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

<STRONG><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FONT></STRONG>

<FONT face=仿宋_GB2312 size=3>　　　　　　　　 　　编　选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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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创建(1985)以来，在努力致力于研究生教育的同时，作为研究机构，更重视推动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此次出版的“译丛”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中心社会研究室一直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也不断跟踪了日本的社会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到把该领域日本的代表性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具有很大的学术和文化意义，因而策划和准备了此次共10册的《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在策划之中，以研究室成员为中心，组织了课题组，和中日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并选定了合适的原作，委托了合适的译者。

　　过去，关于近现代日本社会的日本人的著作也不是没有介绍过来，但数量十分有限，而且也不系统。鉴于这种情况，课题组着眼于大量的最新成果，同时更从建设“中国的日本学研究”这个根本的原则、方针出发，进行了选编。最终本译丛大致包括了以下三种著作：即1．属于社会学一般理论的。2．关于日本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分析的。3．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特质的。

　　本来选择就不可能是绝对的，社会学的领域又从理论到现状分析，非常广泛和多重，应该参考的著述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在奉行上述方针原则时深信，我们所选的和现代日本社会分析以及日本的社会学研究理论探索相关的这些著作，每一本都是重要的文献和研究素材。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中日双方也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日本论和中国论的交流。但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日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原汁原味的形式被直接利用还是很少的。从这一点看，作为日本人对日本社会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此次该套研究专著译丛的出版，必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我衷心期待，本译丛不仅为日本学研究者和有志青年学生所利用，也为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所接受，在各种形式和各种层次上得到利用。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本丛书顾问

　　　　　　　　　　　　　　　　　　　　野村浩一(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

　　　　　　　　　　　　　　　　　　　　　　　　　　　　2002年8月10日

<FONT face=楷体_GB2312 size=4><STRONG>　　　　　　《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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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缘故。

　　一个是社会学研究本身的缘故。

　　社会学诞生于近代的欧洲，在我国是一种“舶来”的学问。自70年代末社会学得以恢复以来，我国社会学界大量学习和引进了欧美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但对邻国日本的社会学很少进行系统的了解。日本和我国同处亚洲的东方，又同属蒙古人种。由于这种地缘和人缘的因素，日本的社会学研究应该是可以直接给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提供借鉴作用的。实际上，日本社会学者在运用社会学原理探索日本东方式社会结构方面是作出了很大成就的。在农村社会学和家庭社会学上，50年代就出现了福武直和有贺喜左卫门等杰出学者。近年来以富永健一的现代化论为代表，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学习、借鉴日本社会学的这些新成果，无疑对我国的社会学研究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这正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这套《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的主要意义之所在。

　　另一个是日本社会研究的缘故。

　　日本是我国的一个发达的邻国，日本的发展进程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可以说主要出于对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异族的文化人类学式的兴趣，近代中国人对日本的探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试图通过日本的崛起验证东方文化对抗西方文化能力的文化比较，现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虽然还延续着近代的动力，但随着现实需要增长和学问的发展，开始步入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阶段。通过研究日本社会的基本结构、变化过程去理解日本社会现象和日本文化特征，已经被人们当作了认识、理解日本的基本途径。要了解和研究日本社会，当然首先应该参考日本学者对自己社会的研究。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很奇怪，我们更了解其他外国人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日本人》以及中国人自己的《日本国志》（黄遵宪）、《日本论》（戴季陶）等等，几乎全是日本研究者必定读过的，而日本人对自己社会的研究我们知之甚少。其实，战前姑且不论，战后日本的社会自我研究是有了很大发展的，除了已经介绍到我国来的《依赖心理的结构》（土居健郎）和《纵式社会》（中根千枝）等名著之外，还有许多优秀的著作不断问世。尤其是90年代以后，可以说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反响的研究力作。如果能够及时地把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对我们认识日本社会也同样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推动作用。

　　出于上述缘故，我们有幸得到日本学术界的协助和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和商务印书馆合作，隆重推出《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这项大型的学术工程，争取把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学领域出版的主要最新学术成果翻译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鉴于人力物力的限制，首先翻译介绍10种日本社会学名著。这些著作的选定，反复征求了日本社会学专家的意见，入选的基本都是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学术著作，在日本学术界均有很好的定评，甚至是学术畅销书。在类别上也涉及了社会学的多个分枝，如社会学理论、家庭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性差研究、城市研究等等。虽然10本书不足以全面网罗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成果，但也大致可以反映日本社会学界的最新学术进展。

　　担任此次《日本社会学名著译丛》学术顾问的分别是日本著名学者、原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方主任教授野村浩一先生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教授李强先生。担任译丛翻译的译者，都是曾毕业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硕士课程的研究生，他们大都已在国外获得了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课程。

　　我们相信，这一批日本社会学名著的翻译，不仅可以直接帮助我国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对我国本国社会学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周维宏


<FONT face=宋体 size=3><STRONG>　　　　　　　　　　　　本书序</STRONG></FONT>


　　惊愕于“日本论”的喧闹，一位西欧的学者讥讽道：“在欧洲虽也有英国人的英国论，法国人的法国论，但都不像日本论这么多。大概天下没有像日本人这样热中于议论自己国家的人了。”

　　这种说法当然有些失之偏颇。因为西欧人在认识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基本尺度并不是英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尺度，而是“西欧”这种超国家的尺度。就像对日本人来说，“日本论”具有自我认识的意义那样，对西欧人来说则是与西欧社会论或西欧文明论具有同样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比较，西欧人在自我认识上花费的精力，则远非日本人可比。用拟人式的说法来说，不仅是人类，社会也会进行自我认识，“日本论”正是这种社会层次上的自我认识的表现。所以，“日本论”的流行，并不是出自于日本人国民性的特殊现象。

　　即便如此，日本人议论日本社会，蕴含着诸多的危险，这也是事实。对于“日本论”可能起到意识形态的功能，以前已经有许多人指出来了。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只要对日本社会采取批判态度就能解决的。“日本论”所包含的危险，在颂扬日本或批判日本的这种价值论层次之前，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就已经可能出现。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是在与他人的差异之中认识自我的。在这种结构之下日本社会所进行的自我认识，是把日本社会看作是一种在和其他社会的差异之上才具备了同一性的存在的。此时，尽管同一性是在差异之上才成立的，却出现了因为已经有了同一性才会出现差异的判断，容易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颠倒。

　　而在战后的“日本论”中，导致日本社会同一性形成的差异，也是和西欧社会之间的差异，是把西欧看作“普遍”、把日本看作“特殊”的差异。回顾一下“日本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对日本进行否定评价的观点和进行肯定评价的观点一直是在进行相互竞争的。这两种观点虽然对日本的“特殊性”作出了相反的评价，但在把西欧看作“普遍”及把日本看作“特殊”这一点上，并没有决定性的不同。然而，现在对这种基本认识，必须进行反省了。

　　因此本书在留意以上各点的同时，试图分析日本社会赖以存在的交流结构。此时，与传统的交流论立足于“信息是如何传送的”这一角度相反，本书此处将采用“怎样才能不让信息传送”的角度。

　　根据传统交流论的观点，发送方如果不有意识地表达信息，信息是不会发送到接受方的。反过来也就是说，发送方必须有意识地表达全部希望发送的信息。比如，要让对方认知自己的人格，就必须有意识地表达全部自己的人格。然而，现实中即便不这么费力地去做，也能够让对方认知自己的人格，因为对方会通过自己的行为来主动地理解自己的人格。这种接受方的主动理解，在带来理解的不一致的反面，也提供了一种构筑复杂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一旦出现在他人的面前，发送方就超越了自己的意志而将各种各样的语言性、非语言性的信息发送给了接受方。即便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对接受方来说，这也是一种表现发送方的信息。所以，不发送信息的可能性，已经不是由发送方个人意志所决定的事项了。不发送信息，反过来说就是保持秘密，和发送信息一样，是在发送方和接受方的关系中决定的一种社会过程。

　　在可称之为战后“日本论”的经典的《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谈到，“真正的罪的文化，是一种基于内在的罪的自觉的善行，而相反，真正的耻的文化，是基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的善行。”这一主张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带来了战后日本论发展的一个契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来评价本尼迪克特的这一命题，我会通过本书的全部阐述来说明，但耻辱的本质是可以从与秘密的关联上来把握的。

　　那么，秘密和耻辱是如何相关联的，和日本社会的结构又有什么关联?本书下面就开始对此展开分析。

　　这几年间为顺应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而写的原稿，积累下来足以编成一本书了。有时候是受编辑的怂恿，也有时候是接受了意想不到的约稿而撰写的这些稿子，原本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文章的连贯性，不想编撰成一本书后才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着全书。与其这么说，倒不如可以说是我一直拘泥于一件事情吧。那就是“近代”和“家庭”。同时这也成为我追寻自己出身的一个旅途。我想揭开自己所出生落地的那个时代的谜团……社会学应该是从这里出发的。

　　本书我所关心的课题，是迄今为止所没有的历史性问题。对自己而言看起来是所赋予的前提的社会，也必定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如果这是有开端的，那么也一定能使其结束。要是能知道开始的方法，那也就能了解使它终止的方法。历史的想像力，是在现实出现了龟裂、看不到历史的选择余地之际才产生的。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对自己所熟知的事物起源一无所知。“近代家庭”，人们对其起源的关心，是它呈现出解体的征兆时才被激发出来的。

　　这里所收录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和引导我研究兴趣的人们相遇之后才写成的。把门外汉的我指引到历史中来的是江户东京学的学者小木新造先生。“家庭的近代”是作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二十三卷《风俗•性》的解说而撰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因这篇文章的撰写，我第一次经历阅读明治时期第一手资料的工作。

　　梅棹忠夫先生教给了我把家庭看作装置系统的文明学观点，“技术革新和家务劳动”这篇文章的本来用意是想解答梅棹家庭学的应用问题。

　　我也必须感谢为我提供报告和思考机会的各种各样的学会和研讨会。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长期研究项目“现代日本的传统和变化”是想通过共同研究来探求柳田国男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这一著作的续集，我也参加了好几次这个项目的研究活动。谷口纪念文明学研讨会上长达一星期的丰富的圆桌会议，充满了学术性的刺激。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的相遇，也成为我把视线投向历史的契机。“女性史和近代”是以我在日文研的国际研究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为基础而撰写的文章。在关西社会学会的大会上，受远藤总一先生的推荐，我参加了讨论1970年以后的日本结构变化的特别分科会议。这个成果在“女性的变化和家庭”一文中结成了果实，然而在分科会上我非常惊异地发现：从其他的侧面论述统一变化的直井优的观察和我的论点非常相符。

　　最新写成的“日本式近代家庭的成立”原本是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日本研究国际会议上发表而用英文准备的文章。为我提供用日语发表这篇用粗糙的英文写成的文章并展开讨论机会的，是立命馆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的西川长夫先生。

　　在这里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每次在研究集会和研讨会上提出有益的讨论和建议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虽然本书的结果在论述的时候几乎都采用了日本的事例，但是告诉我说不要把文章写成把“纵向的东西变成横向式”的海外研究的介绍，不是以日本为田野的独创性研究就没有向海外传递信息的意义，正是国外的研究者们。

　　还有意想不到的指名要我为其著书写解说的。齐藤茂男先生起用我为他的著作集《齐藤茂男纪实录——日本的情景》的第一卷《妻子们的思秋期》撰写解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藤淳先生在把自己的《成熟和丧失》一书事隔30年后的文库化之际，指名要我这个并无一面之交的小辈写解说。对我在和富冈多惠子等人共同撰写的《男流文学论》中指名批判的江藤先生本人的委托，我深深地感铭于他的大胆和胸襟的宽广。如果没有这个委托，后《成熟和丧失》，即本书中的“‘母亲’的战后史”一文也许就无法写成了。无论哪种情形，都使我超越了解说的范围写成了论述时代的文章，并且成为收录在此的论文原型。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论文形成之际把它们采用到本书的各位编辑人员。我特别想奉上谢意的是担当本书的编辑，岩波书店的高村幸治先生。在高村先生邀请我把本书中最早的文章“作为生存经验的老后”写在系列书籍《老年的发现》中以来，他一直参与做长达八卷的系列丛书《变化中的家庭》的编辑，我在这套丛书中写了“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等几篇论文。在这些各自独立的论文中为我发现“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这一大条理的，正是这位高村先生。本书之所以能够比我所预想的更早和读者见面，都是托他的坚持不懈的鼓动和迅捷的工作效率的福分。

　　本书是在很多人的支持下得以诞生的，在此我谨表衷心的感谢。

　　　　　　　　　　　　　　　　　　　　　　　　　　　　　　　　上野千鹤子

　　　　　　　　　　　　　　　　　　　　　　　　　1994年2月于白雪皑皑的洛中

　　本书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一部力作。作者经多年刻苦研究，逐年发表一些论文，最后汇总成本书。上野用历史实记主义的方法，纵观日本近代家庭共时阶段，指出中世纪和前近代的家庭进入近代以来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学者强调的日本家庭的传统性不过是虚构。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及政府有意识的政治策略构筑了日本式的近代家庭，其特点也正是在那时产生并形成的。同时，作者还论述了现代日本家庭的类型及特点，将女权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从而描绘出一副活生生的日本社会形象。作者文风质朴，举例恰当，易读好懂，值得一阅。

Ⅰ　近代家庭的动摇

　　　一　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二　女性的变化及家庭


Ⅱ　近代和女性

　　　一　日本型近代家庭的形成

　　　附论　关于“家长制”的概念

　　　二　家庭的近代

　　　三　女性史和近代


Ⅲ　家庭学的展开

　　　一　“梅棹家庭学”的展开

　　　二　技术革新与家务劳动


Ⅳ　经济高度成长与家庭

　　　一　“母亲”的战后史

　　　二　“后思秋期”的妻子们


Ⅴ　性别歧视的反论

　　　一　夫妻不同姓的陷阱

　　　二　作为生存经验的老后生活

　　　三　“女缘”的可能性

　　　四　性别歧视的反论——异文化适应和性差”


参考文献

后记

原载书刊一览

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