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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龚建平是一位深沉的学者，好学深思，潜沉读书，语言不多，学问求进。他默默耕耘于玄圃二十余年，于中西哲学极深研几，多有创获。记得他曾在台湾的《哲学与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言说的学术论文，被曾在欧洲莱顿大学工作的专家选中，译为英文，收入到2001年春在纽约出版之学术刊物《当代中国思想》总第32期(“语言与哲学”专集)上，以广流传。由是可知他的学术论文的分量。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不久，建平即在家乡四川南充师院(今西华师范大学)读大学，后到陕西师大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生班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为研究哲学问题，建平于1995至1998年来到武昌珞珈山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前被著名学者、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业师萧？父先生看中，留校任教。三年后，因其夫人的调动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回到西安，执教于西安交大。这是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事情。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力求找到自己的入路。
他的博士论文《〈礼记〉哲学思想研究》于1998年经海内多名专家评审、答辩，以优秀成绩获得通过。同年获得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6年来，建平不急于出版其博士论文，一直关注海内外学术界关于《礼记》的研究成果，关注新出土的简帛研究的新成果，潜心读书、修改、补充，有相当部分甚至重写。现在与大家见面的《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是作者九年来苦读精思的结晶。
“礼”综合了宗教、哲学、政治、伦理、艺术、美学的价值，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三礼”号称难读，有关“三礼”的研究，几成绝学。幸好在今天，经学研究刚刚有了复苏之机，学术界有人开始董理“礼”学。对我们哲学史工作者来说，《礼记》是非同一般的文献。然而全面认真地把握它以及相关文献的学者并不多见。
“五四”以来流行的有关“礼”的误解，是需要澄清的。例如关于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家认同的解释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据孙希旦的注释，“礼不下庶人”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古时制礼，自士以上，如冠礼、婚礼、相见礼等都是士礼，庶人则参照士礼而行。庶人的冠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降低，故“礼不下庶人”其实是从实际出发，使庶人在仪物诸方面量力而行。“礼不下庶人”绝不是可以不尊重庶人。我们知道，孔子批评有的为政者对百姓“动之不以礼”，强调爱惜民力，“使民也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记•曲礼》则主张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曲礼》尤其重视对于负贩者、贫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
又如所谓“吃人的礼教”说，自戴东原以降，尤其是“五四”以来几成定论。徐复观先生对此予以批评，指出：“即使在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地’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礼即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这与由法家只有尊尊而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绝不相同，在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仪，而思另有所制作，其根本原因在此。”礼教，特别是宋代以后的礼教，包括吕子乡约、朱子家礼在内，恰恰适应了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有利于民众的文明化，对中日韩诸国走上现代化都作了铺垫，其中有其现代性因素。
……
近些年来，我为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叫“《礼记》会读”，以孙希旦的《集解》、朱彬的《训纂》为主要教材，与博士生们一块儿读，连同注笺，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下来，再参读百年来专家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讨论，消化。我把这个课排在周六，方便已毕业的在本市工作的博士们回来一起读书。会读的方式，在我国古已有之，今天在日本学界仍然盛行。我与我的学生们想把《礼记》会读坚持下去。在会读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是为序。
郭齐勇
2004年国庆节于武昌珞珈山
序 二
龚建平撰《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新成，请我作序。喜读本书，知其属稿之始，乃其1998年于武汉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此为修改稿。早在1985年，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硕士班上，我们就开始了师生情缘；1989年，我受聘浙江大学教授，后来，他又去武大继续深造，十五年间，虽未谋面，但他身上涵养的率真天性，尤其是对礼学知难而进的钻研精神，难以忘怀。很想写点有学术深味的心得为序，但礼学问题非三言两语可述，近来坐功又欠佳，只好取便当年所撰“评阅书”之思路，仅就本书主题意义，略叙一二，以乐观其成。
古谚有曰：“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反思上世纪80年代，我曾躬身其中的“中国文化大讨论热潮”所带来的后果，固然，一方面，基本改变了中国学人长期固守的“传统”与“现代”二分对立之思维定势，开始以“文化”或“文明”为思考范式，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视为通向现代化未来世界的一条必由之路，此乃积极成果无疑也。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世纪之交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假大空”的浮躁风气，甚而还冒出了不少所谓专搞“宏观学问”，以发表所谓“前瞻、回顾”或“总结、清理”之类高论而起家的学术“暴发户”。正如时贤所议论：这些人自以为最得计的是，猎取和生造一些似是而非、似新而旧的词句，“常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纵横开阖，谈古论今，却很少深入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微观个案。这一潮流汹涌而至，使许多人被裹卷而下，迷失了方向。”(参见《文教资料》1992年第5期)无疑这是“文化热潮”之后喧嚣一时的污泥浊水，并不代表学术主流。
近年学术界之主流是，沿着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的思路，展开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多方面深入而具体之研讨，使它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之主题。本书作者顺乎学界主流，积六七年之功，坚持由个案到一般的治学道路，不为急功近利的“假大空”学风所动，着眼于未来中国哲学现代重构的大方向，从“文化讨论”的积极成果出发，选择了最具有典型意义、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最根本传统的礼，作为创造活动的问题意识，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本穷源，苦思力索，终成本书。其开宗明义曰：
<FONT face=仿宋_GB2312>在传统哲学占主流话语地位的儒学中，最具中国特色而又最不能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恐怕要数“礼”的思想。但是，“礼”又可说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及制度体系，离开了它，我们又如何来解读传统呢?
</FONT>因而，欲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自然无法回避礼的问题。但礼确如前贤所叹，是一项“累世不能通，当年不能究”的研究难题。
在中国历史上，自“周人尚礼，敬鬼神而远之”，到孙中山“以礼治国”，建“礼俗司”，长达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里，礼乃“天地之序”、“国之干也”(《左传》语)，始终支配、控制、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其文明的发展。这就必然造成“礼”这一概念内涵极其庞杂，外延极其广泛，上自学理层面，下至实践层面，既包括名曰“礼制”、“礼仪”、“礼器”，实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兵刑等全部典章制度，又涵摄社会秩序、习俗、风尚和思想准则、行为规范等一切所谓“礼学”、“礼教”和“礼俗”。而且，两者互相关联，犬牙交错，共同构成了代代相承、牢不可破的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和内在精神。
更为复杂的是礼乐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除了社会习俗、礼器文物之外，主要是以儒家“十三经”为主体的文献典籍，尤其是其中的三《礼》经籍。如果说，与“礼制”相对应的是《周礼》(亦称《周官》)，与“礼仪”相对应的是《仪礼》(亦称《礼经》)，那么，与“礼制”、“礼仪”和“礼学”、“礼教”诸方面都有关联的，乃属《礼记》。涉及三《礼》的还有经古今文学、文本真伪、经师家法、传承谱系等极为复杂的经学问题；加之，“古书残缺”，“古制茫昧”，“古文简奥”，“异说纷纭”(黄侃语)，更增添了解读之难度。尤其自清末民初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崩溃，儒学花果飘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已成定局。时人为救国于燃眉，针对“读经误国”、“礼教吃人”的民族灾难，对“礼学”、“礼教”大鞑笔伐；“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及至中国社会转型之今世，礼乐传统、三《礼》经学，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仍被等同于封建糟粕，仅是为统治者保江山的，致使在世界倡言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的诸位知名学者，亦不得不在推行“儒家伦理”的同时，特别声言要先排除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杜维明)；或在肯定儒家“仁”学现代意义的同时，提出必须“借助对于‘仁’重新取向，分离传统的‘礼’”(林毓生)。可见，礼是否曾因作为阻碍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封建传统，而就完全丧失了现代转化的文化生机，仍然是当代礼学研究无法绕过的思维屏障，对礼学的平心静气的研究，也就难上加难矣!
本书作者知难而进，选择既涵礼学又摄礼制的《礼记》为研究对象。既不取经学进路，不囿于烦言碎辞，不拘泥于各种新说、旧说，又不简单全盘否定儒家经学，更不取时下流行的上述“二分法”；而是站在学术前沿，适时调整思路，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在疏理简择前人研究成果及其得失的基础上，结合《郭店楚简》有关记载，考订史料，推断年代，评析异说，辨证源流，以现代哲学、心理学的理论视野，首先重新为《礼记》定位：确定世传《礼记》实际46篇，大体出自孔子七十子弟子至汉武帝之前的儒家群体之手，由戴圣编纂成书，郑注孔疏之后，由“记”上升为“经”，其总体思想，呈现了秦汉间儒学融合思、孟、荀，消化诸子百家之趋势；其对“礼”的阐释，集中表现了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人格化与制度化，它看似外在的，而其实是儒家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自觉活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文明体系”。仁礼难分而实为一体。这一定位的确立，表明本书主旨在于揭示礼的本质，论证“礼义”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回答礼乐文化传统究竟有无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根据。
本书取哲学进路，试图对《礼记》作哲学上的整体研究。所以，它“对《礼记》的分类与传统礼家不同，也与朱子所代表的理学家有异”。而且，“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派系或古今文的分野来处理《礼记》的材料”，更打破了传统所谓的“礼乐派”和“诗书派”之间的严格界线；以哲学的眼光重新检视《礼记》各篇内容，特别重点分析了属之哲学天道观、宇宙论、人生观、心性论、政治理想、礼乐教化等有关篇目所涵之意蕴，不时表露出诸多新的见解，得出了礼的本质存在于“礼的普遍意义之中”的结论。认为礼的本质不是其个别特征，而是人“自别于禽兽”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既具有“报本反始”、“不忘其初”的根源性，而又有人类道德超越性和文化创生性的文化体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礼是一个人性化的过程，归根结底，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之体现；无论礼仪形式如何因时而变，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礼就必然与其同步存在和发展。总之，礼的本质决定了礼乐文化传统向现代转化有其内在的动力和生机。此即本书主题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本书有些观点虽可进一步商榷，但总体上看，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多有创获，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请读者明鉴。是为序。
陈俊民
2004年大暑序于青岛崂山海岸
龚建平是一位深沉的学者，好学深思，潜沉读书，语言不多，学问求进。他默默耕耘于玄圃二十余年，于中西哲学极深研几，多有创获。记得他曾在台湾的《哲学与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言说的学术论文，被曾在欧洲莱顿大学工作的专家选中，译为英文，收入到2001年春在纽约出版之学术刊物《当代中国思想》总第32期(“语言与哲学”专集)上，以广流传。由是可知他的学术论文的分量。
“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不久，建平即在家乡四川南充师院(今西华师范大学)读大学，后到陕西师大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生班学习，获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为研究哲学问题，建平于1995至1998年来到武昌珞珈山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前被著名学者、中国哲学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业师萧？父先生看中，留校任教。三年后，因其夫人的调动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回到西安，执教于西安交大。这是我至今仍感到遗憾的事情。他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力求找到自己的入路。
他的博士论文《〈礼记〉哲学思想研究》于1998年经海内多名专家评审、答辩，以优秀成绩获得通过。同年获得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6年来，建平不急于出版其博士论文，一直关注海内外学术界关于《礼记》的研究成果，关注新出土的简帛研究的新成果，潜心读书、修改、补充，有相当部分甚至重写。现在与大家见面的《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是作者九年来苦读精思的结晶。
“礼”综合了宗教、哲学、政治、伦理、艺术、美学的价值，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三礼”号称难读，有关“三礼”的研究，几成绝学。幸好在今天，经学研究刚刚有了复苏之机，学术界有人开始董理“礼”学。对我们哲学史工作者来说，《礼记》是非同一般的文献。然而全面认真地把握它以及相关文献的学者并不多见。
“五四”以来流行的有关“礼”的误解，是需要澄清的。例如关于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家认同的解释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据孙希旦的注释，“礼不下庶人”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古时制礼，自士以上，如冠礼、婚礼、相见礼等都是士礼，庶人则参照士礼而行。庶人的冠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降低，故“礼不下庶人”其实是从实际出发，使庶人在仪物诸方面量力而行。“礼不下庶人”绝不是可以不尊重庶人。我们知道，孔子批评有的为政者对百姓“动之不以礼”，强调爱惜民力，“使民也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礼记•曲礼》则主张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曲礼》尤其重视对于负贩者、贫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
又如所谓“吃人的礼教”说，自戴东原以降，尤其是“五四”以来几成定论。徐复观先生对此予以批评，指出：“即使在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地’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礼即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这与由法家只有尊尊而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绝不相同，在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仪，而思另有所制作，其根本原因在此。”礼教，特别是宋代以后的礼教，包括吕子乡约、朱子家礼在内，恰恰适应了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有利于民众的文明化，对中日韩诸国走上现代化都作了铺垫，其中有其现代性因素。
……
近些年来，我为武汉大学的博士生开了一门课，叫“《礼记》会读”，以孙希旦的《集解》、朱彬的《训纂》为主要教材，与博士生们一块儿读，连同注笺，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读下来，再参读百年来专家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讨论，消化。我把这个课排在周六，方便已毕业的在本市工作的博士们回来一起读书。会读的方式，在我国古已有之，今天在日本学界仍然盛行。我与我的学生们想把《礼记》会读坚持下去。在会读的过程中，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是为序。
郭齐勇
2004年国庆节于武昌珞珈山
序 二
龚建平撰《意义的生成与实现——<礼记>哲学思想》新成，请我作序。喜读本书，知其属稿之始，乃其1998年于武汉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此为修改稿。早在1985年，在母校陕西师范大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硕士班上，我们就开始了师生情缘；1989年，我受聘浙江大学教授，后来，他又去武大继续深造，十五年间，虽未谋面，但他身上涵养的率真天性，尤其是对礼学知难而进的钻研精神，难以忘怀。很想写点有学术深味的心得为序，但礼学问题非三言两语可述，近来坐功又欠佳，只好取便当年所撰“评阅书”之思路，仅就本书主题意义，略叙一二，以乐观其成。
古谚有曰：“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反思上世纪80年代，我曾躬身其中的“中国文化大讨论热潮”所带来的后果，固然，一方面，基本改变了中国学人长期固守的“传统”与“现代”二分对立之思维定势，开始以“文化”或“文明”为思考范式，把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视为通向现代化未来世界的一条必由之路，此乃积极成果无疑也。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世纪之交中国学界出现了一股“假大空”的浮躁风气，甚而还冒出了不少所谓专搞“宏观学问”，以发表所谓“前瞻、回顾”或“总结、清理”之类高论而起家的学术“暴发户”。正如时贤所议论：这些人自以为最得计的是，猎取和生造一些似是而非、似新而旧的词句，“常常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纵横开阖，谈古论今，却很少深入地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微观个案。这一潮流汹涌而至，使许多人被裹卷而下，迷失了方向。”(参见《文教资料》1992年第5期)无疑这是“文化热潮”之后喧嚣一时的污泥浊水，并不代表学术主流。
近年学术界之主流是，沿着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的思路，展开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多方面深入而具体之研讨，使它真正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之主题。本书作者顺乎学界主流，积六七年之功，坚持由个案到一般的治学道路，不为急功近利的“假大空”学风所动，着眼于未来中国哲学现代重构的大方向，从“文化讨论”的积极成果出发，选择了最具有典型意义、最能代表中国文化最根本传统的礼，作为创造活动的问题意识，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本穷源，苦思力索，终成本书。其开宗明义曰：
<FONT face=仿宋_GB2312>在传统哲学占主流话语地位的儒学中，最具中国特色而又最不能适应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恐怕要数“礼”的思想。但是，“礼”又可说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及制度体系，离开了它，我们又如何来解读传统呢?
</FONT>因而，欲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自然无法回避礼的问题。但礼确如前贤所叹，是一项“累世不能通，当年不能究”的研究难题。
在中国历史上，自“周人尚礼，敬鬼神而远之”，到孙中山“以礼治国”，建“礼俗司”，长达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里，礼乃“天地之序”、“国之干也”(《左传》语)，始终支配、控制、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其文明的发展。这就必然造成“礼”这一概念内涵极其庞杂，外延极其广泛，上自学理层面，下至实践层面，既包括名曰“礼制”、“礼仪”、“礼器”，实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兵刑等全部典章制度，又涵摄社会秩序、习俗、风尚和思想准则、行为规范等一切所谓“礼学”、“礼教”和“礼俗”。而且，两者互相关联，犬牙交错，共同构成了代代相承、牢不可破的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性格和内在精神。
更为复杂的是礼乐文化传统的传承载体，除了社会习俗、礼器文物之外，主要是以儒家“十三经”为主体的文献典籍，尤其是其中的三《礼》经籍。如果说，与“礼制”相对应的是《周礼》(亦称《周官》)，与“礼仪”相对应的是《仪礼》(亦称《礼经》)，那么，与“礼制”、“礼仪”和“礼学”、“礼教”诸方面都有关联的，乃属《礼记》。涉及三《礼》的还有经古今文学、文本真伪、经师家法、传承谱系等极为复杂的经学问题；加之，“古书残缺”，“古制茫昧”，“古文简奥”，“异说纷纭”(黄侃语)，更增添了解读之难度。尤其自清末民初始，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崩溃，儒学花果飘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已成定局。时人为救国于燃眉，针对“读经误国”、“礼教吃人”的民族灾难，对“礼学”、“礼教”大鞑笔伐；“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将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礼教；及至中国社会转型之今世，礼乐传统、三《礼》经学，在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仍被等同于封建糟粕，仅是为统治者保江山的，致使在世界倡言实现传统“创造性转化”的诸位知名学者，亦不得不在推行“儒家伦理”的同时，特别声言要先排除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杜维明)；或在肯定儒家“仁”学现代意义的同时，提出必须“借助对于‘仁’重新取向，分离传统的‘礼’”(林毓生)。可见，礼是否曾因作为阻碍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封建传统，而就完全丧失了现代转化的文化生机，仍然是当代礼学研究无法绕过的思维屏障，对礼学的平心静气的研究，也就难上加难矣!
本书作者知难而进，选择既涵礼学又摄礼制的《礼记》为研究对象。既不取经学进路，不囿于烦言碎辞，不拘泥于各种新说、旧说，又不简单全盘否定儒家经学，更不取时下流行的上述“二分法”；而是站在学术前沿，适时调整思路，从新的问题意识出发，在疏理简择前人研究成果及其得失的基础上，结合《郭店楚简》有关记载，考订史料，推断年代，评析异说，辨证源流，以现代哲学、心理学的理论视野，首先重新为《礼记》定位：确定世传《礼记》实际46篇，大体出自孔子七十子弟子至汉武帝之前的儒家群体之手，由戴圣编纂成书，郑注孔疏之后，由“记”上升为“经”，其总体思想，呈现了秦汉间儒学融合思、孟、荀，消化诸子百家之趋势；其对“礼”的阐释，集中表现了儒家文化价值理想的人格化与制度化，它看似外在的，而其实是儒家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自觉活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文明体系”。仁礼难分而实为一体。这一定位的确立，表明本书主旨在于揭示礼的本质，论证“礼义”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以回答礼乐文化传统究竟有无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根据。
本书取哲学进路，试图对《礼记》作哲学上的整体研究。所以，它“对《礼记》的分类与传统礼家不同，也与朱子所代表的理学家有异”。而且，“不拘泥于传统的儒家派系或古今文的分野来处理《礼记》的材料”，更打破了传统所谓的“礼乐派”和“诗书派”之间的严格界线；以哲学的眼光重新检视《礼记》各篇内容，特别重点分析了属之哲学天道观、宇宙论、人生观、心性论、政治理想、礼乐教化等有关篇目所涵之意蕴，不时表露出诸多新的见解，得出了礼的本质存在于“礼的普遍意义之中”的结论。认为礼的本质不是其个别特征，而是人“自别于禽兽”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既具有“报本反始”、“不忘其初”的根源性，而又有人类道德超越性和文化创生性的文化体系。“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礼是一个人性化的过程，归根结底，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之体现；无论礼仪形式如何因时而变，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发展，礼就必然与其同步存在和发展。总之，礼的本质决定了礼乐文化传统向现代转化有其内在的动力和生机。此即本书主题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本书有些观点虽可进一步商榷，但总体上看，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多有创获，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请读者明鉴。是为序。
陈俊民
2004年大暑序于青岛崂山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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