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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STRONG> 戴高乐是20世纪的历史伟人</STRONG></FONT>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之一
戴高乐将军与世长辞已经快35年了，但时至今日，他那无与伦比的个性和人生却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究其原因，也许是戴高乐代表着一些时至今日遭到忽视的价值，而当代法国人往往对这些价值遭到忽视引以为憾。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的著作《戴高乐传》以一种叹为观止的简明扼要的笔触，叙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生——从他在里尔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在科隆贝双教堂镇故居的逝世。德拉戈尔斯避开那些由历来靠不住的心理分析造成的障碍，陈述了一些经过验证的和可以加以验证的史实，而这些史实会使我们理解那些使夏尔•戴高乐成为20世纪历史伟人之一的重要决定的由来和意义。
1940年7月22日，我在伦敦同戴高乐将军第一次相见。由于当时不能接受贝当(元帅)政府签订法德停战协议这种可耻的投降行径，我决定到伦敦去投奔戴高乐，而此时，由于热爱法兰西和具有对祖国的责任感，戴高乐开始进行了抵抗斗争，这样就使他遭到了贝当政府的降职处分和缺席判处死刑。然而，在我看来，戴高乐是惟一能使法兰西免遭奇耻大辱的依靠。事实上，凡是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不能屈从于任何妥协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身上。1940年，在一切都似乎使德国纳粹当局和那些向德国纳粹效忠的法奸——据戴高乐的用语，这些人“擅离战斗岗位”——感到称心如意之时，必须具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反对贝当政府的政策，经得起屈辱和诬陷，并在缺乏真正的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开展斗争。戴高乐并不缺少这种品格，他特别具有一种强烈的和坚定的荣誉感，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感，而且是祖国的荣誉感。
戴高乐坚韧不拔地追求他自己确定的目标，从而使他逐步地获得了大多数法国人的赞成。想当年，虽然不是所有这些法国人都参加了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对纳粹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至少他们都与戴高乐心心相印。戴高乐本来只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但他却善于成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因为他很早就懂得，仅仅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法兰西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法兰西应在自由国家之林中享有全部权利的地位。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戴高乐开始表示反对美国的计划——但这绝不是对美国计划怀有敌意。他坚定不移地恢复了法兰西民族政府的权威，从而避免在本土上建立一个要使法兰西接受战胜国占领和管理的“敌占区盟国军政府”。
解放法兰西，确保法兰西的政治和军事独立，使法兰西拥有民主政体和现代经济，这就是戴高乐将军业已在国内实现的伟业。
戴高乐在总统选举中引进普选制，以及实施公民投票，无疑是他在民主方面获得成功的最突出的范例。人们可以把这种范例看成是戴高乐个人专权的偏向，有些人——他们并不总是心地善良的——经常批评这种专权偏向，但他们却忽视了戴高乐身上一个令人尊敬的、至今还赢得人们赞赏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原则同行动保持一致。戴高乐尊重民主，每当大多数法国人做出一项与其信念相反的决定时，他就退出了政坛。德拉戈尔斯详细地描述了戴高乐在所有这些紧要关头，都让个人的政治雄心服从个人的荣誉感和正直感。这也是他看人的标准。
无疑，假如戴高乐的行动只限于法国和法语国家的范畴，那他就不会在众多国家的人民中间产生深刻的影响。诚然，戴高乐是法国核威慑力量、协和式飞机和欧洲航天事业的创始人。但是，他特别是对法兰西帝国实行非殖民化的实践者。对此，只有了解戴高乐忠于各国人民都拥有不可让与的自决权这一信念，才能理解他的非殖民化政策。
1944年1月30日，戴高乐将军发表了布拉柴维尔讲话，开辟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他在这篇讲话中声明说：“如果非洲人不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利用进步，如果他们不能逐渐地提高到能在本国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水平，那就毫无真正的进步可言。法兰西的义务则是，致力于(非洲)实现真正的进步。”1958年，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进行就新宪法公投的宣传运动时，非洲已经实现了戴高乐的这种意志。那些对新宪法投“赞成”票的海外领地，被承认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同体内部享有自决权；那些投“反对”票的海外领地，则马上赢得了独立。1959年，当我担任西非总督时，戴高乐来塞内加尔参加了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同体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使那些没有提出独立要求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并私下对我说：“殖民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前途，即使在苏联也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和越南获得独立的进程，比非洲的独立进程更加悲惨，但戴高乐的指导路线却依然不变：要让那些不愿再接受法国托管的国家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我深感，是尊重诺言和忠于自己发表的观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好地培养了戴高乐这位超群拔俗的国务活动家。由于这个缘故，整个法兰西的重要地位都得到了提高。然而，有时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使人们理解和接受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1940年6月18日，他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时是这样；1966年，法国撤出北约军事组织也是这样；1964年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在不利于西方盟友、特别是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也还是这样，而美国只是在15年后才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纵观戴高乐的一生，他毫不退让地实行了历史传承下来的原则，同时也经常走到了时代的前面。戴高乐高瞻远瞩，才经常超越时代的偶然性，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作为其中的一个证据，我只想援引德拉戈尔斯在《戴高乐传》第34章最后引证过的、他在1964年1月31日记者招待会上就法中两国新关系发表的讲话中的这段精彩语录：“在世界发生的巨变中，尤其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即为智慧、进步与和平的事业服务；其次，各国人民的交往会继续减少那种现在开始发生的和导致世界发生分裂的、各阵营之间的悲剧性对比和严重对立；最后，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早一点举行会晤，参加175年前法兰西向世界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约会。”戴高乐说得好，他捍卫的价值不仅是法兰西一国的价值，而且是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必将开卷有益，有助于丰富中国读者的思考。
法兰西共和国前政府总理
法兰西研究院院长
皮埃尔•梅斯梅尔
2005年5月写于巴黎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之一
戴高乐将军与世长辞已经快35年了，但时至今日，他那无与伦比的个性和人生却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究其原因，也许是戴高乐代表着一些时至今日遭到忽视的价值，而当代法国人往往对这些价值遭到忽视引以为憾。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的著作《戴高乐传》以一种叹为观止的简明扼要的笔触，叙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生——从他在里尔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在科隆贝双教堂镇故居的逝世。德拉戈尔斯避开那些由历来靠不住的心理分析造成的障碍，陈述了一些经过验证的和可以加以验证的史实，而这些史实会使我们理解那些使夏尔•戴高乐成为20世纪历史伟人之一的重要决定的由来和意义。
1940年7月22日，我在伦敦同戴高乐将军第一次相见。由于当时不能接受贝当(元帅)政府签订法德停战协议这种可耻的投降行径，我决定到伦敦去投奔戴高乐，而此时，由于热爱法兰西和具有对祖国的责任感，戴高乐开始进行了抵抗斗争，这样就使他遭到了贝当政府的降职处分和缺席判处死刑。然而，在我看来，戴高乐是惟一能使法兰西免遭奇耻大辱的依靠。事实上，凡是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不能屈从于任何妥协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身上。1940年，在一切都似乎使德国纳粹当局和那些向德国纳粹效忠的法奸——据戴高乐的用语，这些人“擅离战斗岗位”——感到称心如意之时，必须具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反对贝当政府的政策，经得起屈辱和诬陷，并在缺乏真正的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开展斗争。戴高乐并不缺少这种品格，他特别具有一种强烈的和坚定的荣誉感，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感，而且是祖国的荣誉感。
戴高乐坚韧不拔地追求他自己确定的目标，从而使他逐步地获得了大多数法国人的赞成。想当年，虽然不是所有这些法国人都参加了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对纳粹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至少他们都与戴高乐心心相印。戴高乐本来只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但他却善于成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因为他很早就懂得，仅仅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法兰西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法兰西应在自由国家之林中享有全部权利的地位。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戴高乐开始表示反对美国的计划——但这绝不是对美国计划怀有敌意。他坚定不移地恢复了法兰西民族政府的权威，从而避免在本土上建立一个要使法兰西接受战胜国占领和管理的“敌占区盟国军政府”。
解放法兰西，确保法兰西的政治和军事独立，使法兰西拥有民主政体和现代经济，这就是戴高乐将军业已在国内实现的伟业。
戴高乐在总统选举中引进普选制，以及实施公民投票，无疑是他在民主方面获得成功的最突出的范例。人们可以把这种范例看成是戴高乐个人专权的偏向，有些人——他们并不总是心地善良的——经常批评这种专权偏向，但他们却忽视了戴高乐身上一个令人尊敬的、至今还赢得人们赞赏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原则同行动保持一致。戴高乐尊重民主，每当大多数法国人做出一项与其信念相反的决定时，他就退出了政坛。德拉戈尔斯详细地描述了戴高乐在所有这些紧要关头，都让个人的政治雄心服从个人的荣誉感和正直感。这也是他看人的标准。
无疑，假如戴高乐的行动只限于法国和法语国家的范畴，那他就不会在众多国家的人民中间产生深刻的影响。诚然，戴高乐是法国核威慑力量、协和式飞机和欧洲航天事业的创始人。但是，他特别是对法兰西帝国实行非殖民化的实践者。对此，只有了解戴高乐忠于各国人民都拥有不可让与的自决权这一信念，才能理解他的非殖民化政策。
1944年1月30日，戴高乐将军发表了布拉柴维尔讲话，开辟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他在这篇讲话中声明说：“如果非洲人不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利用进步，如果他们不能逐渐地提高到能在本国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水平，那就毫无真正的进步可言。法兰西的义务则是，致力于(非洲)实现真正的进步。”1958年，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进行就新宪法公投的宣传运动时，非洲已经实现了戴高乐的这种意志。那些对新宪法投“赞成”票的海外领地，被承认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同体内部享有自决权；那些投“反对”票的海外领地，则马上赢得了独立。1959年，当我担任西非总督时，戴高乐来塞内加尔参加了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同体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使那些没有提出独立要求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并私下对我说：“殖民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前途，即使在苏联也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和越南获得独立的进程，比非洲的独立进程更加悲惨，但戴高乐的指导路线却依然不变：要让那些不愿再接受法国托管的国家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我深感，是尊重诺言和忠于自己发表的观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好地培养了戴高乐这位超群拔俗的国务活动家。由于这个缘故，整个法兰西的重要地位都得到了提高。然而，有时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使人们理解和接受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1940年6月18日，他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时是这样；1966年，法国撤出北约军事组织也是这样；1964年1月27日，法兰西共和国在不利于西方盟友、特别是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也还是这样，而美国只是在15年后才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纵观戴高乐的一生，他毫不退让地实行了历史传承下来的原则，同时也经常走到了时代的前面。戴高乐高瞻远瞩，才经常超越时代的偶然性，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作为其中的一个证据，我只想援引德拉戈尔斯在《戴高乐传》第34章最后引证过的、他在1964年1月31日记者招待会上就法中两国新关系发表的讲话中的这段精彩语录：“在世界发生的巨变中，尤其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即为智慧、进步与和平的事业服务；其次，各国人民的交往会继续减少那种现在开始发生的和导致世界发生分裂的、各阵营之间的悲剧性对比和严重对立；最后，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早一点举行会晤，参加175年前法兰西向世界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约会。”戴高乐说得好，他捍卫的价值不仅是法兰西一国的价值，而且是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必将开卷有益，有助于丰富中国读者的思考。
法兰西共和国前政府总理
法兰西研究院院长
皮埃尔•梅斯梅尔
2005年5月写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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