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FONT size=3><STRONG>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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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得交待一下本书的范围，并对我的取舍给出一点理由。如书名所示，它所讨论的是20世纪的主要政治哲学家。不过本书也想做到主题上的统一，所以不要指望它同时间顺序的划分完全一致。因此我把注意力局限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掐头去尾的20世纪”上——其上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下限则是因戈尔巴乔夫上台而导致的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体制的垮台以及东欧和中欧随后出现的“革命”。大体上说，讨论的时期与苏联的寿命正相吻合，即从1917年到1991年。这个时期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有着统一性，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是如此。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就其广义而言，不仅仅是指各种思想争论，而是指社会的一般形态及其个人的生活状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且日甚一日地是以工业经济和技术为基础。近年来影响深远的惊人的技术发展，即人们所说的“信息革命”，似乎预示着会出现一种极为不同的社会类型，并且很可能造成一些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掐头去尾的20世纪”，西方社会也是一个面对着特定问题的特定社会。这些问题自然会让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发生兴趣，因此在他们看来，政治哲学中历久不衰的问题，也会呈现出特定的形式或面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部分地是由其社会结构的诸多特点形成的，然而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无需说，理解本世纪那些影响重大的事件——而且人们肯定会说，那些灾难——的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两次世界大战、多次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对人类价值的威胁。
人们对后一个问题十分熟悉。但是如前所述，也必须注意到基本社会结构的问题。这就是我这项研究为何要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的缘故。韦伯虽然主要生活在我们这个时期以前(1920年去世)，然而他却是“现代性”，即20世纪社会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著作无与伦比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社会和文化趋势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这些趋势和问题被概括为两个具体概念，即“合理化”和“除魅”。虽然这些现象部分地说根源相同(因为除魅其实正是精神领域合理化的结果)，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却造成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简言之，一方面是达到目标的更大的能力，其基础是对物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知；另一方面却是对目标的客观价值的信念消失了。与过去几代人所能得到的相比，我们以财富和知识等形式存在的手段极为优越，但是利用这些手段追求的目标之价值，却是不确定和有争议的。其中宗教信仰的崩溃当然十分关键。
自由主义显然是对韦伯意义上的除魅做出的回应，无论它是伊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论，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权利先于利益的学说。这是对有关善恶的“合理分歧”做出的恰当反应——对此应当让个人自由地给出自己的定义，并在权利规则设定的限制内自由地追求它们。迈克尔•奥克肖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以不同的方式，力求把公共权力的范围限制在实施规则上，把目标的追求留给个人和各种合作组织去自由选择。罗尔斯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他提出了一种划定限制性权利规则的方法(正义原则)，其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契约论的方法，其基础则是一种假想的协议，而不是客观权利或自然法，因为后者已不复存在。
合理化和除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此而言，这枚硬币涉及到科学技术对理性和知识、对事实知识和手段知识的垄断。关于理性的这种“技术性”观点及其社会意义，一直是20世纪政治哲学家关注的焦点，而且他们经常彼此对立。在以本书论及的马尔库塞和尤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那儿，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马尔库塞对“技术统治”(或“实证主义”)景观的否定最为彻底，代表着革命解放的利益。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同样的景观，也就是说，用把人变成“管理对象”的“不人道的”官僚化方式，把这种专制贯彻于社会，意识形态倾向截然相反的理论家，竟能采取相似的——纵然彻底性有所欠缺——反对态度。例如，保守的奥克肖特就告诫人们，对“技术知识”不要估计过高，但他所代表的却是传统和现有的实践利益。右翼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否定社会的彻底组织化，认为这等于一并毁灭自由、效率和进步。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哈贝马斯对官僚统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哈耶克的观点一致。在本书论及的政治哲学家中，只有卡尔•波普尔从“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立场上赞成技术理性，但他也做了严格的限制。“技术统治”、“官僚统治”和“管理至上的社会”，都包含着把人类单纯作为手段，就此而言对它们应予反对，由此提出的批判，也与明确禁止这种做法的康德的绝对律令相一致，自由主义者罗特•诺齐克便是以此作为他的基本原则。
在反对官僚化和管理至上的社会方面，左翼和右翼理论家能够找到共同语言，但在西方世界合理化的另一面，即市场尤其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方面，他们却分道扬镳了。哈耶克赞扬市场是自由的象征，而在马尔库塞看来，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人道操纵行为的场所。对现代消费至上文化的反对，也是其他理论家，尤其是共和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和自由主义者C.B.麦克弗森的主导思想。阿伦特和麦克弗森虽然同马尔库塞看法一致，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奴役或半奴役形式，是对人类创造性的否定，然而他们却不像他那样，没有把它视为一种技术统治的理性之表现。麦克弗森甚至本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倾向于认为技术不是奴役而是解放的手段。
当然，以下各章所要讨论的上述所有理论家，并不能被完全归结到已经提到的那些主题之中。因此，我不想把自己的讨论限制在这些主题上。本书的目的是对20世纪最有意义、最系统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作出恰当的说明。因此，我得补充一下，有两件事是我不想做的。我不想一览无余地讨论本世纪政治哲学的所有最重要论题或思想流派——尽管我希望它们出现在我对那些具体政治哲学家的讨论中。基于这个理由，本书没有提到一些重要的运动，如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我也不想涉及一些最有影响、最著名或最受欢迎的理论家。因为十分不幸，这种地位经常不只是来自思想的内在品质，而且还来自时尚。简言之，我的目的是，把我所知道的20世纪最好的政治哲学家向读者做一介绍。
这解释了某些省略的原因，大概对此也要做点说明。无可避免地，我的知识并非无限，因此，有些省略无疑是由于我的无知——卡尔•施米特便是一例。另一些著名且受人赞赏的人物，也被有意忽略了，这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贡献尚不足以收入本书。基于这个原因，本书不包括由新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现象学家、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组成的军团。因此，读者在下面的文字中不会看到对譬如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福柯、罗蒂或德里达的讨论，这仅仅是由于我认为，就他们的著作尚可被人理解的部分而言，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既有创见又很重要的话。有可能让某些读者感到奇怪的另一个重要忽略是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许多人认为他是当代鼓吹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领军人物。麦金泰尔确实是个特例，他是个在一生中表现出许多极端相反的立场变化的理论家——从天主教到马克思主义，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再到托马斯主义(就我所知，还有许多我没有提到的阶段)，因此对他很难严肃对待，也很难对他的思想做出首尾一贯的说明。在所有这些朝三暮四的表现中，确实存在着一条主线，即他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仇视。但是，出于这种观点提出的论证，至少在麦金泰尔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或右翼社群主义的阶段，在我看来大多数都既粗糙又无新意。
无论这些价值判断是否正确，它们指导着取舍的过程，像本书这样的著作，这种取舍也在所难免。读者即使不赞成我的取舍以及指导这种取舍的判断，他们大概仍会同意，对于一个人所写下的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的确有很多可谈之处。这至少是我在本书中奉行的策略。
就像这种策略一样，对本书的结构也需要做点说明。如上所言，基本的讨论是从韦伯开始(第2章)，此后本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的作者按年代顺序讨论，各部分虽然也以年代排序，但是在讨论每位作者时的整个顺序，只是大体上按年代排列。第一部分我选择了三位“消费至上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尔库塞、阿伦特和麦克弗森)；第二部分题为“严阵以待的自由主义”，把四位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作者集中在一起，他们是在冷战背景下捍卫着这一立场(奥克肖特、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最后，第三部分题为“当代人”，讨论了三位最有影响的仍然在世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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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得交待一下本书的范围，并对我的取舍给出一点理由。如书名所示，它所讨论的是20世纪的主要政治哲学家。不过本书也想做到主题上的统一，所以不要指望它同时间顺序的划分完全一致。因此我把注意力局限在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掐头去尾的20世纪”上——其上限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下限则是因戈尔巴乔夫上台而导致的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体制的垮台以及东欧和中欧随后出现的“革命”。大体上说，讨论的时期与苏联的寿命正相吻合，即从1917年到1991年。这个时期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有着统一性，至少在欧洲和美国(即“西方”)是如此。这里所说的“文化”，是就其广义而言，不仅仅是指各种思想争论，而是指社会的一般形态及其个人的生活状态，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且日甚一日地是以工业经济和技术为基础。近年来影响深远的惊人的技术发展，即人们所说的“信息革命”，似乎预示着会出现一种极为不同的社会类型，并且很可能造成一些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掐头去尾的20世纪”，西方社会也是一个面对着特定问题的特定社会。这些问题自然会让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发生兴趣，因此在他们看来，政治哲学中历久不衰的问题，也会呈现出特定的形式或面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部分地是由其社会结构的诸多特点形成的，然而也仅仅是其中一部分。无需说，理解本世纪那些影响重大的事件——而且人们肯定会说，那些灾难——的意义，也是同样重要的：两次世界大战、多次革命以及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对人类价值的威胁。
人们对后一个问题十分熟悉。但是如前所述，也必须注意到基本社会结构的问题。这就是我这项研究为何要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的缘故。韦伯虽然主要生活在我们这个时期以前(1920年去世)，然而他却是“现代性”，即20世纪社会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他的著作无与伦比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社会和文化趋势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这些趋势和问题被概括为两个具体概念，即“合理化”和“除魅”。虽然这些现象部分地说根源相同(因为除魅其实正是精神领域合理化的结果)，但是它们合在一起，却造成了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简言之，一方面是达到目标的更大的能力，其基础是对物质世界有了更多的认知；另一方面却是对目标的客观价值的信念消失了。与过去几代人所能得到的相比，我们以财富和知识等形式存在的手段极为优越，但是利用这些手段追求的目标之价值，却是不确定和有争议的。其中宗教信仰的崩溃当然十分关键。
自由主义显然是对韦伯意义上的除魅做出的回应，无论它是伊赛亚•柏林的价值多元论，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权利先于利益的学说。这是对有关善恶的“合理分歧”做出的恰当反应——对此应当让个人自由地给出自己的定义，并在权利规则设定的限制内自由地追求它们。迈克尔•奥克肖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也以不同的方式，力求把公共权力的范围限制在实施规则上，把目标的追求留给个人和各种合作组织去自由选择。罗尔斯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他提出了一种划定限制性权利规则的方法(正义原则)，其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契约论的方法，其基础则是一种假想的协议，而不是客观权利或自然法，因为后者已不复存在。
合理化和除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此而言，这枚硬币涉及到科学技术对理性和知识、对事实知识和手段知识的垄断。关于理性的这种“技术性”观点及其社会意义，一直是20世纪政治哲学家关注的焦点，而且他们经常彼此对立。在以本书论及的马尔库塞和尤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那儿，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马尔库塞对“技术统治”(或“实证主义”)景观的否定最为彻底，代表着革命解放的利益。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同样的景观，也就是说，用把人变成“管理对象”的“不人道的”官僚化方式，把这种专制贯彻于社会，意识形态倾向截然相反的理论家，竟能采取相似的——纵然彻底性有所欠缺——反对态度。例如，保守的奥克肖特就告诫人们，对“技术知识”不要估计过高，但他所代表的却是传统和现有的实践利益。右翼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哈耶克也否定社会的彻底组织化，认为这等于一并毁灭自由、效率和进步。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哈贝马斯对官僚统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哈耶克的观点一致。在本书论及的政治哲学家中，只有卡尔•波普尔从“渐进的社会工程”的立场上赞成技术理性，但他也做了严格的限制。“技术统治”、“官僚统治”和“管理至上的社会”，都包含着把人类单纯作为手段，就此而言对它们应予反对，由此提出的批判，也与明确禁止这种做法的康德的绝对律令相一致，自由主义者罗特•诺齐克便是以此作为他的基本原则。
在反对官僚化和管理至上的社会方面，左翼和右翼理论家能够找到共同语言，但在西方世界合理化的另一面，即市场尤其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市场方面，他们却分道扬镳了。哈耶克赞扬市场是自由的象征，而在马尔库塞看来，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彻头彻尾的非人道操纵行为的场所。对现代消费至上文化的反对，也是其他理论家，尤其是共和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和自由主义者C.B.麦克弗森的主导思想。阿伦特和麦克弗森虽然同马尔库塞看法一致，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奴役或半奴役形式，是对人类创造性的否定，然而他们却不像他那样，没有把它视为一种技术统治的理性之表现。麦克弗森甚至本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倾向于认为技术不是奴役而是解放的手段。
当然，以下各章所要讨论的上述所有理论家，并不能被完全归结到已经提到的那些主题之中。因此，我不想把自己的讨论限制在这些主题上。本书的目的是对20世纪最有意义、最系统的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作出恰当的说明。因此，我得补充一下，有两件事是我不想做的。我不想一览无余地讨论本世纪政治哲学的所有最重要论题或思想流派——尽管我希望它们出现在我对那些具体政治哲学家的讨论中。基于这个理由，本书没有提到一些重要的运动，如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我也不想涉及一些最有影响、最著名或最受欢迎的理论家。因为十分不幸，这种地位经常不只是来自思想的内在品质，而且还来自时尚。简言之，我的目的是，把我所知道的20世纪最好的政治哲学家向读者做一介绍。
这解释了某些省略的原因，大概对此也要做点说明。无可避免地，我的知识并非无限，因此，有些省略无疑是由于我的无知——卡尔•施米特便是一例。另一些著名且受人赞赏的人物，也被有意忽略了，这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贡献尚不足以收入本书。基于这个原因，本书不包括由新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现象学家、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组成的军团。因此，读者在下面的文字中不会看到对譬如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福柯、罗蒂或德里达的讨论，这仅仅是由于我认为，就他们的著作尚可被人理解的部分而言，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过既有创见又很重要的话。有可能让某些读者感到奇怪的另一个重要忽略是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许多人认为他是当代鼓吹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领军人物。麦金泰尔确实是个特例，他是个在一生中表现出许多极端相反的立场变化的理论家——从天主教到马克思主义，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再到托马斯主义(就我所知，还有许多我没有提到的阶段)，因此对他很难严肃对待，也很难对他的思想做出首尾一贯的说明。在所有这些朝三暮四的表现中，确实存在着一条主线，即他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仇视。但是，出于这种观点提出的论证，至少在麦金泰尔后期的后马克思主义或右翼社群主义的阶段，在我看来大多数都既粗糙又无新意。
无论这些价值判断是否正确，它们指导着取舍的过程，像本书这样的著作，这种取舍也在所难免。读者即使不赞成我的取舍以及指导这种取舍的判断，他们大概仍会同意，对于一个人所写下的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情，的确有很多可谈之处。这至少是我在本书中奉行的策略。
就像这种策略一样，对本书的结构也需要做点说明。如上所言，基本的讨论是从韦伯开始(第2章)，此后本书分为三部分：每一部分的作者按年代顺序讨论，各部分虽然也以年代排序，但是在讨论每位作者时的整个顺序，只是大体上按年代排列。第一部分我选择了三位“消费至上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尔库塞、阿伦特和麦克弗森)；第二部分题为“严阵以待的自由主义”，把四位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的作者集中在一起，他们是在冷战背景下捍卫着这一立场(奥克肖特、哈耶克、波普尔和柏林)；最后，第三部分题为“当代人”，讨论了三位最有影响的仍然在世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和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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