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本书所探究的，是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课题，这就是农业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关系问题。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发展”问题的核心，在于实现传统农业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制度结构以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何种方式、经由什么路径才能有效地实现这种转变，是多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和实践者为之绞尽脑汁的重大课题。阿瑟•刘易斯、西蒙•库兹涅茨、西奥多•舒尔茨等一大批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求解这个难题上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许多先行国家也在实现这一转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马晓河君的这本著作的特点，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对实现这种转变的方针和途径提出了新的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研究积累，运用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手段，写出了这本具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书中，他首先系统地梳理了农业发展与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一般关系的理论，不但总结了农业发展对工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的影响，还深入分析了非农产业扩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该书将重点放在对中国的实践部分做出理论解释上。它的论述的独到之处在于，通过供求均衡模型，系统分析了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和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既从农业转移剩余劳动力资源，又使农产品达到供求均衡。
在我看来，书中最具有争议、也最具有新意的部分，是马晓河君对于中国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的“一元经济”转化的方式与途径的论述。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这种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商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状态，转变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然而，在采用什么方法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种转化的问题上，无论在政策层面上还是在理论层面上都有着分歧。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曾经企图用城乡隔离的方式，用从农民那里取得的“贡赋”在城市投资发展工商业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这种道路由于在实践中碰壁而在政治中遭到唾弃。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的工业化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城乡隔离进行工业化的思想在我国领导部门，特别是在幅员广大的内地地区的领导部门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沿海地区，绝大部分乡镇企业集聚在规模不等的旧有或者新兴的城镇之中，借以发挥工商业发展所必需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在内地的不少地方，则强调发展乡镇企业的“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和就地销售)原则，建立了大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对于两种模式的长短优劣，经济学家有着很不相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把中国内地的这种情况概括为“三元经济”，即传统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经济。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靠在城市中发展工商业来转换“二元经济”是不可取的，应当把农村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点放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上，通过“三元经济”这个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为向一元结构过渡创造条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不同意“三元经济”论的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只能在城市文明之外进行分散的工业化，乡镇工业毫无集聚效应，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也严重滞后，已经使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应当摒弃这种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使分散的乡村工业向集中的方向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或城市化)的同步进行。
应当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这场争论过去十年以后，两种模式在实践中的成败利钝已经显露无遗。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对于这一段历史做出认真的总结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否则即使付出了学费，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可以用来指导今后实践的知识。
马晓河君在本书中对上述争论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我国内地的分散工业化模式，是由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以及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构成的“双重二元结构”。他认为，中国形成这种“双重二元结构”并不具有必然性，它是在特殊的改革背景和制度条件下生成的，是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作用的产物。在一些地区，这种结构模式在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也给农业发展带来了跨世纪性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抛弃双重二元结构，实行两种工业一体化的战略，变双重二元结构为一重二元结构。为此，他提出在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上，要分别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产业政策、户籍政策和财税金融等政策，并推行以大中城市带动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在新的结构转换思路下，中国农业发展应该采取“调、减、补、投、改、转”等六项政策。
虽然对本书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如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还可以作较之本书已有的论述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本书以清晰的逻辑和翔实的论据讨论了我国农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所有关心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人们，都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吴 敬 琏
2003年8月20日
在我看来，书中最具有争议、也最具有新意的部分，是马晓河君对于中国从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的“一元经济”转化的方式与途径的论述。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这种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商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状态，转变为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然而，在采用什么方法和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种转化的问题上，无论在政策层面上还是在理论层面上都有着分歧。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曾经企图用城乡隔离的方式，用从农民那里取得的“贡赋”在城市投资发展工商业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这种道路由于在实践中碰壁而在政治中遭到唾弃。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的工业化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城乡隔离进行工业化的思想在我国领导部门，特别是在幅员广大的内地地区的领导部门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在沿海地区，绝大部分乡镇企业集聚在规模不等的旧有或者新兴的城镇之中，借以发挥工商业发展所必需的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在内地的不少地方，则强调发展乡镇企业的“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和就地销售)原则，建立了大量“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对于两种模式的长短优劣，经济学家有着很不相同的观点。一些经济学家把中国内地的这种情况概括为“三元经济”，即传统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经济。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靠在城市中发展工商业来转换“二元经济”是不可取的，应当把农村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点放在农村工业的发展上，通过“三元经济”这个中国国民经济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为向一元结构过渡创造条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不同意“三元经济”论的上述观点。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只能在城市文明之外进行分散的工业化，乡镇工业毫无集聚效应，农村服务业的发展也严重滞后，已经使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应当摒弃这种乡村工业化的道路，使分散的乡村工业向集中的方向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或城市化)的同步进行。
应当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这场争论过去十年以后，两种模式在实践中的成败利钝已经显露无遗。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上对于这一段历史做出认真的总结仍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否则即使付出了学费，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可以用来指导今后实践的知识。
马晓河君在本书中对上述争论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我国内地的分散工业化模式，是由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以及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构成的“双重二元结构”。他认为，中国形成这种“双重二元结构”并不具有必然性，它是在特殊的改革背景和制度条件下生成的，是城乡分割制度和政策作用的产物。在一些地区，这种结构模式在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也给农业发展带来了跨世纪性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就必须抛弃双重二元结构，实行两种工业一体化的战略，变双重二元结构为一重二元结构。为此，他提出在今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上，要分别实行城乡一体化的产业政策、户籍政策和财税金融等政策，并推行以大中城市带动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在新的结构转换思路下，中国农业发展应该采取“调、减、补、投、改、转”等六项政策。
虽然对本书所涉及的某些问题，如城市化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还可以作较之本书已有的论述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本书以清晰的逻辑和翔实的论据讨论了我国农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对于所有关心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人们，都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吴 敬 琏
200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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