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李浩教授治学勤奋，视野开阔，实力雄厚，是学风严谨而又勇于开拓的青年学者。这部《诗史之际——唐代文学发微》，是继《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专著之后的又一力作。全书分为综论、分述与考异三部分，前两部分侧重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在史实中求史识；后一部分是对文献典籍的稽检订正，侧重于考索之功。而文史结合、诗史互证，则是全书最基本的特征。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嬗变》一篇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演化的美学指向与历史流程，并清理了山水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为解读山水田园诗的盛唐文本提供了话语背景。《论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一文，一反视关中士族为一武质集团、武则天后已消亡殆尽的权威说法，展现了关中士族由文向武、又由武向文的演生变迁过程，在学术界第一次对唐代关中士族这一地域文学群体从纵横两条线索进行定位。《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则一反中国教育史和隋唐文化史研究的流行观点，指出唐代关中士族重视教育，家族教育极兴盛，尤其强调文学教育，遂使教育史研究与文学的诠释有了必要的关联。《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对由陈寅恪先生提出并在当代隋唐文史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观点提出质疑与商榷，指出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郡望分布具有极突出的地域特征，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牛党成员基本上属关陇士族。牛李党争并非是士族与庶族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而切入问题的视角是士族郡望，研究方法则是实证与统计，故此项成果无论方法与结论均显得异乎寻常。其他如《苏绰文体改革新说》，对魏周时期的文学复古活动翻案重估；《〈全唐诗〉校读札记》、《<皇唐玉牒>编撰者之重新检讨》、《唐代园林别业杂考》、《唐人叠石小考》等或发覆探赜，或拾遗补阙，或提出问题，或自创新说，详他人所略，订流行之讹，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或有助益。
注重精研原始文献与关注最新成果是本书的突出特点，如《唐代园林别业杂考》指出《唐两京城坊考》误认为永宁里有窦巩宅园，宋敏求《长安志》、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白雨亭”为“自雨亭”之讹；《全唐文》卷八七二李徵古《庐江宴集记》中“乾贞己酉岁”之中“己酉”，乃“己丑”之讹；《唐人叠石小考》中据唐代诗文笔记指出园林史界谓唐人“理石”只有置石而无叠石之说实误，皆为细读精研原始文献所得。作者同时还非常留意海内外唐研究的最新成果，凡所征引，皆有所标注，既注重学术规范，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注意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结合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陈寅恪总结王静安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之一便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利用出土文物研究文史，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如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域研究、变文研究、唐五代词研究等。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的青年学人对此问题仍未能有足够重视。实际上，地下文物也是一种广义的文献，如《金石萃编》、《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等。本书中《“关中郡姓”论题之辨析》一文，即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检到李衡《唐绛州闻喜令杨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说明裴氏“与韦柳薛，关中四姓焉”，参之刘禹锡《薛公神道碑》，来理解《新唐书》卷一九九引柳芳《氏族论》的论述，许多疑点涣然冰释。在《唐人叠石小考》一文中又据唐代出土三彩假山与宅院建造模型，同诗文笔记相结合，使结论更加可信。
注意将历史学、地理学与园林史的成果与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是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先生主要讲“专家”与“通儒”的关系，但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四部也是可以打通，相互结合的。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仅读集部的书是不够的，还应读史部、子部、经部的书，这样，对古代文化、社会、制度才能有一个整体印象，不致于以偏概全。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有纵向的“通识”，而且要注意横向的“通识”。本书对园林别业景观的辑佚考证，对地名与地域文化的留意，均涉及园林学史与历史地理学，其中对空间地域因素的强调与突显，更使作者的研究有几分独特与新颖。
作者融揉谱牒学、统计学、精神分析学、艺术美学的研究路数而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特点，而且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书中各篇在范畴概念的使用上，前后有不一致处；全书系统性体系性不强；某些结论，论证还不很充分；但从总体上看，则颇多创获，希望它早日问世。
霍松林
2000年8月18日于唐音阁
《山水之变——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的嬗变》一篇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观念演化的美学指向与历史流程，并清理了山水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为解读山水田园诗的盛唐文本提供了话语背景。《论唐代关中的文学士族》一文，一反视关中士族为一武质集团、武则天后已消亡殆尽的权威说法，展现了关中士族由文向武、又由武向文的演生变迁过程，在学术界第一次对唐代关中士族这一地域文学群体从纵横两条线索进行定位。《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教育》则一反中国教育史和隋唐文化史研究的流行观点，指出唐代关中士族重视教育，家族教育极兴盛，尤其强调文学教育，遂使教育史研究与文学的诠释有了必要的关联。《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一文，对由陈寅恪先生提出并在当代隋唐文史学界有重要影响的观点提出质疑与商榷，指出牛李党争中两派主要成员的郡望分布具有极突出的地域特征，李党成员主要是山东郡姓士族，牛党成员基本上属关陇士族。牛李党争并非是士族与庶族之争，而是士族之间的“圈内之争”。而切入问题的视角是士族郡望，研究方法则是实证与统计，故此项成果无论方法与结论均显得异乎寻常。其他如《苏绰文体改革新说》，对魏周时期的文学复古活动翻案重估；《〈全唐诗〉校读札记》、《<皇唐玉牒>编撰者之重新检讨》、《唐代园林别业杂考》、《唐人叠石小考》等或发覆探赜，或拾遗补阙，或提出问题，或自创新说，详他人所略，订流行之讹，对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或有助益。
注重精研原始文献与关注最新成果是本书的突出特点，如《唐代园林别业杂考》指出《唐两京城坊考》误认为永宁里有窦巩宅园，宋敏求《长安志》、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白雨亭”为“自雨亭”之讹；《全唐文》卷八七二李徵古《庐江宴集记》中“乾贞己酉岁”之中“己酉”，乃“己丑”之讹；《唐人叠石小考》中据唐代诗文笔记指出园林史界谓唐人“理石”只有置石而无叠石之说实误，皆为细读精研原始文献所得。作者同时还非常留意海内外唐研究的最新成果，凡所征引，皆有所标注，既注重学术规范，又使自己的结论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
注意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结合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陈寅恪总结王静安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之一便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利用出土文物研究文史，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如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域研究、变文研究、唐五代词研究等。但是从事古代文学的青年学人对此问题仍未能有足够重视。实际上，地下文物也是一种广义的文献，如《金石萃编》、《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等。本书中《“关中郡姓”论题之辨析》一文，即从周绍良先生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检到李衡《唐绛州闻喜令杨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说明裴氏“与韦柳薛，关中四姓焉”，参之刘禹锡《薛公神道碑》，来理解《新唐书》卷一九九引柳芳《氏族论》的论述，许多疑点涣然冰释。在《唐人叠石小考》一文中又据唐代出土三彩假山与宅院建造模型，同诗文笔记相结合，使结论更加可信。
注意将历史学、地理学与园林史的成果与方法运用到文学史研究中，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是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钱先生主要讲“专家”与“通儒”的关系，但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四部也是可以打通，相互结合的。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仅读集部的书是不够的，还应读史部、子部、经部的书，这样，对古代文化、社会、制度才能有一个整体印象，不致于以偏概全。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有纵向的“通识”，而且要注意横向的“通识”。本书对园林别业景观的辑佚考证，对地名与地域文化的留意，均涉及园林学史与历史地理学，其中对空间地域因素的强调与突显，更使作者的研究有几分独特与新颖。
作者融揉谱牒学、统计学、精神分析学、艺术美学的研究路数而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不仅具有方法论的特点，而且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
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文学自身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书中各篇在范畴概念的使用上，前后有不一致处；全书系统性体系性不强；某些结论，论证还不很充分；但从总体上看，则颇多创获，希望它早日问世。
霍松林
2000年8月18日于唐音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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