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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刊 印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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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既自编其诗，题曰《泾阳吴生诗集》，拟与碧柳（吴芳吉君）之《白屋吴生诗集》合刊。而其时碧柳适处西安围城中，迨丁卯春脱险来北京，得抽暇将予已编之诗点勘一过，偶有更改删削。碧柳旋即由沈返蜀，相见无缘，刊行之事遂阻。民国十八年（已巳）春，碧柳乃自印其诗于成都，题曰《白屋吴生诗稿》。（此名予不谓然。盖手钞曰稿，刊印曰集。名义判分，不宜混淆。毋取乎过谦也。）分上下二册，售价二元三角。原印二千部，上海新月书店曾为代售。今在成都书肆亦尚可购得之。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九日，碧柳遽以校事劳瘁，病殁于江津家中。弟子周光午君，以碧柳生前谆托，携全部遗稿至长沙，重行编理，合诗文歌剧信函杂稿，都付木刻，题曰《吴白屋先生遗书》。久之刻成，每部六册，售价三元。（外埠函购，加挂号邮费一角六分。）总代售处，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或在北平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处购买，亦可。）该书自编辑以至刊印发售，一切均由周光午君任劳负责。宓以事忙，未获参与。光午以宓与碧柳交谊最久且深，径以编订之名归诸宓，而自退居参校，但此非事实也。（成都铅印本，有碧柳自作之年谱及诗注等。木刻遗书中无之，是其缺失。但木刻遗书增书札一项，最为精彩。然即以诗论，两本皆不全。他年应再有人编印吴芳吉全集，诸多材料，广搜备列，并增图画照像，方可无憾也。）外尚有碧柳手写<STRONG>日记</STRONG>（民国二年至九年）三十四册，约六十万言。现正在钞录，决拟丝毫不加删改，全付南京锺山书局印行。自碧柳之殁，<STRONG>予于诗，既失切磋之益，复深人琴之痛</STRONG>。前此欲附骥尾以自彰，今则独呻吟而谁语。望空堕泪，临楮伤神，于是予自印诗集之念亦久辍。癸酉岁暮，予以年届四十，师友凋零，叹逝伤今，忽生异感。念“人生短而艺术长”，即待至百年，造诣亦何足称。况今时危国破，世乱人忙。诸多小事，微足称心适意者。此时不作，或即永无作成之时。故将诗稿重行编订，付托中华书局印行。今兹了此琐屑，馀生得暇，另图正业。<STRONG>盖视此事为不足重轻，而坦然径行，异乎昔之审慎谦卑</STRONG>。深望读此集者，亦如是观之可耳。予之诗既不与碧柳之诗合刊，且为求明白简当，故径改题曰《吴宓诗集》。欲购读两吴生之诗者，遂不得不分别取求。虽曰精神合一，无间幽明；而事实判分，终归离散。碧柳与我生涯前后同归于尽，并此区区残稿，亦难什袭共藏、同供展玩，此诚伤心之至者矣。是故两吴生诗虽未得合刻，予今兹仍愿虔奉此册，以纪念怀才早逝之白屋诗人也。其他琐节，分条述陈。
(一)碧柳尝谓诗人可分三等：其下，为自身之写照者。（如唐之温李）其中，为他人之同情者。（如唐之元白）其上，为世界之创造者。（如唐之李杜）此论最真。碧柳盖托始于中而已臻乎上者。若予之诗，则终未脱“自身之写照”之范围，此乃性行之自然趋势，未可强致。<STRONG>故予之诗集，不啻即为予之自传</STRONG>。惟然，碧柳有年谱之作，而予则不自叙生平，以所叙将与诗重复也。又予诗既同自传，故于生活之所涉历，亲友互相酬答投赠之诗文，悉附录入集。即风景人物，照像图画，凡足助鉴赏而增兴趣者，亦插印各卷中。读者见此，或将斥为器小卑俗。然予自审非沾恋现实者流，情感所系，期与知我爱我者共来印证过去生涯之鸿爪，而志人世之因果渊源。或亦无大过乎?
(二)古人诗集从无自加圈点之例。虽然，文人之甘苦得失，惟自知之最明。倘以圈点为表示情志之所着重，艺术之所用心，<STRONG>则圈点固甚足助读者之了解与欣赏</STRONG>。此集各卷如欧游杂诗等，乃用《学衡》杂志纸版复印。原版已有圈点，不能改换。其馀各卷遂亦不得不加圈点，以归一律。实则其中卷二之圈点为陈伯澜姑丈所加，卷三圈点为饶麓樵师所加。斯皆予所从学诗，故并录其所锡评语以资箴砭。卷六至十一之诗，每篇作成，随时写寄碧柳，当蒙立予批改，且加圈点，今悉遵依。<STRONG>故予直接自加圈点之处，亦并不多</STRONG>。独恨欧游归来不及一载，碧柳遽殁。致本集十二十三两卷未获碧柳之讨论批改，于情于艺，所失多矣。
(三)本集于民国二十二年冬，交付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至民国二十四年春方得出版。阅时虽久，但校对甚为精细，排版形式亦力求完美。诗集非同他件，校对时尚不免增损改动，事甚烦累。作者谨对中华书局编辑部长舒新城君及职司排校印刷等之员工诸君，表示感谢。又承吴宗济君照像，以益插画。重编付印时，恒得清华校工吴延增君助理钞写寄发各事，亦并志谢。
(四)各地亲友及读者，对于集中之诗，如有高见不吝赐教，或校出排印之错字者，祈径函<STRONG>北平清华大学吴宓</STRONG>。俾得虚衷领受，或遵照改正，是所盼祷。
(五)此集编辑体例，有作必收。原待高明读者自为甄选去取，非敢谓集中之诗皆具可存之价值也。或问，设有人编为今世中国诗选，应录君集中何篇？则当对曰《壬申岁暮述怀》四首。（卷十三）再问，其次当取何篇？则谨答曰《海伦曲》。（卷十三）三问，更求其次，则如何？对曰所译罗色蒂女士《愿君长忆我》（卷七）及《古决绝辞》（卷十一）二篇。此外无可选录者矣。
(六)宓平日担任学校教课以尽职资生外，前此曾任《学衡》杂志（共出七十九期）总编辑十一年，又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共出三百一十三期）编辑六年。劳苦已甚，幸皆被止夺。今后决不再任此类为人之职务，而当以馀生短暇从事一己之著作。按约十年前，宓早已决定，我今生只作三部书，(1)诗集。(2)长篇章回体小说《新旧因缘》，或改名。(3)《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系由直接感觉体验综合而成之人生哲学。取东西古今圣贤之言，触处阐释其确义，而以日常实际公私事物为之例证。（按景昌极(幼南)著(一)《哲学新论》，南京书店印行。(二)《道德哲学新论》，钟山书局印行。二书皆精当，愿本集读者取阅。）今《诗集》既已出版，即拟专心致力于其馀二者。所成如何，殊未敢必。《旧约•传道书》（第五章第三第七节）云，“多虑多梦，多言多拙。（中略）梦寐多属幻境，浮词亦属空虚。”罗马哲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自祷之辞曰，“哲学之为事简而卑。毋流于多言自炫。”此二语，宓尤当谨记。盖若其生存之目的为明道，（即志在维护并实现真善美之理想于人事中，亦即止于至善。亦即宣扬上帝之教。）则直当一书不作，方为最上之途径也。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吴宓识于清华园<STRONG>藤影荷声之馆</STRONG>。（旧称西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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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既自编其诗，题曰《泾阳吴生诗集》，拟与碧柳（吴芳吉君）之《白屋吴生诗集》合刊。而其时碧柳适处西安围城中，迨丁卯春脱险来北京，得抽暇将予已编之诗点勘一过，偶有更改删削。碧柳旋即由沈返蜀，相见无缘，刊行之事遂阻。民国十八年（已巳）春，碧柳乃自印其诗于成都，题曰《白屋吴生诗稿》。（此名予不谓然。盖手钞曰稿，刊印曰集。名义判分，不宜混淆。毋取乎过谦也。）分上下二册，售价二元三角。原印二千部，上海新月书店曾为代售。今在成都书肆亦尚可购得之。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九日，碧柳遽以校事劳瘁，病殁于江津家中。弟子周光午君，以碧柳生前谆托，携全部遗稿至长沙，重行编理，合诗文歌剧信函杂稿，都付木刻，题曰《吴白屋先生遗书》。久之刻成，每部六册，售价三元。（外埠函购，加挂号邮费一角六分。）总代售处，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或在北平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处购买，亦可。）该书自编辑以至刊印发售，一切均由周光午君任劳负责。宓以事忙，未获参与。光午以宓与碧柳交谊最久且深，径以编订之名归诸宓，而自退居参校，但此非事实也。（成都铅印本，有碧柳自作之年谱及诗注等。木刻遗书中无之，是其缺失。但木刻遗书增书札一项，最为精彩。然即以诗论，两本皆不全。他年应再有人编印吴芳吉全集，诸多材料，广搜备列，并增图画照像，方可无憾也。）外尚有碧柳手写<STRONG>日记</STRONG>（民国二年至九年）三十四册，约六十万言。现正在钞录，决拟丝毫不加删改，全付南京锺山书局印行。自碧柳之殁，<STRONG>予于诗，既失切磋之益，复深人琴之痛</STRONG>。前此欲附骥尾以自彰，今则独呻吟而谁语。望空堕泪，临楮伤神，于是予自印诗集之念亦久辍。癸酉岁暮，予以年届四十，师友凋零，叹逝伤今，忽生异感。念“人生短而艺术长”，即待至百年，造诣亦何足称。况今时危国破，世乱人忙。诸多小事，微足称心适意者。此时不作，或即永无作成之时。故将诗稿重行编订，付托中华书局印行。今兹了此琐屑，馀生得暇，另图正业。<STRONG>盖视此事为不足重轻，而坦然径行，异乎昔之审慎谦卑</STRONG>。深望读此集者，亦如是观之可耳。予之诗既不与碧柳之诗合刊，且为求明白简当，故径改题曰《吴宓诗集》。欲购读两吴生之诗者，遂不得不分别取求。虽曰精神合一，无间幽明；而事实判分，终归离散。碧柳与我生涯前后同归于尽，并此区区残稿，亦难什袭共藏、同供展玩，此诚伤心之至者矣。是故两吴生诗虽未得合刻，予今兹仍愿虔奉此册，以纪念怀才早逝之白屋诗人也。其他琐节，分条述陈。
(一)碧柳尝谓诗人可分三等：其下，为自身之写照者。（如唐之温李）其中，为他人之同情者。（如唐之元白）其上，为世界之创造者。（如唐之李杜）此论最真。碧柳盖托始于中而已臻乎上者。若予之诗，则终未脱“自身之写照”之范围，此乃性行之自然趋势，未可强致。<STRONG>故予之诗集，不啻即为予之自传</STRONG>。惟然，碧柳有年谱之作，而予则不自叙生平，以所叙将与诗重复也。又予诗既同自传，故于生活之所涉历，亲友互相酬答投赠之诗文，悉附录入集。即风景人物，照像图画，凡足助鉴赏而增兴趣者，亦插印各卷中。读者见此，或将斥为器小卑俗。然予自审非沾恋现实者流，情感所系，期与知我爱我者共来印证过去生涯之鸿爪，而志人世之因果渊源。或亦无大过乎?
(二)古人诗集从无自加圈点之例。虽然，文人之甘苦得失，惟自知之最明。倘以圈点为表示情志之所着重，艺术之所用心，<STRONG>则圈点固甚足助读者之了解与欣赏</STRONG>。此集各卷如欧游杂诗等，乃用《学衡》杂志纸版复印。原版已有圈点，不能改换。其馀各卷遂亦不得不加圈点，以归一律。实则其中卷二之圈点为陈伯澜姑丈所加，卷三圈点为饶麓樵师所加。斯皆予所从学诗，故并录其所锡评语以资箴砭。卷六至十一之诗，每篇作成，随时写寄碧柳，当蒙立予批改，且加圈点，今悉遵依。<STRONG>故予直接自加圈点之处，亦并不多</STRONG>。独恨欧游归来不及一载，碧柳遽殁。致本集十二十三两卷未获碧柳之讨论批改，于情于艺，所失多矣。
(三)本集于民国二十二年冬，交付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至民国二十四年春方得出版。阅时虽久，但校对甚为精细，排版形式亦力求完美。诗集非同他件，校对时尚不免增损改动，事甚烦累。作者谨对中华书局编辑部长舒新城君及职司排校印刷等之员工诸君，表示感谢。又承吴宗济君照像，以益插画。重编付印时，恒得清华校工吴延增君助理钞写寄发各事，亦并志谢。
(四)各地亲友及读者，对于集中之诗，如有高见不吝赐教，或校出排印之错字者，祈径函<STRONG>北平清华大学吴宓</STRONG>。俾得虚衷领受，或遵照改正，是所盼祷。
(五)此集编辑体例，有作必收。原待高明读者自为甄选去取，非敢谓集中之诗皆具可存之价值也。或问，设有人编为今世中国诗选，应录君集中何篇？则当对曰《壬申岁暮述怀》四首。（卷十三）再问，其次当取何篇？则谨答曰《海伦曲》。（卷十三）三问，更求其次，则如何？对曰所译罗色蒂女士《愿君长忆我》（卷七）及《古决绝辞》（卷十一）二篇。此外无可选录者矣。
(六)宓平日担任学校教课以尽职资生外，前此曾任《学衡》杂志（共出七十九期）总编辑十一年，又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共出三百一十三期）编辑六年。劳苦已甚，幸皆被止夺。今后决不再任此类为人之职务，而当以馀生短暇从事一己之著作。按约十年前，宓早已决定，我今生只作三部书，(1)诗集。(2)长篇章回体小说《新旧因缘》，或改名。(3)《人生要义》或名《道德哲学》，系由直接感觉体验综合而成之人生哲学。取东西古今圣贤之言，触处阐释其确义，而以日常实际公私事物为之例证。（按景昌极(幼南)著(一)《哲学新论》，南京书店印行。(二)《道德哲学新论》，钟山书局印行。二书皆精当，愿本集读者取阅。）今《诗集》既已出版，即拟专心致力于其馀二者。所成如何，殊未敢必。《旧约•传道书》（第五章第三第七节）云，“多虑多梦，多言多拙。（中略）梦寐多属幻境，浮词亦属空虚。”罗马哲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自祷之辞曰，“哲学之为事简而卑。毋流于多言自炫。”此二语，宓尤当谨记。盖若其生存之目的为明道，（即志在维护并实现真善美之理想于人事中，亦即止于至善。亦即宣扬上帝之教。）则直当一书不作，方为最上之途径也。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吴宓识于清华园<STRONG>藤影荷声之馆</STRONG>。（旧称西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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