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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希腊哲学的意义
关于希腊哲学的意义，人们早已说过很多，似乎无需再说。只是作为当代中国人，我和读者在学习研讨它时会有一些特别的关怀和角度，所以我觉得把这方面的几点体会讲讲，或许对读者有点提示性的参考作用。
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里，希腊哲学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形态。正因为如此，它对作为同样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智慧的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我们，就会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对话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和承认世界上有几个原创性的文化，其核心是它的智慧。但是它们的形态并不相同：中国自古就有人伦伦理的高度智慧，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辉煌的根源；希伯来和印度则原创了另一类型的高级智慧，他们的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婆罗门教、佛教至今仍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崇高信仰，靠它获得生命的意义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智慧都有无可否认的伟大意义，但是从科学技术——它是影响近当代人类历史最重大和显著的要素——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唯有希腊哲学才是科学的母亲。事实上，若没有从泰勒斯到原子论者这些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的探究(physics)，就不会有后来的物理学、生物学、天文气象学等等自然科学；没有泰勒斯特别是毕达哥拉派对数的哲学研究，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和几何学；而若没有培根和笛卡尔，也不能开始近代科学的伟大复兴；要是爱因斯坦缺乏哲学的头脑和思考，他也不可能提出相对论超越牛顿。同样，若没有苏格拉底到斯多亚派的伦理哲学，伊壁鸠鲁对于社会契约的哲学假说，近代西方各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给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那些社会科学伟大成果，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和国家的学说。
西方一直有科学的传统，在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上一路领先，实在是同源于希腊哲学的求真精神及其精益求精的逻辑理性思维方式，完全不能分开的。因为没有求真就不能有科学，但是“真”本身并不是任何科学的对象，唯有一种智慧才研究它，那就是希腊人特别地创造出来的那种对于智慧的追求。它的中译名“哲学”虽然也指明了这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大学问，却未能表达出在原文里显示的唯有希腊哲学才具有的那个对真理的热爱之意。因为philosophy是由爱和智慧合成，表示的并非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智慧，而是必需由人努力寻求才能获得的，这寻求需要有巨大的动力，那就是“爱”字所要说的含义。关于这个对智慧的爱，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有过精彩的描述，而在《苏格拉底的申辩》和《菲多篇》里还有更深刻的表达。这种让人献身的爱有类似宗教信仰的虔诚，并且还多了一层经过艰辛寻求和赢得真知后的幸福感觉，这正是爱智慧的魅力所在。它锻炼出了一种永远不懈地求真精神和方法：研究分析一切事物，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找出它的真正依据(希腊人称之为原因，它是该事物之真，而最终的原因就叫本原)；依据事物的真相(对象本身和它的原因)审查、讨论、分辨、判断各种意见(命题)的理由(理由是对原因的陈述)的真假。这样希腊人就创造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和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科学研究的能力，进而，科学上最可贵的原创能力，就是由此构成。人们知道，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思维创造力，始终同他们的哲学发展紧密相关，而它们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所以恩格斯才会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我认为这是应当提到的第一点。赶上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经济是当前第一要务，其中科学是主干。中国人要学人家最新的成就，但是正像一个故事所说，吕纯阳点石成金，把它送给一个农夫，这位农夫说：我不要你的这块金子，请你给我一个也能点石成金的手。我们要真的想在科技上也成为先进者，就要取法乎上，直取根本。亚里士多德早就阐明了科学得以建立的根据最终还在探讨第一原理的哲学。当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再度指明，使科学得到重大创新的原动力，是对科学中成为范型的依据的东西进行新的审查和批判的思考，它是科学上的冒险，需要的是一种既科学又比科学更深刻和更严密的思维能力和方法，这就超越了科学而进入了与之相关的哲学探讨。唯有这种科学上的原创思维能力，才能实现科学上的“范型转换”。可见科学离不开哲学，科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原创能力更离不开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这种原创思维能力的源头就是希腊哲学。科学家不必都成为哲学专家；但是你若想成为比较像样的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如果你要做些带有原创性的发现或突破，你就需要懂得一点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
科学是中国新文化的一大旗帜。从“五四”突破愚昧风气开始亮明这面旗帜，到如今科学得到尊重，人们学习科技知识蔚然成风，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大进步。与此相比，“五四”所亮出的另一面大旗在中国的发展就更艰难曲折些，因为它触及更直接的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问题、利益问题和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问题。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发展科学这面大旗，也能为民主奠定其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知识有这样的特点：它不是神秘的特权性东西，而是每一个有正常智力的普通人都能学会的；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它就向一切人开放。同时，科学也只有在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气氛下，在能够容许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的知识人存在的社会机制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扎根和得到健康持久的发展，赢得对它生命攸关的原创动力。所以，同科学是民主的基础(从知识说)一样，民主和自由也是科学的基础(从社会和人本身的条件说)。中国的新文化还需要德赛两位先生做旗帜，而它们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人类历史上原初产生它们的正是希腊文化，特别是那个文化的核心——希腊人的“爱智慧”活动，即哲学。
第二点，我还要强调指出：希腊哲学对我们中国文化及其伦理道德的改造和建设，也有重大的助益。我说这句话时，知道一定有人会讥笑说，杨适这人真是数典忘祖，我堂堂中华文化历来以精深的伦理道德智慧著称于世，何需别人来教导?但是请先容我说话，如果您听着觉得不对，再批判也不迟。理由在后面正文有关部分再予详说，这里先简单讲几句。不错，中国智慧最看重的正是伦理道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不妨就以“明德求善”四个字甚至就用“求善”二字表示中国原创智慧和传统根本学问的特征。但是大家知道，善恶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有真有假、真假难辨的，其原因不仅在于有隐瞒真相和作伪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处境无限多样而变动，民族、家族、地域、时代、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教养的差异，个人在群体和社会中的地位，都会引起利益、情感、意愿的差别与对立。所以人们对善恶的看法和理由彼此是不同的。从言辞上说没有人会承认伪善就是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却最难解决和澄清。但人在群体和社会中才能生存，又需要共同认可的善恶准则指导，否则社会和每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虽然解答这个问题最重要，却显然要比在自然科学中判别真假是非更难，因此更需要智慧。从这个角度审查，我们就会看到最重伦理道德的中国文化智慧是有重大缺陷的，有需要向希腊哲学和世界上其他智慧学习之处。
中国的文化智慧自有其最深厚的根底，但是它在原创中未曾突出过知识论问题，也一直没有认真研讨过分辨真假的问题。它只是素朴地认定人性本善，用人伦之道直接规定了善恶标准。中国伦理智慧的主流总说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既然如此，岂不是至少应当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人人都该享有说出他认为什么是善恶是非的看法的权利，有进行平等讨论的自由权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的伦理善恶标准实际上总是君父和圣贤说了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都只有遵从的义务而没有什么参与讨论的权利。善恶是对人事上的是非判断，需要知情和独立的判断力，需要当事人和关心者参与作平等的讨论，但是普通人极难知情，更不容许参与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即使在思想相对宽松的先秦，讲名辩的也只是末学。中国智慧从来就不喜欢严格的逻辑理性的真假分辨，为亲者尊者讳成了中国文化深层中最流行的不成文习惯法，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善恶问题上“假作真时真亦假”倒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直到毛泽东的舆论一律，这类现象虽然人们总引以为训希望从此不再发生，但是实际上收效极少，因为仅仅把这视为个人的罪孽，或认为原因只在政治专制主义，实在是一些太浮面的意见，绝不能找出对付这类痼疾的方法。
希腊人同我们不同，他们对什么是善恶总是要争论的。雅典的公民都可以发表意见，智者说了许多意见，而苏格拉底在以伦理道德问题为中心研究哲学时，也是取同人对话的方法。这些讨论都涉及怎样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合格的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善恶的问题。苏格拉底同人谈话的中心问题总是：究竟什么才是善?你认为你对它有了真知了吗?在他的反复追问下，那些智者和自以为对善恶已经了解得很好的人，都暴露出他们对善恶其实并无真知。这是他们以前决不愿意承认、实际上也没有认识到的。苏格拉底从不给人一个现成的结论，只是通过平等的生动的对话，让对方根据事实和理性自己否定其原有的错误和有局限性的观念，“自知其无知”，从而开启了让人重新开始观察、思考、检查、追寻真正的善的道路。可见在他看来，求善和求真是不能分的，我们需要追求的只是真善。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知识指的是真知，苏格拉底要把分辨真假善恶智慧同真知联系起来，所以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
上面第一点说希腊哲学智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求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点在伦理研究中也得到了贯彻。苏格拉底为了揭露种种无知偏见和伪善及其根源，在哲学中寻求真正的善，无畏、安详、高贵地献出了生命，感人至深，我想他的思想和实践同中国的圣人、以色列的先知和佛陀相比是绝不逊色的，并且确实有如上所述的特殊优点。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各民族都有道德上最伟大的人物和学说，但是如要找到一种把求善和求真如此密切联系起来的反思和研究，只有在源于希腊哲学类型的智慧中才能见到。正因为如此，以看重伦理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就更应当学习他们的这种研究。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早就要我们见贤思齐。我认为这个话不仅适用于学人家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指要深入借鉴希腊哲学的求真善的探究和方法。
第三点，学习希腊哲学对我们从全体上认识西方文化有本质的意义。现在的世界还是西方先进和占主导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就得重点同西方打交道。中国如今同西方交往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经济和科技正实现着同西方的接轨，人员大量交流和学术文艺体育诸多领域日益频繁的交往，使中国人真的大开眼界。但也正因如此，某些文化深层的差异和对立也就更显得十分突出了，例如在人权、宗教之类问题上年复一年的尖锐争论。这些争论尽管有很强的政治斗争背景，但它本身还是属于基本价值观的文化核心问题。因此在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时，政治的视角固然必要，但如果我们对决定价值观的哲学人论和宗教信仰问题还缺少相应水平的研究与真知，也会很成问题。因为这类问题都涉及各种智慧的根本关怀，没有相应的智慧水准和知己知彼的尊重和理解，是不容易进行高层次的对话的。大家知道西方文化有两大精神支柱：一个是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另一个是基督宗教信仰。而它们又主要来自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原创文化和智慧的源头，核心便是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圣经教导。基督宗教是两希文化智慧核心碰撞结合的产物，而源于希腊罗马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的世俗生活传统同基督教信仰之间，也既有深层次的对立冲突，更有深层次的紧密联系与结合。在这类问题上，只从外面看和表层去看，常常不能得其要领，容易弄错。这类教训，我们实在已经太多。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对文化之争也同样适用，而且要求是更高的。我们要真正了解西方，就应当全面了解他们的文化，不要只凭自己的口味而忽视人家珍视的；而要真正知道西方文化，就要研究它的智慧，进到它的原创源头。可是在这些要紧的地方，我们许多干部乃至学者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甚至相当无知的境况，更有甚者还有以无知为荣而使自己陷于可笑境地的现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我以为扭转这种毛病是必要和急需的，在这方面，认真学一点希腊哲学会有重要的帮助。
第四点，当我谈到以上几点的时候，我知道读者中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想法：与其要我费力去学西方那些古代很遥远的东西，何不直接去学他们的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其最新的文化和宗教?对此我想谈点认识作为回答。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学西方都把重点放在现当代，我也认为是应该的。不过我认为这里面需要分别对待：对于科技和接近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应当承认确实是越新越好；此外某些制度层面的东西也与之类似。但是要说一切文化都是越新款越好，就未必正确。如果有人说中国的诗书礼乐诸子典籍，希伯来和基督教的圣经，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哲学，有一天也会像过时了的汽车、电脑那样变成陈旧的只好抛弃的东西，你会同意而不认为这是绝顶荒唐的意见吗?当然不会。因为它们讲的是对我们人本身最要紧的东西，是宇宙和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原创能力的源泉，是一直被称作智慧之原的所在。所以，对它的研讨可以不断进步，但这些研讨和不断进步的源头本身却是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的。而且，在这类属于本原和根本智慧的问题上，同物质技术产品总是越新越好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些原创了智慧的古人，由于受到的历史灰尘的遮蔽和异化污染较少，他们对宇宙和人的真、善、美、神圣的感觉领悟和思考，容易接近本真。如尼采所说，希腊哲人与众不同之处，除了科学思想的独立，正在于他能按照自己意愿自由地生活，实践一种无所畏惧豁达坦诚的生活。人原是他真实的自我。毕达哥拉就说过，当个“哲学家(爱智慧者)”的意思就是指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它超脱了对一切外在东西(名利之类)的追逐。赫拉克利特也强调“寻求自己”。从苏格拉底到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更建立了一种实践“认识自己”的深刻哲学。这种追求真实自我的自由生活态度，才是求真的科学得以产生和得到深刻发展的真正源泉。但是，正如尼采以极为强烈的语言和情感所指出的：这是他在现代哲学家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的东西了!现代的哲学家过的是完全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绝大多数不管自己愿意与否，事实上都把哲学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谋生和获取名利的手段。所以我不认为当代的大多数所谓的哲学家是真正能配得上这称号的。当然，也还有一些能够穿透重重异化显出其伟大原创性的人，仔细去看就会发现他们首先也会有一种在现代极为难得的做本真的人过本真的生活的态度，这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才能称得上是古代哲学事业的真正合法继承人。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当代哲学的众多成就，但是也需要鉴别高下。而这种鉴别力，也只有在对希腊哲学有些真切了解时才是可能的。
最后，也就是第五点，我想从时代赋予中国文化更新使命的角度，谈一点与研究希腊哲学有关的意见。
在一个由高科技和市场经济推动的世界迅速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一种新的现象显得十分突出备受关注，这就是文化冲突已经日益上升为世界的首要问题。原先最尖锐的矛盾总是经济政治问题，许多战争都是由它引起。但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常常只能造成两败俱伤，开始学会了通过适当的妥协和协调以取得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或至少是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更明智地处理这类矛盾。WTO和联合国所做的许多事情便是证明。不仅如此，通过这种方式从前总是冲突和罪恶之源的这类矛盾居然转变成了一条把各国人民联系起来的友好纽带。可是与之对比奇怪的是，恰恰在最讲文化和智慧的问题上人们纷争不已，反而显得最没有智慧。其中，以宗教和人权的名义引起的斗争和战争似乎最可怕最悲惨和最难解决，我们看到原本是同一种族或表兄弟的人民，在波黑、科索沃和巴勒斯坦打得死去活来，成了没有尽头的悲剧。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今后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在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他的实际想法如何，总提醒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诸如宗教和人权这类与人的本性和善恶最有关系，处于智慧的核心之处的问题上，现代人反而显得最缺乏智慧?
现代人总自以为比古代人要聪明得多，但是上述情形却表明其实未必全然。人是历史的，但历史和人的文明史总是在异化中发展的。因此在我看来，现代人固然有很多优长，却有一个致命的大毛病，那就是由不断分化和异化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所谓“传统”所造成的牢固的印记，以及由此而来的层层文化偏见。它对我们有着特别深刻和顽固的影响和束缚作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依然是当代人被捆绑而见不到阳光和真理的写照。
因此，海德格尔在同原创文化和智慧的对比下，特别强调了现代人有必要重新审视各种所谓的传统，去掉它们对真理的重重遮蔽。他所写的下面这一段话，我以为是可以发人深省的：“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原始‘源头’的道路，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以为甚至无须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要回溯到渊源去。……结果是：此在无论具有多少历史学的兴趣以及在文字上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的热衷，它仍然领会不了那些唯一能使我们积极地回溯过去(这里指的是有创造力地占有过去)的最基本的条件。”我赞同他的这一个洞见。
在一个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上，在加速全球化进程的中国面前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从前是、现在是、今后也将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兴衰的重大问题。中西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创智慧与悠久历史传统。全球化进程使之以空前的全方位的规模和深度相遇，有时对立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但是它是否只是坏事只能对抗，而不能通过对话使之变成对双方都大有益处的好事?难道在这些文化智慧的领域，我们不该表现得比经济和政治的协调更加有智慧，取得双赢，共同建设既灿烂多样又和谐一致的良性互动的全球新文化?
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原创与传统的关系，就特别有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讲传统的多而注意到原创的少，是如今流行的文化讨论的一大毛病。人们对传统很少分析而一味当作至宝来颂扬，很容易走进误区。因为正如孔子所说，人总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传统就是“习”得的东西，它虽然也得从原创发源，但在历史演化中它总是改变了和越来越远离了原创的精神。这些演变虽然有历史的理由，绝大多数却不能免于扭曲。并且越来越会分成许多门派，又各各形成其特有的传统。因此，传统一般说来总是使人分离的东西，例如不少所谓对话往往是聋子的对话，纵有意愿，但因为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还是讲不到一起，不会有真正的实效和进展。但是如果我们从原创的文化智慧开始对话，由于它们更接近于人的本真，为一切世人所喜爱尊敬，我们就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据我所知，西方人和某些跟着也很牛气傲气的民族(如日本人)，在中国的老子、孔子面前，在希伯来人原创的圣经和上帝面前，还是不敢骄傲，而只能取毕恭毕敬态度的。反之对西方有某些强烈反感的某些中国人东方人，也不会对他们的科学和哲学反感，尤其是在接触到希腊文化与哲学典籍时深深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至于高级宗教的智慧原创，我以为中国人也是乐于进行对话的。唐僧去西天取经和佛教在东土的传播就可证明。明清到近代中西在基督教传入中国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多数是政治因素引起，种种偏见和傲慢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追究起来也有固执“传统”的根由。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双方能抛弃政治因素的干扰，在思想上又真的回到中西文化原创作深入的切磋，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改变至今仍存的对立，必能都获得巨大的益处。
希腊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最可珍贵的原创智慧。当然人类还有其他几种最可珍贵的原创智慧。它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特色的差异，因为那是由于最初创造出他们的各个民族的历史遭遇不同引起的。不同境遇使人类本性所得到的发展各有侧重，就显出了各自特有的形态和彼此差异：如希腊智慧取求真知的哲学形态，中国智慧取伦理道德形态，希伯来和印度取崇高信仰的宗教形态，等等，但是这决非彼此无关的并列，因为伦理、宗教和哲学这三种成分本来是不可分的，稍稍细心地观察就能见到：希腊哲学中也充满着伦理和神话宗教问题的深刻思考，中国伦理智慧决不缺乏对天命的神话宗教意识和关于自然天理的知识追问，而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伦理的极端尊重和彻底批判以求真和善的意识更是到处贯穿。可见从原创文化和智慧开始，连带着对传统进行反思，这样的研究讨论，必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文化之争困境的良方。它不仅有消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积极的意义。对于历史上 曾经处于极其光荣地位而近代以来直到如今还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
处于新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新思维新智慧。总是抱着中国老传统的一维性文化精神状态，如今必须让位于由包含多维要素综合而成又仍保持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大大扩展我们的精神空间。改变单纯强调传统的办法，突出原创文化的比较研究，是真正可行和有效的路。它似乎很迂远，真正说来却是最好的甚至是最直接和切近的通途。希腊哲学既然是诸原创智慧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那么，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更加显得重要了。事实上，也唯有这样的高度、眼光和研究方法，才真正符合它原来应有的身份和价值。
关于希腊哲学的意义，人们早已说过很多，似乎无需再说。只是作为当代中国人，我和读者在学习研讨它时会有一些特别的关怀和角度，所以我觉得把这方面的几点体会讲讲，或许对读者有点提示性的参考作用。
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里，希腊哲学原是一种特别的智慧形态。正因为如此，它对作为同样有自己的原创文化智慧的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我们，就会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对话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和承认世界上有几个原创性的文化，其核心是它的智慧。但是它们的形态并不相同：中国自古就有人伦伦理的高度智慧，是中国历史和文化辉煌的根源；希伯来和印度则原创了另一类型的高级智慧，他们的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婆罗门教、佛教至今仍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崇高信仰，靠它获得生命的意义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智慧都有无可否认的伟大意义，但是从科学技术——它是影响近当代人类历史最重大和显著的要素——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唯有希腊哲学才是科学的母亲。事实上，若没有从泰勒斯到原子论者这些希腊哲学家对自然的探究(physics)，就不会有后来的物理学、生物学、天文气象学等等自然科学；没有泰勒斯特别是毕达哥拉派对数的哲学研究，就不会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和几何学；而若没有培根和笛卡尔，也不能开始近代科学的伟大复兴；要是爱因斯坦缺乏哲学的头脑和思考，他也不可能提出相对论超越牛顿。同样，若没有苏格拉底到斯多亚派的伦理哲学，伊壁鸠鲁对于社会契约的哲学假说，近代西方各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给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那些社会科学伟大成果，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关于人类社会、经济和国家的学说。
西方一直有科学的传统，在近代和现代科学发展上一路领先，实在是同源于希腊哲学的求真精神及其精益求精的逻辑理性思维方式，完全不能分开的。因为没有求真就不能有科学，但是“真”本身并不是任何科学的对象，唯有一种智慧才研究它，那就是希腊人特别地创造出来的那种对于智慧的追求。它的中译名“哲学”虽然也指明了这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大学问，却未能表达出在原文里显示的唯有希腊哲学才具有的那个对真理的热爱之意。因为philosophy是由爱和智慧合成，表示的并非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智慧，而是必需由人努力寻求才能获得的，这寻求需要有巨大的动力，那就是“爱”字所要说的含义。关于这个对智慧的爱，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有过精彩的描述，而在《苏格拉底的申辩》和《菲多篇》里还有更深刻的表达。这种让人献身的爱有类似宗教信仰的虔诚，并且还多了一层经过艰辛寻求和赢得真知后的幸福感觉，这正是爱智慧的魅力所在。它锻炼出了一种永远不懈地求真精神和方法：研究分析一切事物，打破砂锅问到底地找出它的真正依据(希腊人称之为原因，它是该事物之真，而最终的原因就叫本原)；依据事物的真相(对象本身和它的原因)审查、讨论、分辨、判断各种意见(命题)的理由(理由是对原因的陈述)的真假。这样希腊人就创造了一整套锐利无比和确切严密的批判方法。科学研究的能力，进而，科学上最可贵的原创能力，就是由此构成。人们知道，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思维创造力，始终同他们的哲学发展紧密相关，而它们的原创基因不在别处，就在希腊哲学。所以恩格斯才会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
我认为这是应当提到的第一点。赶上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经济是当前第一要务，其中科学是主干。中国人要学人家最新的成就，但是正像一个故事所说，吕纯阳点石成金，把它送给一个农夫，这位农夫说：我不要你的这块金子，请你给我一个也能点石成金的手。我们要真的想在科技上也成为先进者，就要取法乎上，直取根本。亚里士多德早就阐明了科学得以建立的根据最终还在探讨第一原理的哲学。当代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再度指明，使科学得到重大创新的原动力，是对科学中成为范型的依据的东西进行新的审查和批判的思考，它是科学上的冒险，需要的是一种既科学又比科学更深刻和更严密的思维能力和方法，这就超越了科学而进入了与之相关的哲学探讨。唯有这种科学上的原创思维能力，才能实现科学上的“范型转换”。可见科学离不开哲学，科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原创能力更离不开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这种原创思维能力的源头就是希腊哲学。科学家不必都成为哲学专家；但是你若想成为比较像样的科学家，更进一步说如果你要做些带有原创性的发现或突破，你就需要懂得一点哲学，尤其是希腊哲学。
科学是中国新文化的一大旗帜。从“五四”突破愚昧风气开始亮明这面旗帜，到如今科学得到尊重，人们学习科技知识蔚然成风，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大进步。与此相比，“五四”所亮出的另一面大旗在中国的发展就更艰难曲折些，因为它触及更直接的社会结构和机制的问题、利益问题和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问题。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发展科学这面大旗，也能为民主奠定其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知识有这样的特点：它不是神秘的特权性东西，而是每一个有正常智力的普通人都能学会的；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它就向一切人开放。同时，科学也只有在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气氛下，在能够容许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的知识人存在的社会机制的环境中，才能真正扎根和得到健康持久的发展，赢得对它生命攸关的原创动力。所以，同科学是民主的基础(从知识说)一样，民主和自由也是科学的基础(从社会和人本身的条件说)。中国的新文化还需要德赛两位先生做旗帜，而它们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人类历史上原初产生它们的正是希腊文化，特别是那个文化的核心——希腊人的“爱智慧”活动，即哲学。
第二点，我还要强调指出：希腊哲学对我们中国文化及其伦理道德的改造和建设，也有重大的助益。我说这句话时，知道一定有人会讥笑说，杨适这人真是数典忘祖，我堂堂中华文化历来以精深的伦理道德智慧著称于世，何需别人来教导?但是请先容我说话，如果您听着觉得不对，再批判也不迟。理由在后面正文有关部分再予详说，这里先简单讲几句。不错，中国智慧最看重的正是伦理道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不妨就以“明德求善”四个字甚至就用“求善”二字表示中国原创智慧和传统根本学问的特征。但是大家知道，善恶在实际生活中总是有真有假、真假难辨的，其原因不仅在于有隐瞒真相和作伪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处境无限多样而变动，民族、家族、地域、时代、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教养的差异，个人在群体和社会中的地位，都会引起利益、情感、意愿的差别与对立。所以人们对善恶的看法和理由彼此是不同的。从言辞上说没有人会承认伪善就是善，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却最难解决和澄清。但人在群体和社会中才能生存，又需要共同认可的善恶准则指导，否则社会和每个人都无法生存下去。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虽然解答这个问题最重要，却显然要比在自然科学中判别真假是非更难，因此更需要智慧。从这个角度审查，我们就会看到最重伦理道德的中国文化智慧是有重大缺陷的，有需要向希腊哲学和世界上其他智慧学习之处。
中国的文化智慧自有其最深厚的根底，但是它在原创中未曾突出过知识论问题，也一直没有认真研讨过分辨真假的问题。它只是素朴地认定人性本善，用人伦之道直接规定了善恶标准。中国伦理智慧的主流总说人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既然如此，岂不是至少应当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人人都该享有说出他认为什么是善恶是非的看法的权利，有进行平等讨论的自由权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的伦理善恶标准实际上总是君父和圣贤说了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都只有遵从的义务而没有什么参与讨论的权利。善恶是对人事上的是非判断，需要知情和独立的判断力，需要当事人和关心者参与作平等的讨论，但是普通人极难知情，更不容许参与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即使在思想相对宽松的先秦，讲名辩的也只是末学。中国智慧从来就不喜欢严格的逻辑理性的真假分辨，为亲者尊者讳成了中国文化深层中最流行的不成文习惯法，因此在实际生活的善恶问题上“假作真时真亦假”倒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直到毛泽东的舆论一律，这类现象虽然人们总引以为训希望从此不再发生，但是实际上收效极少，因为仅仅把这视为个人的罪孽，或认为原因只在政治专制主义，实在是一些太浮面的意见，绝不能找出对付这类痼疾的方法。
希腊人同我们不同，他们对什么是善恶总是要争论的。雅典的公民都可以发表意见，智者说了许多意见，而苏格拉底在以伦理道德问题为中心研究哲学时，也是取同人对话的方法。这些讨论都涉及怎样做一个好公民，一个合格的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善恶的问题。苏格拉底同人谈话的中心问题总是：究竟什么才是善?你认为你对它有了真知了吗?在他的反复追问下，那些智者和自以为对善恶已经了解得很好的人，都暴露出他们对善恶其实并无真知。这是他们以前决不愿意承认、实际上也没有认识到的。苏格拉底从不给人一个现成的结论，只是通过平等的生动的对话，让对方根据事实和理性自己否定其原有的错误和有局限性的观念，“自知其无知”，从而开启了让人重新开始观察、思考、检查、追寻真正的善的道路。可见在他看来，求善和求真是不能分的，我们需要追求的只是真善。希腊哲学家所说的知识指的是真知，苏格拉底要把分辨真假善恶智慧同真知联系起来，所以他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命题。
上面第一点说希腊哲学智慧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求真，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特点在伦理研究中也得到了贯彻。苏格拉底为了揭露种种无知偏见和伪善及其根源，在哲学中寻求真正的善，无畏、安详、高贵地献出了生命，感人至深，我想他的思想和实践同中国的圣人、以色列的先知和佛陀相比是绝不逊色的，并且确实有如上所述的特殊优点。
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各民族都有道德上最伟大的人物和学说，但是如要找到一种把求善和求真如此密切联系起来的反思和研究，只有在源于希腊哲学类型的智慧中才能见到。正因为如此，以看重伦理而著称的中华民族，就更应当学习他们的这种研究。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早就要我们见贤思齐。我认为这个话不仅适用于学人家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指要深入借鉴希腊哲学的求真善的探究和方法。
第三点，学习希腊哲学对我们从全体上认识西方文化有本质的意义。现在的世界还是西方先进和占主导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就得重点同西方打交道。中国如今同西方交往的水平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经济和科技正实现着同西方的接轨，人员大量交流和学术文艺体育诸多领域日益频繁的交往，使中国人真的大开眼界。但也正因如此，某些文化深层的差异和对立也就更显得十分突出了，例如在人权、宗教之类问题上年复一年的尖锐争论。这些争论尽管有很强的政治斗争背景，但它本身还是属于基本价值观的文化核心问题。因此在观察和思考这些问题时，政治的视角固然必要，但如果我们对决定价值观的哲学人论和宗教信仰问题还缺少相应水平的研究与真知，也会很成问题。因为这类问题都涉及各种智慧的根本关怀，没有相应的智慧水准和知己知彼的尊重和理解，是不容易进行高层次的对话的。大家知道西方文化有两大精神支柱：一个是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另一个是基督宗教信仰。而它们又主要来自希腊和希伯来这两个原创文化和智慧的源头，核心便是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的圣经教导。基督宗教是两希文化智慧核心碰撞结合的产物，而源于希腊罗马的民主、自由和科学的世俗生活传统同基督教信仰之间，也既有深层次的对立冲突，更有深层次的紧密联系与结合。在这类问题上，只从外面看和表层去看，常常不能得其要领，容易弄错。这类教训，我们实在已经太多。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对文化之争也同样适用，而且要求是更高的。我们要真正了解西方，就应当全面了解他们的文化，不要只凭自己的口味而忽视人家珍视的；而要真正知道西方文化，就要研究它的智慧，进到它的原创源头。可是在这些要紧的地方，我们许多干部乃至学者却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知甚少甚至相当无知的境况，更有甚者还有以无知为荣而使自己陷于可笑境地的现象。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我以为扭转这种毛病是必要和急需的，在这方面，认真学一点希腊哲学会有重要的帮助。
第四点，当我谈到以上几点的时候，我知道读者中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和想法：与其要我费力去学西方那些古代很遥远的东西，何不直接去学他们的现代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了解其最新的文化和宗教?对此我想谈点认识作为回答。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学西方都把重点放在现当代，我也认为是应该的。不过我认为这里面需要分别对待：对于科技和接近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应当承认确实是越新越好；此外某些制度层面的东西也与之类似。但是要说一切文化都是越新款越好，就未必正确。如果有人说中国的诗书礼乐诸子典籍，希伯来和基督教的圣经，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哲学，有一天也会像过时了的汽车、电脑那样变成陈旧的只好抛弃的东西，你会同意而不认为这是绝顶荒唐的意见吗?当然不会。因为它们讲的是对我们人本身最要紧的东西，是宇宙和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的原创能力的源泉，是一直被称作智慧之原的所在。所以，对它的研讨可以不断进步，但这些研讨和不断进步的源头本身却是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的。而且，在这类属于本原和根本智慧的问题上，同物质技术产品总是越新越好的情形完全不同，那些原创了智慧的古人，由于受到的历史灰尘的遮蔽和异化污染较少，他们对宇宙和人的真、善、美、神圣的感觉领悟和思考，容易接近本真。如尼采所说，希腊哲人与众不同之处，除了科学思想的独立，正在于他能按照自己意愿自由地生活，实践一种无所畏惧豁达坦诚的生活。人原是他真实的自我。毕达哥拉就说过，当个“哲学家(爱智慧者)”的意思就是指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它超脱了对一切外在东西(名利之类)的追逐。赫拉克利特也强调“寻求自己”。从苏格拉底到斯多亚派的爱比克泰德更建立了一种实践“认识自己”的深刻哲学。这种追求真实自我的自由生活态度，才是求真的科学得以产生和得到深刻发展的真正源泉。但是，正如尼采以极为强烈的语言和情感所指出的：这是他在现代哲学家的生活中再也找不到的东西了!现代的哲学家过的是完全另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绝大多数不管自己愿意与否，事实上都把哲学变成了一种职业，一种谋生和获取名利的手段。所以我不认为当代的大多数所谓的哲学家是真正能配得上这称号的。当然，也还有一些能够穿透重重异化显出其伟大原创性的人，仔细去看就会发现他们首先也会有一种在现代极为难得的做本真的人过本真的生活的态度，这样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才能称得上是古代哲学事业的真正合法继承人。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视当代哲学的众多成就，但是也需要鉴别高下。而这种鉴别力，也只有在对希腊哲学有些真切了解时才是可能的。
最后，也就是第五点，我想从时代赋予中国文化更新使命的角度，谈一点与研究希腊哲学有关的意见。
在一个由高科技和市场经济推动的世界迅速走向全球化的时代，一种新的现象显得十分突出备受关注，这就是文化冲突已经日益上升为世界的首要问题。原先最尖锐的矛盾总是经济政治问题，许多战争都是由它引起。但是从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常常只能造成两败俱伤，开始学会了通过适当的妥协和协调以取得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或至少是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更明智地处理这类矛盾。WTO和联合国所做的许多事情便是证明。不仅如此，通过这种方式从前总是冲突和罪恶之源的这类矛盾居然转变成了一条把各国人民联系起来的友好纽带。可是与之对比奇怪的是，恰恰在最讲文化和智慧的问题上人们纷争不已，反而显得最没有智慧。其中，以宗教和人权的名义引起的斗争和战争似乎最可怕最悲惨和最难解决，我们看到原本是同一种族或表兄弟的人民，在波黑、科索沃和巴勒斯坦打得死去活来，成了没有尽头的悲剧。美国学者亨廷顿说今后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就在几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无论他的实际想法如何，总提醒我们应当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诸如宗教和人权这类与人的本性和善恶最有关系，处于智慧的核心之处的问题上，现代人反而显得最缺乏智慧?
现代人总自以为比古代人要聪明得多，但是上述情形却表明其实未必全然。人是历史的，但历史和人的文明史总是在异化中发展的。因此在我看来，现代人固然有很多优长，却有一个致命的大毛病，那就是由不断分化和异化的历史所积淀下来的所谓“传统”所造成的牢固的印记，以及由此而来的层层文化偏见。它对我们有着特别深刻和顽固的影响和束缚作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依然是当代人被捆绑而见不到阳光和真理的写照。
因此，海德格尔在同原创文化和智慧的对比下，特别强调了现代人有必要重新审视各种所谓的传统，去掉它们对真理的重重遮蔽。他所写的下面这一段话，我以为是可以发人深省的：“传统把承袭下来的东西当作是不言自明的，并堵塞了通达原始‘源头’的道路，而流传下来的许多范畴和概念一部分本来曾是以真切的方式从这些源头汲取出来的。传统甚至根本使这样的渊源被遗忘了。传统使人以为甚至无须去了解一下是否有必要回溯到渊源去。……结果是：此在无论具有多少历史学的兴趣以及在文字上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的热衷，它仍然领会不了那些唯一能使我们积极地回溯过去(这里指的是有创造力地占有过去)的最基本的条件。”我赞同他的这一个洞见。
在一个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上，在加速全球化进程的中国面前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从前是、现在是、今后也将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兴衰的重大问题。中西文化都有自己的原创智慧与悠久历史传统。全球化进程使之以空前的全方位的规模和深度相遇，有时对立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但是它是否只是坏事只能对抗，而不能通过对话使之变成对双方都大有益处的好事?难道在这些文化智慧的领域，我们不该表现得比经济和政治的协调更加有智慧，取得双赢，共同建设既灿烂多样又和谐一致的良性互动的全球新文化?
在这个时候重新思考原创与传统的关系，就特别有现实意义。在我看来，讲传统的多而注意到原创的少，是如今流行的文化讨论的一大毛病。人们对传统很少分析而一味当作至宝来颂扬，很容易走进误区。因为正如孔子所说，人总是“性相近，习相远”的。传统就是“习”得的东西，它虽然也得从原创发源，但在历史演化中它总是改变了和越来越远离了原创的精神。这些演变虽然有历史的理由，绝大多数却不能免于扭曲。并且越来越会分成许多门派，又各各形成其特有的传统。因此，传统一般说来总是使人分离的东西，例如不少所谓对话往往是聋子的对话，纵有意愿，但因为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还是讲不到一起，不会有真正的实效和进展。但是如果我们从原创的文化智慧开始对话，由于它们更接近于人的本真，为一切世人所喜爱尊敬，我们就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据我所知，西方人和某些跟着也很牛气傲气的民族(如日本人)，在中国的老子、孔子面前，在希伯来人原创的圣经和上帝面前，还是不敢骄傲，而只能取毕恭毕敬态度的。反之对西方有某些强烈反感的某些中国人东方人，也不会对他们的科学和哲学反感，尤其是在接触到希腊文化与哲学典籍时深深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至于高级宗教的智慧原创，我以为中国人也是乐于进行对话的。唐僧去西天取经和佛教在东土的传播就可证明。明清到近代中西在基督教传入中国问题上的尖锐冲突，多数是政治因素引起，种种偏见和傲慢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追究起来也有固执“传统”的根由。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双方能抛弃政治因素的干扰，在思想上又真的回到中西文化原创作深入的切磋，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改变至今仍存的对立，必能都获得巨大的益处。
希腊哲学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最可珍贵的原创智慧。当然人类还有其他几种最可珍贵的原创智慧。它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特色的差异，因为那是由于最初创造出他们的各个民族的历史遭遇不同引起的。不同境遇使人类本性所得到的发展各有侧重，就显出了各自特有的形态和彼此差异：如希腊智慧取求真知的哲学形态，中国智慧取伦理道德形态，希伯来和印度取崇高信仰的宗教形态，等等，但是这决非彼此无关的并列，因为伦理、宗教和哲学这三种成分本来是不可分的，稍稍细心地观察就能见到：希腊哲学中也充满着伦理和神话宗教问题的深刻思考，中国伦理智慧决不缺乏对天命的神话宗教意识和关于自然天理的知识追问，而在希伯来圣经中对伦理的极端尊重和彻底批判以求真和善的意识更是到处贯穿。可见从原创文化和智慧开始，连带着对传统进行反思，这样的研究讨论，必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文化之争困境的良方。它不仅有消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积极的意义。对于历史上 曾经处于极其光荣地位而近代以来直到如今还处于后进状态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这样。
处于新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新思维新智慧。总是抱着中国老传统的一维性文化精神状态，如今必须让位于由包含多维要素综合而成又仍保持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大大扩展我们的精神空间。改变单纯强调传统的办法，突出原创文化的比较研究，是真正可行和有效的路。它似乎很迂远，真正说来却是最好的甚至是最直接和切近的通途。希腊哲学既然是诸原创智慧中最重要的一个成员，那么，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更加显得重要了。事实上，也唯有这样的高度、眼光和研究方法，才真正符合它原来应有的身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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