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曾经有一位叫雅西子的研究回族问题的日本青年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回族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但同时又很虔诚信仰伊斯兰教,为什么两种不同的东西能集中在一起?这个问题听上去很有些“老外”的味道,但却道出了某种事实。不仅外国人,就是中国人口中的大部分对回族及其文化也缺乏了解。雅西子提出的问题有两个可能的原因,这两个可能的原因实际上是两个预设前提,一是信仰伊斯兰教,必定不会认同中国社会。这个预设前提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中国的伊斯兰教的形态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一样,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是异质的。第二个预设前提是回族社会的独特性很强,与以汉民族为主导的中国社会是有距离的,所以回族群众爱国热情就难以理解。如果说第一个预设前提是对回族问题缺少了解的普通人产生的误解,那么第二个预设前提中对回族社会的独特性的过于强调却是一些回族研究者常会出现的误区。过于寻找回族的独特性就会使得回族的文化特征在特定层面上与中国主流社会和文化对立起来,在学术上产生矛盾,与事实也有距离。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正像雅西子的问题中所包含的那种情况,回族群众既信仰伊斯兰教又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对国家有着与汉民族一样的认同感。中国的伊斯兰教虽然保持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但是已经过儒家文化重新阐释,与回回民族是由多个民族整合形成的一样,回族文化也是兼收伊斯兰文化和汉儒文化之长而形成的。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带有浓郁伊斯兰特征的回族文化已是中国文化这个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也是回族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回族社会也经历了坎坷和痛苦。但在历史和现实构成的深远背景下,可以看到回族社会今天依然被云雾笼罩,依然不被人们理解,对回族社会的各种偏见依然存在。所以沟通与理解回族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这种沟通与理解不应仅仅停留于消除误解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而应进一步拓展内容和范围,着眼未来,通过理论研究进行沟通和对话,探索传统回族社会与现代化相容问题,对回族社会来说,或许这远比单纯拘泥于历史更有价值。回族社会既有与现代化相悖之处,也有与现代化相容的方面。从现代性视角出发研究回族社区,揭示回族社会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会更有利于回族社会看清自己的未来走向。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沟通与对话,对回族社会的发展才更有战略意义。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迁,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将卷进这场社会变迁中。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所有在遭遇现代化之前的社会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将被破坏。现代化过程对既有社会模式的破坏使西北回族社区面临着一种困难的抉择。中国的回族大多居住在西北地区。回族在居住格局上具有聚居的特点,清真寺成为聚居的中心。因此在中国西北地区很容易辨认出回族的社区。宗教文化在西北回族社区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构成了西北回族社区的灵魂。现代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随着宗教在回族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西北回族社区如何发展?是逐渐消失?还是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实现整合?这是西北回族社区正在和将要面对的问题。西北回族社区精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西北回族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保持原态的回族宗教文化,回族社区难以进步,如果听任现代化对回族传统文化进行冲击,很可能会使回族传统文化逐步丢失,这是一个二难选择。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使西北回族社区顺利过渡到现代社会,又能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回族传镜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不仅是摆在西北回族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关注回族传统文化的保存是看到了回族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在本书最后一章有较详尽的论述,此不赘述。我们关注回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回族传统文化对西北回族社区精神品质的塑造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回族社会与清朝政府的大小冲突几乎不断,正是因为这些冲突,清朝政府才渐渐认真对待回族社会,清朝官吏不断就西北回族问题上书朝廷,其中关于回族民族性格问题,福康安称之为“桀骜”“顽梗”,有官吏奏折称之为“强悍刁顽”等。不管“桀骜”还是“强悍”,都表明了回族民族性格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争强好胜,不肯服输,不那么“驯良”。清朝官吏对回回民族性格的指称是有着特定的文化心理背景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看到了儒家的礼治对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通过礼治教化百姓,将外在的礼治秩序内化于百姓心中,把外部的道德规范变成百姓自觉的行动,使人们循规蹈矩,最终变得“温良恭俭让”。从这种曾造成汉民族精神上的奴役驯良和心理上的懦弱的文化心理出发,清朝官吏见到回族穆斯林难以完全用儒家伦理去教化,首先就对回族穆斯林有一种非我族类之感,用董福祥的话说就是“甘为异类”,把回族与其他所谓的“蛮夷”视为一类。其次回族穆斯林的不肯被教化、勇敢争强在已经习惯了儒家“温良恭俭让”中生活的清朝官吏看来自然是冥“顽”不化和有些野蛮强悍。对于儒家文化给中国民族精神上带来的负面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和学者的批判是非常激烈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并指出了传统文化与国民性格中驯良与懦弱的直接关系。与此同时,进化论的传入又对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生存竞争,物竞天择,弱者自然要被淘汰。一方面感受着国民性格中的驯良与懦弱,一方面进化论又讲弱者要被淘汰,同时西方列强加紧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先一步完成现代化的日俄两国又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领土,伪满洲国的建立使国家民族进一步陷入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增加。在此情形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一种向上的、积极的、富于朝气的、不甘示弱的、勇敢争强的精神。因此西方舶来的尼采学说中的超人所显示的那种洋溢着强烈生命活力和豪情的精神意志就深刻地感染和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时候,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陆续进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考察,这批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动荡变迁后,他们眼中的西北回族民族性格就不再是清朝官吏眼中的“顽梗”、“强悍”,而是勇敢无畏、不甘示弱并积极向上的。1919年林竟在其游记中写道:“入甘肃界,到处见有衣服褴褛形容枯槁之汉民。而回民则较少。足见回勤汉懒,优胜劣败之结果。”陈庚雅曾描述当时宁夏一带“居民屋宇齐严,身干健壮,十九皆为回族;若门户旧坏,精神萎靡者,不问亦可料其必为汉民也”。范长江、白寿彝等人也都对此作过类似的描述。范长江30年代考察西北时多次提到西北汉族人的驯良和回族人的勇敢顽强,对比之下感慨良多。当时范长江从兰州乘黄河皮筏到宁夏,“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九为甘肃河州(临夏)之回民”,范长江所称皮筏的一个筏客不顾河水的冰冷,潜入水中去寻找落入水中的一个茶壶盖。并不顾同伴劝阻坚持把茶壶盖从水中找出来。“记者才明白:他不顾苦痛入水找茶壶盖的意思,主要是为了在同伴面前的颜面问题。河州回民有一个普遍的性格,即是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无能。一个人失去的东西,不论如何没有希望,他能千方百计地找它回来。在同伴中看来,这种行为是有无上的光荣!”正是当时中国的羸弱,使得范长江对这一细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这种不畏艰险的勇敢精神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缺乏而又很需要的。(略)
那么事实是什么呢?正像雅西子的问题中所包含的那种情况,回族群众既信仰伊斯兰教又有很高的爱国热情,对国家有着与汉民族一样的认同感。中国的伊斯兰教虽然保持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但是已经过儒家文化重新阐释,与回回民族是由多个民族整合形成的一样,回族文化也是兼收伊斯兰文化和汉儒文化之长而形成的。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带有浓郁伊斯兰特征的回族文化已是中国文化这个庞大体系中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也是回族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回族社会也经历了坎坷和痛苦。但在历史和现实构成的深远背景下,可以看到回族社会今天依然被云雾笼罩,依然不被人们理解,对回族社会的各种偏见依然存在。所以沟通与理解回族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这种沟通与理解不应仅仅停留于消除误解促进民族团结方面,而应进一步拓展内容和范围,着眼未来,通过理论研究进行沟通和对话,探索传统回族社会与现代化相容问题,对回族社会来说,或许这远比单纯拘泥于历史更有价值。回族社会既有与现代化相悖之处,也有与现代化相容的方面。从现代性视角出发研究回族社区,揭示回族社会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会更有利于回族社会看清自己的未来走向。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沟通与对话,对回族社会的发展才更有战略意义。
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变迁,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将卷进这场社会变迁中。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所有在遭遇现代化之前的社会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将被破坏。现代化过程对既有社会模式的破坏使西北回族社区面临着一种困难的抉择。中国的回族大多居住在西北地区。回族在居住格局上具有聚居的特点,清真寺成为聚居的中心。因此在中国西北地区很容易辨认出回族的社区。宗教文化在西北回族社区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构成了西北回族社区的灵魂。现代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随着宗教在回族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西北回族社区如何发展?是逐渐消失?还是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实现整合?这是西北回族社区正在和将要面对的问题。西北回族社区精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西北回族社区发展的重要性。如果保持原态的回族宗教文化,回族社区难以进步,如果听任现代化对回族传统文化进行冲击,很可能会使回族传统文化逐步丢失,这是一个二难选择。如何找到一个既能使西北回族社区顺利过渡到现代社会,又能在某种程度上保存回族传镜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不仅是摆在西北回族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重建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关注回族传统文化的保存是看到了回族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在本书最后一章有较详尽的论述,此不赘述。我们关注回族传统文化的保存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回族传统文化对西北回族社区精神品质的塑造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回族社会与清朝政府的大小冲突几乎不断,正是因为这些冲突,清朝政府才渐渐认真对待回族社会,清朝官吏不断就西北回族问题上书朝廷,其中关于回族民族性格问题,福康安称之为“桀骜”“顽梗”,有官吏奏折称之为“强悍刁顽”等。不管“桀骜”还是“强悍”,都表明了回族民族性格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争强好胜,不肯服输,不那么“驯良”。清朝官吏对回回民族性格的指称是有着特定的文化心理背景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看到了儒家的礼治对政治稳定所起的作用,通过礼治教化百姓,将外在的礼治秩序内化于百姓心中,把外部的道德规范变成百姓自觉的行动,使人们循规蹈矩,最终变得“温良恭俭让”。从这种曾造成汉民族精神上的奴役驯良和心理上的懦弱的文化心理出发,清朝官吏见到回族穆斯林难以完全用儒家伦理去教化,首先就对回族穆斯林有一种非我族类之感,用董福祥的话说就是“甘为异类”,把回族与其他所谓的“蛮夷”视为一类。其次回族穆斯林的不肯被教化、勇敢争强在已经习惯了儒家“温良恭俭让”中生活的清朝官吏看来自然是冥“顽”不化和有些野蛮强悍。对于儒家文化给中国民族精神上带来的负面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和学者的批判是非常激烈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并指出了传统文化与国民性格中驯良与懦弱的直接关系。与此同时,进化论的传入又对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生存竞争,物竞天择,弱者自然要被淘汰。一方面感受着国民性格中的驯良与懦弱,一方面进化论又讲弱者要被淘汰,同时西方列强加紧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先一步完成现代化的日俄两国又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领土,伪满洲国的建立使国家民族进一步陷入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增加。在此情形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一种向上的、积极的、富于朝气的、不甘示弱的、勇敢争强的精神。因此西方舶来的尼采学说中的超人所显示的那种洋溢着强烈生命活力和豪情的精神意志就深刻地感染和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在这个时候,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陆续进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考察,这批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动荡变迁后,他们眼中的西北回族民族性格就不再是清朝官吏眼中的“顽梗”、“强悍”,而是勇敢无畏、不甘示弱并积极向上的。1919年林竟在其游记中写道:“入甘肃界,到处见有衣服褴褛形容枯槁之汉民。而回民则较少。足见回勤汉懒,优胜劣败之结果。”陈庚雅曾描述当时宁夏一带“居民屋宇齐严,身干健壮,十九皆为回族;若门户旧坏,精神萎靡者,不问亦可料其必为汉民也”。范长江、白寿彝等人也都对此作过类似的描述。范长江30年代考察西北时多次提到西北汉族人的驯良和回族人的勇敢顽强,对比之下感慨良多。当时范长江从兰州乘黄河皮筏到宁夏,“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九为甘肃河州(临夏)之回民”,范长江所称皮筏的一个筏客不顾河水的冰冷,潜入水中去寻找落入水中的一个茶壶盖。并不顾同伴劝阻坚持把茶壶盖从水中找出来。“记者才明白:他不顾苦痛入水找茶壶盖的意思,主要是为了在同伴面前的颜面问题。河州回民有一个普遍的性格,即是不愿意在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无能。一个人失去的东西,不论如何没有希望,他能千方百计地找它回来。在同伴中看来,这种行为是有无上的光荣!”正是当时中国的羸弱,使得范长江对这一细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这种不畏艰险的勇敢精神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缺乏而又很需要的。(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