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本书的内容，是属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道学”与“心学”的考论研究，故最初拟命名为“道学与心学”。此一主题，如果用日本学界习用的说法，也可名为“朱子学与阳明学”。考虑到此种题目的著述所在多有，故定今名，以示区别。
“道学”与“心学”是宋元明清时代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关于宋元明清时代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如何归属命名，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建构的一项课题，其中也牵连到内藤湖南及京都学派对唐宋转型的著名的“近代说”。这一类问题学术界仍在研究之中。对于我自己，本书的命名，主要的斟酌在于“近古”和“近世”二者之间的选择。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分期诸说中，所谓“近古”，有指唐末至清末，即公元900—1900年者，如夏曾佑；有以“近古”指安史之乱至元末，约公元750—1368年，如吕思勉。此外，有以“近古”指五代至明末，即公元907—1644年；也有以“近古”指宋元明时代。而“近世”之用，有以指明清，即1368—1911年，亦有仅指清代。胡适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以“近世”指宋元明清，其所用“近世”的意义相当于西方中古以后的近代，故他亦以近世称欧洲中古以后的时代。 日本学界则以“近世”称宋元明清，以“近代”称清末以后。晚近中文史学界“近古”之用渐少，以“近世”指宋元明清者渐多，尤以指明清者较流行。如果仅仅讨论宋代，也许我会选择用“近古”，如同我在朱子哲学的书中所做的那样；但本书讨论明清的部分更多于宋代的部分，所以我较倾向于“近世”。事实上，我自己在《宋明理学》的引言中早已表达过我对唐宋转型说的赞同，明确主张以“亚近代”或“近世化”来指称此一历史时期：“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个‘近世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重新进行。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正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近世化’的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因此，本书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其中“近世”的用法，即在我自己，亦其来有自矣。在我的规定中，“近世”与“近代”不同，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在世界文明的谱系中，它是介于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一个形态。由于在中国历史上这个阶段是属于近代以前的一个社会文化阶段，与英文的pre－modern有重合之处。但pre－modern往往只是时间性的泛指。如果把秦汉魏晋都称为前现代，则已失去意义。此种用法乃派生于现代化理论，所注重之点仅在现代与现代以前的分别。而在历史学上，处理中国历史这样现代以前有几千年历史变迁的历史，自不能以“现代以前”的泛泛之词为满足。事实上，pre－modern若真有意义，也应当指在时间上较接近于近代，这样才有较确定的史学意义。
“思想史”一词，中文往往对应于不同的西方概念，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的方法和路径。我所使用的“思想史”概念，主要是在history of ideas或history of thought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史，是和学习“如何思想”互为一体的。因此，思想史要研究我们的前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人心、知识、信仰的理解，研究他们表达或构成这些理解的概念、命题、体验、论证，研究文化的经典、对于经典的诠释以及各代人经由与经典的对话而产生的思想，研究前人对理论、价值、信仰的建构方式及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研究这些思想和认识如何前进和增长，以便使我们今人在进行“思想”的时候能够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站在前人思考的平台之上，在吸取前人思想的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上回应我们面对的挑战，并推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研究这些思想内容才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理论思维特点，理解核心概念和价值对于文明的规范性作用，理解文明整体和文化传统的特质。
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与当代思想文化的讨论也有密切的关联。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参与激活了古代思想研究的动力。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Max Weber）理论、工业东亚的文化解释受到广泛注意，使得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不仅“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受到集中注意，以儒学的价值观为中心，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讨论，如：儒家对民主的回应，儒家对科技问题的态度，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以及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等等。而所有这些讨论都不能离开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基础。此外，为了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分析和把握古典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思想家的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哲学思考、人生体验，并谋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家、神学家展开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也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课题。回应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思想史，也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思想史的意义上，无论何种与思想史相关联的研究，最基础的研究仍然是对思想文本的研究，没有对于文本的深度研究，不能深入文本的具体诠释，终究难免浮光掠影或对塔说相轮，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性，更无法对学术的积累作出贡献。
哲学是思想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非全部。本书各章所论，哲学部分较多，但也有不少讨论关涉文献史料考证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已非哲学所能限制，故统称为思想史研究。
以上简略叙述了本书命名的理由，是为序。
“道学”与“心学”是宋元明清时代居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关于宋元明清时代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如何归属命名，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建构的一项课题，其中也牵连到内藤湖南及京都学派对唐宋转型的著名的“近代说”。这一类问题学术界仍在研究之中。对于我自己，本书的命名，主要的斟酌在于“近古”和“近世”二者之间的选择。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分期诸说中，所谓“近古”，有指唐末至清末，即公元900—1900年者，如夏曾佑；有以“近古”指安史之乱至元末，约公元750—1368年，如吕思勉。此外，有以“近古”指五代至明末，即公元907—1644年；也有以“近古”指宋元明时代。而“近世”之用，有以指明清，即1368—1911年，亦有仅指清代。胡适在其《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以“近世”指宋元明清，其所用“近世”的意义相当于西方中古以后的近代，故他亦以近世称欧洲中古以后的时代。 日本学界则以“近世”称宋元明清，以“近代”称清末以后。晚近中文史学界“近古”之用渐少，以“近世”指宋元明清者渐多，尤以指明清者较流行。如果仅仅讨论宋代，也许我会选择用“近古”，如同我在朱子哲学的书中所做的那样；但本书讨论明清的部分更多于宋代的部分，所以我较倾向于“近世”。事实上，我自己在《宋明理学》的引言中早已表达过我对唐宋转型说的赞同，明确主张以“亚近代”或“近世化”来指称此一历史时期：“中唐开始而在北宋稳定确立的文化转向正是这个‘近世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近世化的文化形态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精神与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个中间形态，其基本精神是突出世俗性、合理性、平民性。对整个宋明理学的评价应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重新进行。在这个意义下面，理学不应被视为‘封建社会后期没落的意识形态’或‘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观念体现’，而是摆脱了中世纪精神的亚近代的文化表现，它正是配合、适应了社会变迁的近世化而产生的整个文化转向的一部分，并应在‘近世化’的范畴下得到积极的肯定与理解。”因此，本书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其中“近世”的用法，即在我自己，亦其来有自矣。在我的规定中，“近世”与“近代”不同，是有其特定意义的，在世界文明的谱系中，它是介于中世纪与近代之间的一个形态。由于在中国历史上这个阶段是属于近代以前的一个社会文化阶段，与英文的pre－modern有重合之处。但pre－modern往往只是时间性的泛指。如果把秦汉魏晋都称为前现代，则已失去意义。此种用法乃派生于现代化理论，所注重之点仅在现代与现代以前的分别。而在历史学上，处理中国历史这样现代以前有几千年历史变迁的历史，自不能以“现代以前”的泛泛之词为满足。事实上，pre－modern若真有意义，也应当指在时间上较接近于近代，这样才有较确定的史学意义。
“思想史”一词，中文往往对应于不同的西方概念，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的方法和路径。我所使用的“思想史”概念，主要是在history of ideas或history of thought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的思想史，是和学习“如何思想”互为一体的。因此，思想史要研究我们的前人对于自然、社会、人生、人心、知识、信仰的理解，研究他们表达或构成这些理解的概念、命题、体验、论证，研究文化的经典、对于经典的诠释以及各代人经由与经典的对话而产生的思想，研究前人对理论、价值、信仰的建构方式及其对社会文化的作用，研究这些思想和认识如何前进和增长，以便使我们今人在进行“思想”的时候能够不是白手起家，而是站在前人思考的平台之上，在吸取前人思想的智慧和经验的基础上回应我们面对的挑战，并推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研究这些思想内容才能帮助我们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理论思维特点，理解核心概念和价值对于文明的规范性作用，理解文明整体和文化传统的特质。
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与当代思想文化的讨论也有密切的关联。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参与激活了古代思想研究的动力。例如，由于现代化理论、韦伯（Max Weber）理论、工业东亚的文化解释受到广泛注意，使得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展。在这样的视野之下，不仅“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受到集中注意，以儒学的价值观为中心，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讨论，如：儒家对民主的回应，儒家对科技问题的态度，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以及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等等。而所有这些讨论都不能离开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基础。此外，为了在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分析和把握古典思想，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细致研究，注重思想家的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哲学思考、人生体验，并谋求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家、神学家展开对话，展开比较研究，也成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课题。回应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思想史，也为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思想史的意义上，无论何种与思想史相关联的研究，最基础的研究仍然是对思想文本的研究，没有对于文本的深度研究，不能深入文本的具体诠释，终究难免浮光掠影或对塔说相轮，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性，更无法对学术的积累作出贡献。
哲学是思想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非全部。本书各章所论，哲学部分较多，但也有不少讨论关涉文献史料考证和社会文化史研究，已非哲学所能限制，故统称为思想史研究。
以上简略叙述了本书命名的理由，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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