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现在国人正在激情的推动下向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人们一边努力奋进，一边也在不停地追问，中华民族从隋唐帝国的6世纪算起到明末清初的17世纪，上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全球的领先位置，而在这段时期，正是西欧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可是进入17世纪之后，两个不同水平、不同地域的文明，竟然迅速地调换了位置。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处于领先中的中国，而是落在不久前还处于边缘化的西欧。此后的几百年，中国发展越来越落后，渐渐沦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牺牲品，受到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这到底为什么?是谁、是什么力量阻碍了前者，推动了后者?是哪些因素、如何变动了组合，导致了如此的局面?这一声声的诘问，带有情感的色彩，隐含着对先人的贬斥，但更主要的是表露出，以冷静而超然的目光审视当代世界，面对未来寻找正确路标的渴望激情。
对于这个被称作“李约瑟之谜”的问题，自从这个问题成为问题那时起，它就一直以极大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人，激发人们带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借用尽可能成熟和不成熟的理性武器，去寻求“标准”的答案。前不久有人将有关“答卷”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姚洋，见《读书》2003年第1期)，主要的观点大致有下列几种：“完整的地理环境说”，“中央集权的税收假说”，“财产所有权说”，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假说”，“英雄理论”，重实用、轻分析的“特色思维”理论。此外也有人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特别是科举制度等方面寻找解答，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极端的闭关政策所致，等等。但是，在众多的答案中，从货币制度的角度求解的很少看到，澳大利亚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马克•埃尔文曾在《远东经济评论》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文中虽然也提到了商品化、货币化和信用票据这些市场经济的因素，但他是把它作为已具备的条件来谈的。不仅如此，就是翻开有关中国古近代文明史方面的论著，也很少能见到把货币历史和文明史穿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货币有中国货币史，社会、经济、文化史也各是各的，即便讲到货币，只是以某某时期铸造发行了什么货币，实施了什么货币政策，对商品贸易、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或什么别的作用，轻轻一点，几笔带过。大量有关历史的货币问题被挤进了钱币学的领地，钱币的制作工艺、书体艺术、形制成色、稀缺多寡等成了热门话题。
这有点奇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谁都承认货币和语言是人类两个最伟大发明。自从人类有了交换，便很快发明了充当交换中介的工具——货币，大量的研究表明，它的产生最初和最基本的动机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有效地克服了物物交换的“需求的双重巧合”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降低了交易成本。但货币的功能和构成绝不只如此，在它的体内有宗教文化的因子(泰德•克罗福德《金钱传》)，有社会、政治的元素。从农业文明以来，它就以不同的程度渗透进了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并以它所特有的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货币问题就那样微不足道，就那样迁就和顺从?在由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演进中，就那样仅处于一个附属的地位，服从于其他诸如新的发现、新的技术、人口变动、政治组织、帝王政令等等的力量，而永远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反过来被它所影响或作用?这不能不令人置疑。真实历史生活中的货币，可能远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要有力得多，生动得多。在一定程度它可能与其他力量一道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发挥过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像有些历史学家观察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一些老的问题可能有新的解释；一些以前被人们忽略的问题，现在却可能得到重视；一些过去存在而未进行有效连接的东西有了新的意义。前边谈的问题算不算其中的“一些”呢?让我们作一次尝试吧!
对于这个被称作“李约瑟之谜”的问题，自从这个问题成为问题那时起，它就一直以极大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人，激发人们带着复杂而丰富的情感，借用尽可能成熟和不成熟的理性武器，去寻求“标准”的答案。前不久有人将有关“答卷”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姚洋，见《读书》2003年第1期)，主要的观点大致有下列几种：“完整的地理环境说”，“中央集权的税收假说”，“财产所有权说”，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假说”，“英雄理论”，重实用、轻分析的“特色思维”理论。此外也有人从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特别是科举制度等方面寻找解答，还有人认为是由于极端的闭关政策所致，等等。但是，在众多的答案中，从货币制度的角度求解的很少看到，澳大利亚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马克•埃尔文曾在《远东经济评论》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文中虽然也提到了商品化、货币化和信用票据这些市场经济的因素，但他是把它作为已具备的条件来谈的。不仅如此，就是翻开有关中国古近代文明史方面的论著，也很少能见到把货币历史和文明史穿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货币有中国货币史，社会、经济、文化史也各是各的，即便讲到货币，只是以某某时期铸造发行了什么货币，实施了什么货币政策，对商品贸易、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或什么别的作用，轻轻一点，几笔带过。大量有关历史的货币问题被挤进了钱币学的领地，钱币的制作工艺、书体艺术、形制成色、稀缺多寡等成了热门话题。
这有点奇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谁都承认货币和语言是人类两个最伟大发明。自从人类有了交换，便很快发明了充当交换中介的工具——货币，大量的研究表明，它的产生最初和最基本的动机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它有效地克服了物物交换的“需求的双重巧合”和“时间的双重巧合”的困难，降低了交易成本。但货币的功能和构成绝不只如此，在它的体内有宗教文化的因子(泰德•克罗福德《金钱传》)，有社会、政治的元素。从农业文明以来，它就以不同的程度渗透进了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并以它所特有的功能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怎么可能在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中，货币问题就那样微不足道，就那样迁就和顺从?在由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演进中，就那样仅处于一个附属的地位，服从于其他诸如新的发现、新的技术、人口变动、政治组织、帝王政令等等的力量，而永远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反过来被它所影响或作用?这不能不令人置疑。真实历史生活中的货币，可能远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要有力得多，生动得多。在一定程度它可能与其他力量一道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发挥过特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像有些历史学家观察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一些老的问题可能有新的解释；一些以前被人们忽略的问题，现在却可能得到重视；一些过去存在而未进行有效连接的东西有了新的意义。前边谈的问题算不算其中的“一些”呢?让我们作一次尝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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