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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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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济思想史会发现，任何经济思想都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经济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同样，一定的经济学方法论也都以一定哲学和科学观作为基础。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表明，早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时代和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后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维护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结之后，作为科学主义思潮源头的实证主义曾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以归纳主义为特征的约翰•穆勒的实证主义，被认为是对19世纪中期科学哲学的标准观点的完善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占统治地位，有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家称这一时期的方法论为演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新实证主义取代了老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主导地位，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于新实证主义把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工具，因而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理论可以被证实。因此，可证实性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证主义因而也被称作证实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鼎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新旧科学哲学观点的分水岭的波普尔主义战胜了逻辑实证主义，取得了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地位。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被证实，只可被证伪。因此，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波普尔主义因此被一些方法论家称作证伪主义。后来，当波普尔的后继者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流行的时候，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被称为朴素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被称为精致的证伪主义。最早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特伦斯•哈奇森，他在1938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一书中，认为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强调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应在经济学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直到80年代，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才确立了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主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劳格1980年《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大力推动。
到20世纪末，人们最熟悉的科学哲学家已不再是波普尔，而是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一些方法论家宣称：“波普尔的方法已经过时。”现在，多数经济学方法论家认为，经济学理论是不可证伪的；可证伪性不能作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的检验标准；经济学方法论受证伪主义主宰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当波普尔的一些追随者称他的科学哲学为“证伪主义”时，另一些追随者则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劳伦斯•A．博兰(Lawrence A．Boland)突出波普尔的批判，认为在波普尔科学观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不是证伪主义，而是批判。博兰说，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科学家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和语言哲学思潮都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这两种哲学思潮影响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端是科学实在论的经济学方法论，另一端是修辞学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现在都成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实在论或批判实在论认为，科学研究对象具有独立的存在性。一些经济学方法论这认为这种科学实在论是解释经济学家制定理论的最好的模型，具有无可怀疑的正确性。新修辞学认为，修辞学是一门广泛实用的科学，它以推论技巧为研究对象，运用各种论证方法和修辞手段增强论证效果，目的是通过语言说服听众和读者接受自己的论点。
正当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取得进展的时候，处于这两端的中间地带的因果关系整体论出现于经济学方法论舞台，试图超越科学实在论和修辞学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并试图取代二者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爱尔兰经济学家托马斯•A．博伊兰(Thomas A．Boylan)和爱尔兰哲学家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Paschal F．O'Gorman)合著的《经济学方法论新论》(1995年)试图超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相当活跃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经济学方法论和修辞学(rhetoric)的经济学方法论，提出并论证了构成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的中间地带并且作为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替代物的因果关系整体论(causal holism)。因果关系整体论认为，在经济上可知的因果关系，从原则上说，都是经验性的，或者都是可观察的。因果关系论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学方法论，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对经济理论进行经验性评价。
以上勾画的简单轮廓表明，没有固定不变的西方科学哲学，因而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作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科学哲学在不断演进，由科学哲学决定的经济学方法论自然也就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每种西方科学哲学都只有一段短暂的独领风骚的时期，同样，每种经济学方法论也只有一段短暂的独领风骚的时期。这些经济学方法论的相互论争和相互批判，这些特定历史片段上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衔接和连续，构成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是应用于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科学哲学。一般地说，方法论是用一定的科学哲学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是用一定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家在明确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时，也明确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这就是为评价不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提供标准，以便在区分科学和非科学、正确和错误、精华与糟粕时有原则可循。
研究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难度较大。这要求研究者既懂哲学，又懂经济学；既懂哲学史，又懂经济学史；既懂科学哲学，又懂经济学方法论。我在西北大学讲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有幸结识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学者杨建飞先生。他有志于研究西方科学哲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系统探索西方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变的影响。他的学术专著《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我很乐意应邀为之作序，就正于方家。
吴易风
2003年11月30日于北京
<FONT size=3><STRONG>序二 西方经济学思想智慧探源的一种努力
</STRONG></FONT>
西方经济学的成长、发展和创新具有明显的思想背景和哲学基础。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鲜明的智慧特征。从古典、新古典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及别具一格的新兴古典学派等都概莫能外。重要的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哲学的启发、孵化和引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从历史学、哲学方法论、心理学、思想理念、认知科学等侧面，揭示两个学科之间复杂、微妙、多层的互动互助关系，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科学哲学是西方哲学以至于整个学术界一个影响深远而重要的学派，也是今天国际公认的学科领域，西方每个著名大学都设有相应的学科和系，世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刊物《科学》、《自然》杂志上也不时刊登相关论文。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起源(如康德的工作及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的创立、发展，从逻辑实证主义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都与同时代(期)的自然科学的主导学科密切相关，如力学、物理学、数学等。
更为有趣的是，如同科学哲学一样，西方经济学的演化发展同样经历了随着力学、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改变自己形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早期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与古典、新古典及现代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都以近现代力学、自然科学和数学作为其方法和共同的思想基础来源。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一种孪生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科学哲学发生了从关心理想模型的逻辑主义发展到关心真实与现实的历史意义，而差不多同时，西方经济学也打破了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派的唯逻辑和数量的“理想化战略”，走向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兴古典派等关心历史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因此，研究哲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研究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认知基础和思想背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和切入点是研究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影响的历史、机理和案例。这种研究对于强化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和方法论研究，拓展经济学的思想空间、促进学科交叉、增进创新能力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具有难度的问题，我国学者从80年代开始就作了一些研究，但从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经济学思想史出发，作出系统论述的著作尚不多见，杨建飞博士在此作了一种努力，应该说是有价值的。
《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一书，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成长出发，归纳并初步论证了希腊哲学与希腊经济学、《圣经》与中世纪经济学、近代唯理论及经验论与古典经济学、逻辑实驻主义与新古典学派、证伪主义与货币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凯恩斯派、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与当代制度学派、后现代科学哲学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专题研究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方法论模式及科学哲学影响西方经济学的条件和机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性。从某种意义上，作为国内此方面较早的系统化的研究，本书的框架性的系统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可能会为此方面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系统总结和引导作用。
当然，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研究方向及本课题的难度和广度，本书有着许多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关于证伪主义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广泛影响，只论述了它与货币主义的关系，对于新古典综合派等的影响未作研究。有些问题研究也未很深入，如关于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方法论模式与经济学案例分析有结合，但深度还不够等。这些需要作者和其他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现代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的素质教育战略的实施、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有效的实际应用和经世济民和人文关怀都离不开智慧的探源，离不开参与者的哲学思考和自我批判，希望有志于现代(中国)经济科学事业的人共同关心和推进经济学的思想智慧探索。
何炼成
2003年3月18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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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济思想史会发现，任何经济思想都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经济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同样，一定的经济学方法论也都以一定哲学和科学观作为基础。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史表明，早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序幕时代和革命时代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后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维护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的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哲学基础。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终结之后，作为科学主义思潮源头的实证主义曾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以归纳主义为特征的约翰•穆勒的实证主义，被认为是对19世纪中期科学哲学的标准观点的完善概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占统治地位，有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家称这一时期的方法论为演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新实证主义取代了老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主导地位，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于新实证主义把数理逻辑作为哲学分析和论证的主要工具，因而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理论可以被证实。因此，可证实性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实证主义因而也被称作证实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鼎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新旧科学哲学观点的分水岭的波普尔主义战胜了逻辑实证主义，取得了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地位。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的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理论不可被证实，只可被证伪。因此，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成为科学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波普尔主义因此被一些方法论家称作证伪主义。后来，当波普尔的后继者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流行的时候，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被称为朴素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被称为精致的证伪主义。最早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特伦斯•哈奇森，他在1938年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设》一书中，认为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强调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应在经济学中居于重要地位。然而，直到80年代，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才确立了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主流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劳格1980年《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大力推动。
到20世纪末，人们最熟悉的科学哲学家已不再是波普尔，而是拉卡托斯、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一些方法论家宣称：“波普尔的方法已经过时。”现在，多数经济学方法论家认为，经济学理论是不可证伪的；可证伪性不能作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的检验标准；经济学方法论受证伪主义主宰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当波普尔的一些追随者称他的科学哲学为“证伪主义”时，另一些追随者则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劳伦斯•A．博兰(Lawrence A．Boland)突出波普尔的批判，认为在波普尔科学观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不是证伪主义，而是批判。博兰说，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科学家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和语言哲学思潮都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受到这两种哲学思潮影响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端是科学实在论的经济学方法论，另一端是修辞学的经济学方法论。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现在都成了流行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实在论或批判实在论认为，科学研究对象具有独立的存在性。一些经济学方法论这认为这种科学实在论是解释经济学家制定理论的最好的模型，具有无可怀疑的正确性。新修辞学认为，修辞学是一门广泛实用的科学，它以推论技巧为研究对象，运用各种论证方法和修辞手段增强论证效果，目的是通过语言说服听众和读者接受自己的论点。
正当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取得进展的时候，处于这两端的中间地带的因果关系整体论出现于经济学方法论舞台，试图超越科学实在论和修辞学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并试图取代二者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爱尔兰经济学家托马斯•A．博伊兰(Thomas A．Boylan)和爱尔兰哲学家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Paschal F．O'Gorman)合著的《经济学方法论新论》(1995年)试图超越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相当活跃的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经济学方法论和修辞学(rhetoric)的经济学方法论，提出并论证了构成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的中间地带并且作为这两种经济学方法论替代物的因果关系整体论(causal holism)。因果关系整体论认为，在经济上可知的因果关系，从原则上说，都是经验性的，或者都是可观察的。因果关系论被认为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学方法论，这种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是对经济理论进行经验性评价。
以上勾画的简单轮廓表明，没有固定不变的西方科学哲学，因而也没有固定不变的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作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科学哲学在不断演进，由科学哲学决定的经济学方法论自然也就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之中。每种西方科学哲学都只有一段短暂的独领风骚的时期，同样，每种经济学方法论也只有一段短暂的独领风骚的时期。这些经济学方法论的相互论争和相互批判，这些特定历史片段上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衔接和连续，构成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是应用于西方经济学的西方科学哲学。一般地说，方法论是用一定的科学哲学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是用一定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基本推理原则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家在明确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时，也明确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这就是为评价不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提供标准，以便在区分科学和非科学、正确和错误、精华与糟粕时有原则可循。
研究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难度较大。这要求研究者既懂哲学，又懂经济学；既懂哲学史，又懂经济学史；既懂科学哲学，又懂经济学方法论。我在西北大学讲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有幸结识了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青年学者杨建飞先生。他有志于研究西方科学哲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系统探索西方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变的影响。他的学术专著《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我很乐意应邀为之作序，就正于方家。
吴易风
2003年11月30日于北京
<FONT size=3><STRONG>序二 西方经济学思想智慧探源的一种努力
</STRONG></FONT>
西方经济学的成长、发展和创新具有明显的思想背景和哲学基础。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鲜明的智慧特征。从古典、新古典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及别具一格的新兴古典学派等都概莫能外。重要的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哲学的启发、孵化和引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从历史学、哲学方法论、心理学、思想理念、认知科学等侧面，揭示两个学科之间复杂、微妙、多层的互动互助关系，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科学哲学是西方哲学以至于整个学术界一个影响深远而重要的学派，也是今天国际公认的学科领域，西方每个著名大学都设有相应的学科和系，世界最权威的自然科学刊物《科学》、《自然》杂志上也不时刊登相关论文。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科学哲学在19世纪的起源(如康德的工作及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的创立、发展，从逻辑实证主义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的科学哲学都与同时代(期)的自然科学的主导学科密切相关，如力学、物理学、数学等。
更为有趣的是，如同科学哲学一样，西方经济学的演化发展同样经历了随着力学、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改变自己形态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早期科学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和批判理性主义与古典、新古典及现代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都以近现代力学、自然科学和数学作为其方法和共同的思想基础来源。某种意义上表达了一种孪生关系。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科学哲学发生了从关心理想模型的逻辑主义发展到关心真实与现实的历史意义，而差不多同时，西方经济学也打破了新古典和新古典综合派的唯逻辑和数量的“理想化战略”，走向制度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新兴古典派等关心历史和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因此，研究哲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研究西方经济学方法的认知基础和思想背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和切入点是研究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影响的历史、机理和案例。这种研究对于强化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和方法论研究，拓展经济学的思想空间、促进学科交叉、增进创新能力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个具有难度的问题，我国学者从80年代开始就作了一些研究，但从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经济学思想史出发，作出系统论述的著作尚不多见，杨建飞博士在此作了一种努力，应该说是有价值的。
《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一书，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成长出发，归纳并初步论证了希腊哲学与希腊经济学、《圣经》与中世纪经济学、近代唯理论及经验论与古典经济学、逻辑实驻主义与新古典学派、证伪主义与货币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与凯恩斯派、科学哲学历史学派与当代制度学派、后现代科学哲学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专题研究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方法论模式及科学哲学影响西方经济学的条件和机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理论性。从某种意义上，作为国内此方面较早的系统化的研究，本书的框架性的系统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可能会为此方面的研究起到一定的系统总结和引导作用。
当然，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研究方向及本课题的难度和广度，本书有着许多应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如关于证伪主义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广泛影响，只论述了它与货币主义的关系，对于新古典综合派等的影响未作研究。有些问题研究也未很深入，如关于经济学范式革命的方法论模式与经济学案例分析有结合，但深度还不够等。这些需要作者和其他感兴趣的学者进一步研究。
现代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现代经济学的素质教育战略的实施、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有效的实际应用和经世济民和人文关怀都离不开智慧的探源，离不开参与者的哲学思考和自我批判，希望有志于现代(中国)经济科学事业的人共同关心和推进经济学的思想智慧探索。
何炼成
2003年3月18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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