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size=3> 序 言</FONT>
希杰同志的《汉语修辞学》就要出版了，远道来信，要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希杰同志的书我是看过初稿的，但现在只记得个大概，无从把本书的优点充分介绍给读者。我记得翻开这本书就有一个好印象，是因为它不像另外一些讲修辞的书那样，在近于敷衍似的稍微讲讲修辞原理之后，就把几十个修辞格一字摆开，作为读者学习的对象。不，本书不是为讲修辞格而讲修辞格，而是让修辞所要达到的各种目的出来统率修辞格：或者是为了结构的均衡，或者是为了声音的优美，或者是为了语言的变化，或者是为了语意的侧重，或者是为了出语的新鲜，或者是为了措辞的得体。这样就防止了在读者心中产生盲目的修辞格崇拜。
希杰同志这本书讲文章风格也讲得很好。虽然把风格分为藻丽与平实、明快与含蓄、繁丰与简洁这么六体三组也是有所继承，但举例多而切当都胜过前人。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说明有一个原则贯穿于一切风格之中，也可以说是凌驾于一切风格之上。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只有适度才能不让藻丽变成花哨，平实变成呆板，明快变成草率，含蓄变成晦涩，繁丰变成冗杂，简洁变成干枯。这个原则又可以叫做“恰当”，那就是该藻丽的地方藻丽，该平实的地方平实，……不让一篇文章执著于一种风格。综合这两个方面用一个字眼来概括，就是“自然”，就是一切都恰到好处。借用苏东坡的话来说，就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也许有人要说，你提倡自然，岂不是要取消修辞?不，文章要自然不等于写文章可以随便。苏东坡在“文理自然”之后接着说“姿态横生”，这岂是信笔所至所能做到?文理自然而又姿态横生，这个境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的，是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接近的。所以不是取消修辞，而是要用加倍的力气去修辞。因为希杰同志没有在他的书里发挥这个意思，我就借写序的机会做点补充。
吕 叔 湘
1982年9月24日
<FONT size=3> <STRONG>修订本前言</STRONG></FONT>
一
《汉语修辞学》的修订工作基本结束了，我想起了吕叔湘先生。
重读吕先生的序言，我深深地体会到：前辈学者对年轻学人的关爱和支持是学术进步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十年后的今天，年过花甲的我，决心向前辈学者学习，经常关心和尽量支持年轻学人。
二
我的走近修辞学，归功于杨咏祁先生。
1974年的春天，(我所任教的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杨咏祁先生找我，对我说：“工农兵学员不愿意学习基础理论(作者注：我是讲授语言学理论课程的)，他们要求开设实用性的课程，提出开修辞学。你去上修辞学!”
我问：“教材呢？”
回答：“你编写。”
再问：“时间呢？”
回答：“现在就去华西大队，回来后给你一个月时间。”
于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编写了一本教材《修辞常识》。
1976年秋天，“四人帮”垮台了。杨副主任找我，说：“教材用完了，形势变化了，你得修改一下你的教材。”
我问：“时间呢？”
他说：“给你一个月时间。”
这次，我把先前的一册教材扩充为两大册。1977年，南京工学院(现称东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请我去上课，我又压缩成了两小册。这些油印讲义就是本书的基础。
三
本书的出版得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林书武先生。
1978年夏天，我到昆明参加全国现代汉语会议，把两大本的讲义送给了主办单位云南师范学院，他们把我的教材铅印了两万册。
1980年，林书武先生偶然看到了这个铅印本，主动推荐给北京出版社，那时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后来知道他的专业是英语，翻译过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等。
因为林先生的推荐，北京出版社才来信提出出版这本书的。
四
《汉语修辞学》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很珍惜。
在我所写的书中，以发行量和社会影响而言，首推《汉语修辞学》。
内地一些大学曾用做教材。香港电大也曾采用作为教材。因本书没有再版，有些学校就采用翻印的或复印的方式，例如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是修辞学家倪祥和教授)曾作为内部交流教材铅印过。新加坡一位大学教师对我说，他们把本书用做教材，教师和学生用书都是复印的。
五
在本书开始写作三十年后，在本书出版二十年后，修订本将同读者见面，而且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愿，曾经喜欢过《汉语修辞学》的人，也能够喜欢《汉语修辞学》修订本。
但愿没有越改越坏，只要修订本比初版好，我也就满意了。
王 希 杰
2003年3月8日
二十年前，我才二十岁，还是大学低年级学生，便开始对汉语修辞学发生了兴趣。就是那一年，我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发表了《列举和分承》、《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本书中的某些材料，也正是那时搜集的，如关于某些外国名著的不同译本的比较，鲁迅、曹禺等语言大师对自己的作品的修改等。
二十年过去了，我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只能拿出这样一本不像样的东西来，这是很叫我惭愧的事。我诚恳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建议。我，年纪上是中年而学问上还是青年，愿意同读者一同前进。我把本书作为一个起点，而且是一个不太高明的起点，以后一定要努力地工作，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但愿再过二十年后能拿出一点稍微像样的东西。
在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过程中，我曾经参考了许多前辈专家和同辈同行们的专著和论文。由于不是学术专著，没有一一注明，在这里一总向他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在编写和修改此书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只有认真吸取前人研究的成果，我们才有可能前进一步。
1980年11月
于南京大学
<STRONG><FONT size=3>修订本后记
</FONT></STRONG>
一
当初编写这本修辞学讲义，我的想法很是简单：完成领导交付的任务，对学生有些儿好处。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创建什么新的修辞学体系，没有想到过什么学术价值之类的问题。1980年左右，有些人说到我的修辞学体系时，我都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修辞学体系，也从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修辞学是一门理论性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学问。学术性和实用性是既一致又矛盾的。我个人从一开始，就努力把两者统一起来。我以为，古今中外的修辞学的主流是实用性的，不为广大的非修辞学者服务的修辞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修辞学归根结底是一门为非修辞学者服务的学问，而不是少数修辞学家的私有财产。微观语言学——音位学、语义学和语法学，可以不、甚至完全不考虑实用性问题，进行纯客观的描写，只追求所谓的科学品位，但修辞学不可以，为非修辞学者服务是它的生命线!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里，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自觉性越来越高，“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成了修辞学工作者的口头禅。80年代初，我自己也曾多次呼吁中国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当“中国没有修辞学，有的只是修辞术而已!”的看法出现之时，我充分理解主张者的推动中国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心情，但却有些儿担忧，对修辞学的这种片面的过激的看法其实是对修辞学发展繁荣很不利的。
我一贯主张不应把修辞学变成哲学的玄谈，因为那并不是中国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最佳的道路!
二
关于本书，正式出版之前，就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出版之后，学术界把本书说成20世纪80年代中国修辞学代表著作。有人把本书定性为结构主义修辞学的范例。
新世纪里，一些学者认为本书对语义的分析甚至早于英国人利奇。我自己并未因此而感觉到什么兴奋。那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我当初只是为了学习者喜欢和对他们有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我自己一向把本书看作一本实用性修辞学著作。学术界重视本书的新的体系和新的观念，这说明创新度和实用性之间是有一致性的。
三
外语学界有些人也注意到本书的一些观点是作者自己的创造，甚至早于西方学者，他们甚至想把本书中的一些观点介绍到西方去。例如，苏州大学外语系教授董成如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是苏州大学外语系教师董成如。今天我碰巧在图书馆借到您1983年的《汉语修辞学》一书，里面有“视点”一节，我完全相信这一概念是您自创的，可能早于Langacker。当1983年时这一理论还不成熟，远未及今年《语言教学与研究》上论文那么成熟，您是不是在其他论著和论文中也发展了这一观点?这是中国人难得的独创，并完全应该介绍到国外，或作对比研究。
董成如先生在信中还提出一个问题：“汉语界一部分人为什么老盯着外国人的理论研究，无视中国人的理论呢?”我以为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够解决得了的。
当初编写本书时我想的只是实用。但出版二十年后，重读它，我感到，我后来的许多想法——夸张些说就是修辞学理论了——这里都已经有了，不过不如后来那样明确和系统而已，或者是没有明白地说出来罢了。
四
我愿意再次坦白地说：
修辞学是一门理论科学，也是一门实用科学。从一开始起，我就更重视修辞学的实用性品格。
《汉语修辞学》的修订本，我还是当作一本实用性的修辞学用书来看的。
我从不认为：实用性的书就一定比理论性的著作要低一等、矮一头。众所周知，我可从不轻视理论研究。但是，我反对：自己搞理论研究时就轻视甚至否定实用性研究，自己玩实用性时就轻视甚至否定他人的理论探索论著，这不好，学术活动也不可有两套标准!
五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还很需要大力普及修辞学。
这首先是因为对修辞学的误解很深，甚至一些学者也常常误解修辞学。例如上海《文汇报》2002年12月19日发表了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俞吾金的文章，题为：《警惕文化生活中的“修辞学转向”》。文章的要点是：
▲在当今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那就是自我包装、自我夸耀和自我炒作的倾向。借用“修辞学转向”来指称这种倾向，其含义是：没有事实，只要修辞。
▲当一个人、一个单位或团体在大众传媒上或其他场合下陈述自己的情况时，人们经常看到或听到的是这样的词语，如“世界一流”、“国内领先”、“零的突破”等等。听起来华丽动人，读起来，朗朗上口，但它不过是一场“修辞上的‘革命’而已”。
▲“修辞学转向”的要害是用大话、空话和套话来取代实际行动，用修辞学上的手法来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它不但降低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也使虚假、浮夸的风气到处蔓延，从而加剧文化的泡沫化。
作者所提出的社会现象，当然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事实，是应当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大问题。作者和《文汇报》的编者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把这种现象叫做“修辞学转向”，就未必妥当了，这一提法不科学，将导致学术术语的混乱。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生活产生误导——既然修辞等于谎言，我们的民族就需要同修辞对着干，整个民族都不要修辞，这将导致民族文化素质的低落。
六
我以为，中国应当大力普及修辞学!
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了，一些人有了点儿钱，出国的人多了，海外对中国人的不文明现象的批评多起来了，其中有许多正是言语的不文明，换句话说是不懂修辞，不讲修辞，才遭到老外的反感。
其实，一打开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就会发现许多因为不懂修辞、不讲修辞所引发的可悲可痛的事件。
我们应当大力普及修辞学，这是四个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大业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我常常被人尊为修辞学家——我并不很喜欢这个头衔——如果我是一个修辞学家，那么我的心愿就：但愿——
中国人都是修辞家!人人时时处处回回都善于修辞!
我的朋友——台湾修辞学家沈谦教授说：中华民族有两大绝活：一是美食，二是美辞。我们民族的美辞传统应当得到发扬光大!在这个方面，中国的修辞学家是大有可为的。
2003年10月13日
本书全面系统地对汉语修辞学进行研究和探讨，努力创建新的修辞学体系。全书从汉语交际活动出发，力求解决表达及理解方面的问题，帮助读者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促进民族文化素质的建设。
序言
修订本前言
第一章 修辞活动和修辞学
一 古老而年轻的修辞学
二 “修辞”这个词
三 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
四 修辞学研究的对象
五 修辞格和修辞方式
六 修辞学的任务、范围和功用
七 修辞学的研究方法
八 汉语修辞学中的古与今
九 怎样学习汉语修辞学
第二章 交际的矛盾和修辞的原则
一 交际的矛盾
二 语言与言语、思维、思想
三 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
四 对象
五 自我
六 语境
七 前提
八 视点
九 得体性
第三章 语言变体和同义手段
一 同义手段的多样性
二 语言的同义手段和言语的同义手段
三 修辞活动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活动
四 语言变体和同义手段的选择
五 地域变体
六 言文变体
七 社会变体
八 风格变体
九 显性同义手段和潜性同义手段
第四章 意义
一 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
二 同形异义
三 同义异形
四 社会文化意义
五 个人联想意义
六 语流义和语流义变
七 情景义和情景义变
八 模糊义和模糊话语
九 表达意义和接受意义
第五章 声音
一 声音和表达效果
二 摹声和联绵
三 音节
四 节拍
五 衬词和重叠
六 韵脚
七 平仄
八 谐音
九 语音和歧义
第六章 结构
一 句际关系和结构模式
二 纵横
三 整散
四 长短
五 词序
六 语序
七 话语衔接
八 辞格和衔接
九 插入语和反衔接
第七章 均衡
一 语言的均衡美
二 对偶
三 对照
四 排比
五 顶针
六 回环
七 互文
八 列举分承
九 均衡的局限和超越
第八章 变化
一 语言的变化美
二 双关
三 反语和夸张
四 婉曲
五 相反相成和顾名思义
六 拆字和拆词与释词和析词
七 顿跌和曲说与拟误和存误
八 转类和返源与藏词和歇后
九 镶嵌和偏取
第九章 侧重
一 语言的侧重美
二 反复
三 递进
四 映衬
五 设问
六 反问
七 类聚
八 同语
九 撇除
第十章 联系
一 语言的联系美
二 比喻
三 比拟
四 借代及图示
五 象征和暗示
六 拈连
七 移就
八 仿拟
九 引用
第十一章 语体风格
一 风格和风格学与修辞学
二 语言风格的特征
三 语言风格的形成
四 语体风格和修辞
五 公文语体
六 科技语体
七 政论语体
八 文艺语体的特征
九 文艺语体的分类
第十二章 表现风格
一 表现风格和修辞学
二 藻丽
三 平实
四 明快
五 含蓄
六 繁丰
七 简洁
八 典雅和通俗
九 风格的鉴赏和培养
结语 修辞学和辩证法
参考文献
后记
修订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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