在1940年和1941年初从未完全摆脱这种忧虑的自由世界，会不会很快翻脸，依然是个令人苦恼的猜测问题；现在由外交界最近透露的情况证明，这种忧虑也许就是不得不同红军在战场上遭遇。希特勒在1941年突然进攻俄国，至少在战争时期内真正消除了那种忧虑，但西方国家同俄国的未来关系却始终是个谜，因为持久和有益的和平取决于它们之间的持久联盟，但由于结盟国家所抱的目的和意识形态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公开地或秘密地在每个国家内部起着积极作用，所以这种持久联盟又取决于内部的改革和心理的调整，所有这一切，即使政治野心能够调节，政治顾虑能够消除，也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的。
拉斯基和其他一些以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朋友——尽管是爱挑剔的朋友——自居的人，一同体验了战前时期(那时反纳粹力量的联盟似乎是和平的唯一保证)的强烈感情，当斯大林先生丢弃了那种联盟，与公认的共同敌人缔结紧密同盟时，又深深感到失望。但是，到了1943年，所有的人都极其兴奋，这一来是因为拥有俄国作为西方国家的同盟，二来是因为至少已获得许多迹象，说明这种同盟能被解释为促使俄国离开帝国主义而向民主自由前进的动力。
在那种气氛下，过去的许多事情必须丢弃，新的形势必须加以分析，作为向所谓的“当代革命”前进的起点。论文的目的是研究历史背景，从中既查明这样一种发展的可能性，也弄清那些希望在一个新的和团结的自由世界中和解的人应当采取的路线。很明显，从物质观点看，胜利会使俄国和美国成为两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它们同样也能够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发挥最巨大的影响，正就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使得已被从最重要的地位上撵下来的旧世界惶恐不安。拉斯基对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喜爱。在俄国，他看到一种过程在起作用，这种过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并随之而创造了新的价值观；在美国，他看到一个仍旧像生成阶段的俄国那样的国家，它确实还没有像俄国已经做到的那样同过去的历史决裂，但是能够实现同样的创造。从这两个国家的和解中，拉斯基立即看到了希望和未来的危险，但是毫不轻视那些挡在两国以及其他一切国家道路上的历史性障碍，这些国家由于自身软弱，必然会被这个或那个国家拉拢过去。
问题是：世界会不会服从美苏两国的联合领导，或者，如果美苏不再联合，世界将会服从哪个国家的领导，在美苏不再联合的情况下，一方蓄意骚扰另一方的意向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因此，拉斯基就撰文来仔细探究当代的道德、精神和政治危机。文章写得极其仓促，就同那些在他有限的“闲暇时间”里充塞他头脑的思想一样突如其来。它不是决定性的；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时候，要做到决定性是不可能的。它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分析和说明问题。它并不预言未来，那时未来首先正在战场上决定。它主要想指出不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去解决正确的问题将会对未来产生的后果。它包含着对人和政策的强烈甚至猛烈的批评，因为只有批评才能够就某些被默认的发展情况所包含的危险向读者提出警告，这种警告和往常一样，主要是针对年轻读者提出的，因为他们认为实际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工作已使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危机，不必急于加以解决了。
本书强调的是当时的情况，拉斯基必然想把它加以修改和补充，使它更好地适应接踵而来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胜利非但没有减轻危机，反而使危机加深，形势的发展开始使乐观者失望，悲观者坚定。拉斯基认为他在1943年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仍然有价值，但需要照俗话所说使它“合乎时代”；即使乐观者开始畏缩，也决不可把地盘让给悲观者。因此，他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动手写增补的一章了。
这几个月甚至比战时还要忙碌，战时操劳过度影响了他的健康，战后国内外的事件也没有使他放松。他和平时一样写作时思潮如洪流奔腾，结果增补的一章简直扩大成了一本新的著作，字数和原来只打算对之作补充的书差不多。原先的论点有不少被重复提出，尽管往往更加充实，而且形式总是有所不同，然而根据以“冷战”为主要特征的最新事态发展作了增减；有不少论点是崭新的，其中有些与其说是补充原来的论点，不如说是与原来的论点相矛盾的。他究竟会不会放弃增补的念头而最终写成一本包罗万象的新书，或者会不会将两者加以删节，合并成一本新书，我们都不得而知。这部手稿是未完成的，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它接近完成；就留下的部分看，议论决没有抒发完毕。他的遗著保管人这样就碰到了一个难题：决定把它出版还是不出版。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按照它遗留下来的样子，难以把它当作补充的一章附在1943年的著作后面再行出版，第二，没有第二个人能抱有写他原定要写的那本书的希望，试图把它写完。办法只有两个：要么不把手稿发表，让1943年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落空，要么把它按照不完全的样子，作为他的最后的未完成稿发表，预先告诉他分布在许多国家里的读者和研究者，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没有经过作者订正，相信他们会宁愿把即使是目前这样的书当作一件最后的礼物，而不是根本不要它。拉斯基夫人完全同意后一种看法，因此它现在就出版了。
本书编者——如果他有资格这样自称——的工作严格规定在他认为是拉斯基本人会规定的范围之内。原文未作任何更动，只是改正了一些作为草稿在所难免的事实上或语法上的明显疏漏，由于对早期作品的同样方式的工作曾博得拉斯基的赞许，因此相信现在所做的工作同样也会获得赞许。无论在风格方面或者见解方面，编者都没有作丝毫更动，哪怕有些地方拉斯基本人显然会加以修改，因为在研究过一些新的著作以及“冷战”在朝鲜演变为真刀真枪的“热战”——这种演变是他担心的，但满怀信心地希望能够避免——之后，他必然会被迫作出与以前对形势作出的论断有所不同的论断，这种形势由于变化迅速，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加强了他的看法，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使他的看法“过时”。一件本身就是订正的东西，如果不经他本人最后的订正，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最后的政治遗嘱。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个人的遗言，这个人在30多年内就文明社会通过同意或不同意的改革而生存下去这一主题所讲的话受到了倾听，听众的范围远比一个大学教授通常有的范围来得广泛。因此，有理由可以相信本书会受到欢迎。
这里肯定不是作评价或写传记的地方。已经有那么多的人作出了评价，编者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以补充，而拉斯基的传记目前正由能干和友好的金斯莱•马丁先生在写，编者也没有什么话要说。但如果借这个可以说与他在职业上告别的机会，让一个在政治上难得和他意见相同，在其他一切方面确也难得意见相同，但却一贯受到他的几乎使人不安的关怀的人说句私房话，这似乎是可以原谅的。他实实在在是我生平所遇到过的天性最仁爱的人。
R．T．克拉克
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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