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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读了张博的《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书稿，高兴之余，引发了许多浮想，顺手写出，当做这部著作的序。
第一点，我觉得这部书是汉语词汇学方面一部创新之作。
许多搞汉语词汇研究的人都知道，汉语同族词研究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汉代以前就被注意到了。例如，《释名》试用了声训法。宋代的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根据形声字中声符兼有意义的现象立说。到了清代，出现了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程瑶田等人，把这项研究发展成“声近义通”的理论。随后，章太炎写出了《文始》一书，可以说是清代以前这套学问的总结。再到以后，瑞典学者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一书，第一次提出“汉语词族”(Words Family of Chinese)这个术语。高氏的这部书以及他的《汉文典》，虽然有很多缺点，却都力图使汉语词族走上科学的道路。随后，沈兼士写了几篇研究词族的论文，王力出版了《同源字典》。这样就形成了两种汉语词族研究的框架：一个是高本汉、王力的框架；一个是沈兼士的框架。二者都使这项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但是，这项研究实在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课题。一两千年来，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心血，希图解决这类浩如烟海的汉语词库中包含的谜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论辩、检验。从汉代到唐宋，又到清代，以至今日，才发展到现在的样子。
记得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我应邀参加王力先生学术讨论会，我发言谈到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时曾说过，这部著作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探讨，我们研究汉语同源词，要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那时，我正在探索假借字和“右文”这两个问题。在“右文”探索方面，摸索如何对沈兼士先生的右文研究有所补充，但是，对于如何使这种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后来从汉字发展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汉字、汉语的发展，均有其本身发展的规律。发现了这些规律，并用以解释这些规律下涵盖的事实，这就是科学。这一点，我在写完《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以后，深有体会。回过头来再看词族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词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词族学理论。这样，才能使前人发现的一些“规律”更加系统。20世纪80年代，我曾同张博按照沈兼士先生的框架，写过几篇文章。但在联系有关的字、词时，往往有取舍失据的情况。本打算写成一部《汉语词族谱》的，却久久不能完成。那时张博已经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回到宁夏大学任教。她后来专门到西南师大来做访问学者，同我共商这方面的一些难题。我想，当时有关同族词研究的理论还不成熟，还需要加以提高；其次，关于汉藏语系中汉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采用的成果也很少。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我建议张博到中央民族大学去读博士，学习藏语，学习比较语言学。我向导师马学良先生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改变她的研究方向。现在从张博的这部书中，就可看出她在读博士期间有不少获益。她不但继承和总结了传统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成就，而且充分利用了马学良、戴庆厦、孙宏开诸位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多年研究的成果，使汉语词族研究进入同源词研究的领域。张博竟能在几年时间，写出这样一部讲理论的著作，这让我如何不高兴?
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这又是一部讲治学方法的书。
做学问，一是要掌握材料，二是要学会研究的方法。二者缺一不可。有些人不懂得做学问的方法，往往只看见一堆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其实，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分辨事物，这就是科学。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胡适先生把杜威的治学方法介绍给国人，他自己也用这一套方法“整理国故”。语言学界的赵元任、高本汉、罗常培、李方桂几位大师用国外的语言研究方法研究汉语音韵学，使汉语研究成为科学。全面考察20世纪的汉语研究，可以说是研究方法逐渐完善的过程。我称这种方法是历史比较法。一是历史，二是比较，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方法在使用时，因课题不同而有变化，但基本精神一致。古人虽然不懂得这一套方法，但在半自觉中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例如，段玉裁讲古今字的不同，就符合这种方法的精神。《说文》“義”字下说：“義，己之威義也。”段氏注说：“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儀者，度也。今威儀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段氏在这里说到“義、儀、谊”三个字古今用法的不同。这就是历史比较法的精神。他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种方法，但他的做法是和这种方法相合的。近代的沈兼士、王力诸先生，屡次强调研究汉语词族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这个前人探索多年的历史比较方法。张博这部书，努力把前人的成果加以完善，使这种方法更加成熟，使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不但在词族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而且在汉语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参考的价值。
这是第二点感想。
第三点，这部书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作者阐述的“验证”方法。
一种规律，一套理论，是否可靠，要靠实践中的检验。如果检验合格，这种理论和规律才是可信的。反之，如果检验不合格，这个规律就要修改或推翻。例如，段玉裁因形声字同声符的字往往同义(即同属一个词族)，因而发现词族中的一条规律。但是他往往以偏概全，一经检验，便露出破绽。例如，从“叚”声的形声字“瑕”“鰕（蝦）”“騢”等字都有赤色义，段玉裁发现了这一点，这可以算是一条规律。但是他却说“凡叚声多红义”，把这条规律用演绎法加以扩大化，认为所有从叚声的字都有红义，对不对呢？这就需要检验。如“暇”字义为闲暇，“麚”为牡鹿，“豭”为牡豕，“嘏”为远、大义，“椵”为大树名……，这些从“叚”声的字都没有红色义。可以说明，段氏“凡叚声多红义”的论断有以偏概全的毛病。段氏许多“凡从某之字皆有某义”的论断，多半有这类错误。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验证的重要。
张博在书中列举了好些种验证的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也是历史比较法在词汇学研究中应用的方法。不但研究词族，就是对古汉语词语的训释，验证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字的字义，要查字典，字典的解释往往有误。我和张博在写《释曾》一文时，曾讨论过多次，文稿修改了三次。目的就是要在曾、層、譄、增、罾这一词族中找到建立这个词族的理据。先查《说文》，许慎说：“曾，词之舒也。”这显然不是“曾”的本义。而且同其他从曾声的字没有共同的义素。后来，看到徐中舒先生解“曾”为“甑”字的初文，是商代用于蒸饭的炊具。这种炊具，现在还在使用，是在锅中加上箅子蒸米饭用的，是个象形字。这种炊具是双层的，所以引申孳生出層、增、赠、譄等字，因而形成一个词族。这样一来，像曾祖、曾孙等词的命名之义也得到解释。再加上这些字词在古籍中使用的书证，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不能动摇。一方面，这一词族的基础得以建立；一方面，分别解释这些词的词义时，也会确切可信。这应该说是词族研究的最终目标。当然，要把每一个词族的源词、词群都做到这个程度，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第四点，对于用亲属语言同汉语比较以探讨同源词的论述，我特别高兴。回想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大听罗莘田先生讲语音学时，遇到有关上古汉语的疑难问题，他常常说，关于这类问题要等到汉藏语系的研究深入时，才能加以解释。这类话讲过不止一次，那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起步。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在李方桂、罗莘田两位先生的教导下，造就了几代这方面的专家，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著作。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张博在这里小心地把这类成果中与汉语有关的部分加以采用，是汉语同源词研究的一次尝试。这是我五六十年来自己想走而没有走成的路，现在看到，自然高兴异常。
最后，我还想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我希望，作者能在这套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汉浯词族谱》这部著作，就在词族的建立中验证书中的理论，一方面使这套理论更加充实完善，一方面当然也会使词族的建立更加可靠。
我曾多次呼吁，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从事汉语词汇研究；希望在一二十年后，我们能出版一两部高质量的能与英语、法语大词典媲美的大字典、大词典。编成这样的词典，需要先做许多专项研究，专项研究做得越好，将来的词典质量越高。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日新月异的振兴之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正在全世界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载体，我们语言工作者有责任迅速完成这项工程，当作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也为教育下一代人了解中国历史提供重要工具。张博的这项研究成果，正是这大工程中的一项专项研究。我自知年龄不饶人，在这项大工程中，只能吹吹喇叭，当啦啦队。趁此机会，我声明，将来《汉语词族谱》一书的撰写，完全由张博教授负责，我不再参加，更不具名。不过，如果至那时我还在，还能写个序，那就是一种奢望了。
刘又辛
2002年12月14日
读了张博的《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书稿，高兴之余，引发了许多浮想，顺手写出，当做这部著作的序。
第一点，我觉得这部书是汉语词汇学方面一部创新之作。
许多搞汉语词汇研究的人都知道，汉语同族词研究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汉代以前就被注意到了。例如，《释名》试用了声训法。宋代的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根据形声字中声符兼有意义的现象立说。到了清代，出现了戴震、王念孙、段玉裁、程瑶田等人，把这项研究发展成“声近义通”的理论。随后，章太炎写出了《文始》一书，可以说是清代以前这套学问的总结。再到以后，瑞典学者高本汉的《汉语词类》一书，第一次提出“汉语词族”(Words Family of Chinese)这个术语。高氏的这部书以及他的《汉文典》，虽然有很多缺点，却都力图使汉语词族走上科学的道路。随后，沈兼士写了几篇研究词族的论文，王力出版了《同源字典》。这样就形成了两种汉语词族研究的框架：一个是高本汉、王力的框架；一个是沈兼士的框架。二者都使这项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
但是，这项研究实在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课题。一两千年来，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心血，希图解决这类浩如烟海的汉语词库中包含的谜团；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论辩、检验。从汉代到唐宋，又到清代，以至今日，才发展到现在的样子。
记得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我应邀参加王力先生学术讨论会，我发言谈到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时曾说过，这部著作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探讨，我们研究汉语同源词，要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那时，我正在探索假借字和“右文”这两个问题。在“右文”探索方面，摸索如何对沈兼士先生的右文研究有所补充，但是，对于如何使这种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后来从汉字发展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汉字、汉语的发展，均有其本身发展的规律。发现了这些规律，并用以解释这些规律下涵盖的事实，这就是科学。这一点，我在写完《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以后，深有体会。回过头来再看词族学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词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词族学理论。这样，才能使前人发现的一些“规律”更加系统。20世纪80年代，我曾同张博按照沈兼士先生的框架，写过几篇文章。但在联系有关的字、词时，往往有取舍失据的情况。本打算写成一部《汉语词族谱》的，却久久不能完成。那时张博已经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回到宁夏大学任教。她后来专门到西南师大来做访问学者，同我共商这方面的一些难题。我想，当时有关同族词研究的理论还不成熟，还需要加以提高；其次，关于汉藏语系中汉语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可以采用的成果也很少。为了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我建议张博到中央民族大学去读博士，学习藏语，学习比较语言学。我向导师马学良先生提出“条件”，希望不要改变她的研究方向。现在从张博的这部书中，就可看出她在读博士期间有不少获益。她不但继承和总结了传统语言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成就，而且充分利用了马学良、戴庆厦、孙宏开诸位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多年研究的成果，使汉语词族研究进入同源词研究的领域。张博竟能在几年时间，写出这样一部讲理论的著作，这让我如何不高兴?
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这又是一部讲治学方法的书。
做学问，一是要掌握材料，二是要学会研究的方法。二者缺一不可。有些人不懂得做学问的方法，往往只看见一堆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其实，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如果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研究，就可以发现这些规律，然后利用这些规律分辨事物，这就是科学。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胡适先生把杜威的治学方法介绍给国人，他自己也用这一套方法“整理国故”。语言学界的赵元任、高本汉、罗常培、李方桂几位大师用国外的语言研究方法研究汉语音韵学，使汉语研究成为科学。全面考察20世纪的汉语研究，可以说是研究方法逐渐完善的过程。我称这种方法是历史比较法。一是历史，二是比较，二者缺一不可。这种方法在使用时，因课题不同而有变化，但基本精神一致。古人虽然不懂得这一套方法，但在半自觉中也常常使用这种方法。例如，段玉裁讲古今字的不同，就符合这种方法的精神。《说文》“義”字下说：“義，己之威義也。”段氏注说：“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儀者，度也。今威儀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段氏在这里说到“義、儀、谊”三个字古今用法的不同。这就是历史比较法的精神。他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种方法，但他的做法是和这种方法相合的。近代的沈兼士、王力诸先生，屡次强调研究汉语词族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这个前人探索多年的历史比较方法。张博这部书，努力把前人的成果加以完善，使这种方法更加成熟，使理论可以指导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书不但在词族研究方面有所创新，而且在汉语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参考的价值。
这是第二点感想。
第三点，这部书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作者阐述的“验证”方法。
一种规律，一套理论，是否可靠，要靠实践中的检验。如果检验合格，这种理论和规律才是可信的。反之，如果检验不合格，这个规律就要修改或推翻。例如，段玉裁因形声字同声符的字往往同义(即同属一个词族)，因而发现词族中的一条规律。但是他往往以偏概全，一经检验，便露出破绽。例如，从“叚”声的形声字“瑕”“鰕（蝦）”“騢”等字都有赤色义，段玉裁发现了这一点，这可以算是一条规律。但是他却说“凡叚声多红义”，把这条规律用演绎法加以扩大化，认为所有从叚声的字都有红义，对不对呢？这就需要检验。如“暇”字义为闲暇，“麚”为牡鹿，“豭”为牡豕，“嘏”为远、大义，“椵”为大树名……，这些从“叚”声的字都没有红色义。可以说明，段氏“凡叚声多红义”的论断有以偏概全的毛病。段氏许多“凡从某之字皆有某义”的论断，多半有这类错误。从这一点也可看出验证的重要。
张博在书中列举了好些种验证的方法。这些方法，其实也是历史比较法在词汇学研究中应用的方法。不但研究词族，就是对古汉语词语的训释，验证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一个字的字义，要查字典，字典的解释往往有误。我和张博在写《释曾》一文时，曾讨论过多次，文稿修改了三次。目的就是要在曾、層、譄、增、罾这一词族中找到建立这个词族的理据。先查《说文》，许慎说：“曾，词之舒也。”这显然不是“曾”的本义。而且同其他从曾声的字没有共同的义素。后来，看到徐中舒先生解“曾”为“甑”字的初文，是商代用于蒸饭的炊具。这种炊具，现在还在使用，是在锅中加上箅子蒸米饭用的，是个象形字。这种炊具是双层的，所以引申孳生出層、增、赠、譄等字，因而形成一个词族。这样一来，像曾祖、曾孙等词的命名之义也得到解释。再加上这些字词在古籍中使用的书证，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不能动摇。一方面，这一词族的基础得以建立；一方面，分别解释这些词的词义时，也会确切可信。这应该说是词族研究的最终目标。当然，要把每一个词族的源词、词群都做到这个程度，决不是一件容易事。
第四点，对于用亲属语言同汉语比较以探讨同源词的论述，我特别高兴。回想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大听罗莘田先生讲语音学时，遇到有关上古汉语的疑难问题，他常常说，关于这类问题要等到汉藏语系的研究深入时，才能加以解释。这类话讲过不止一次，那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起步。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在李方桂、罗莘田两位先生的教导下，造就了几代这方面的专家，出版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著作。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具备了条件。张博在这里小心地把这类成果中与汉语有关的部分加以采用，是汉语同源词研究的一次尝试。这是我五六十年来自己想走而没有走成的路，现在看到，自然高兴异常。
最后，我还想说，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我希望，作者能在这套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汉浯词族谱》这部著作，就在词族的建立中验证书中的理论，一方面使这套理论更加充实完善，一方面当然也会使词族的建立更加可靠。
我曾多次呼吁，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从事汉语词汇研究；希望在一二十年后，我们能出版一两部高质量的能与英语、法语大词典媲美的大字典、大词典。编成这样的词典，需要先做许多专项研究，专项研究做得越好，将来的词典质量越高。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日新月异的振兴之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正在全世界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载体，我们语言工作者有责任迅速完成这项工程，当作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也为教育下一代人了解中国历史提供重要工具。张博的这项研究成果，正是这大工程中的一项专项研究。我自知年龄不饶人，在这项大工程中，只能吹吹喇叭，当啦啦队。趁此机会，我声明，将来《汉语词族谱》一书的撰写，完全由张博教授负责，我不再参加，更不具名。不过，如果至那时我还在，还能写个序，那就是一种奢望了。
刘又辛
200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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