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惟其古老,近代以来各种思想学说层出不穷,把史学的大花园装点得流光溢彩。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理论或者方法,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和脉络,提出自己的解释和观点,总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也正是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最容易判断一部史学论著是否具有原创价值。
中古世家大族是一个学术积累丰厚、研究成果丰硕的研究课题,最近十几年来似乎尤其为文史学者所关注,研究士族个案和士族群体的论著层出不穷,粗精不一,但就城南杜氏除对杜甫、杜佑、杜牧等杰出人物有所论述外,还没有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专著。杜氏家族虽然郡望不及崔、卢、李、郑,在汉唐时代也是人物辈出,声名显赫。王力平博士的著作《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煌煌二十多万言,为我们追踪中古士族及社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个案,是一部将该课题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的具有原创价值的学术著作。
京兆杜氏本得姓于上古的杜国,其初姓祁。自周宣王枉杀杜伯之后,族人离散于四方。到春秋时期的杜绰,杜氏家族的世系在唐宋诸家姓氏谱牒书中方有清晰的记载。及至汉代,杜周、杜延年父子本以文吏起家,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世风之下,延年之子杜钦已经开始从刑名之学转而潜心经学,后来成为知名的经学家。魏晋时期,杜畿之子杜恕撰写《体论》,把德行、修身、经术、才能与人仕联系在一起,就体现了士族形成过程中的价值诉求。经杜畿、杜恕而杜预,京兆杜氏的《春秋左氏》之学已深得士林推重,杜氏官宦世家的地位也日渐巩固。其实,自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世家转化为仕宦世家便是汉魏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些世代公卿、世代传经而又世出名士的家族,逐渐发展出一套把儒家经典融会于婚丧礼仪和家庭伦理生活的独特文化传统,并且被标榜为家法或者门风。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也就是说,世代高门只是士族形成的外在政治标志,礼法及家学的传承乃是士族的内在文化特征。与城南杜氏家族的杜畿、杜恕、杜预一样,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駰、崔寔,范阳卢氏家族有卢植,河东裴氏家族有裴松之、裴駰,他们都是著名的学者或经学大师。钱穆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对门第中人,一则希望其有孝友的内行,一则希望其有经籍文史之学业。前者表现为家风,后者表现为家学。尤其精到的是,钱先生明确地指出:“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可以这样说,经学的研读和传家与儒家礼法门风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唐初“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被确定为官方法定章句文本和解释体系后,经学的创新动力大为减弱,于是,诗文创作成为士人追求的新风尚,杜氏家族也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改变了经学传统,初唐的杜易简、杜审言已是颇有诗名。到盛唐时期出了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杜甫甚至说:“诗是吾家事”,要求儿子“精熟《文选》理”。中唐以后杜氏家族又出现了杜佑、杜牧这样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
经学研究的衰退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表象的背后是体现礼法文化内涵的谱牒之学和书仪之学日益发展壮大的潮流。世族和士族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但其间也略有侧重点的不同:世族讲究谱牒,士族崇尚礼法。前者偏重于婚宦家世传承,后者偏重于礼法文化传承。经学被世家大族内化为礼法门风之后,士族之家各标榜其礼仪门风。当社会上有整齐士族家法门风的要求时,书仪便成为统一的范本。《新唐书•卢弘宣传》:“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这里清楚地指出,卢弘宣看到士庶之家在祭祀礼仪上各行其是,感到担心,于是对当时流行的诸种“家法”文本加以修订编集。我们没有发现卢弘宣编纂的重新统一吉凶礼仪的范本,只有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仪注类著录了郑余庆、裴茝、裴度、杜友晋等人的书仪。这些著录与未著录的书仪,在敦煌文书中有所发现,包括张敖、郑余庆、杜友晋等书仪文本十余种。杜友晋就出身于杜氏家族,说明杜氏家族的礼仪被士庶之家奉为仪范。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作为中华传统礼法文化的弘扬者和实践者,其历史地位值得肯定。
王力平博士是一位治学谨严、为人谦逊的学者。她先后师从瞿林东先生和胡如雷先生攻读历史学学士和隋唐史硕士学位,受到了良好的史学训练。本书是其在南开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完成的论文。博士毕业后五六年间又勤加修订,迄今已历寒暑十载,使本书在资料发掘上确实做到了穷尽其所有。坊间一些研究中古家族的论著,缀饰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事迹,连贯成书,对于士族历史本身的研究未能深入。力平博士的这本著作的主要贡献:一是对杜氏得姓之后世系以及各个房支谱系,钩沉索隐,颇见功力;二是对于杜氏历代人物及其家族门风,进行了细致的论述,颇有创获。力平通过对杜氏家族的全面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例如,此前人们大多依据唐人柳芳的观点,简单地把士族划分为山东、关中、代北、侨姓、吴姓等类型,力平通过杜氏家族的个案研究,纠正了这一片面的看法,认为中古士族源流十分复杂,杜氏就其郡望而言源于关中,但是其中襄阳杜氏属于侨姓士族,洹水杜氏属于山东郡姓,濮阳杜氏则本为虏姓之汉化者,虽然血缘上与城南杜氏无关,但是,它恰恰准确地反映了中古士族演变的真实面貌。书中附录对由胡姓演变而来的濮阳杜氏的族源、世系、人物、迁徙及其门风和宗教信仰特点所进行的考证,为中古胡汉文化的交融以及士族姓氏关系的复杂变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例证。我一直认为,中古士族是中华礼法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者,像杜氏这样的士族的不断迁徙,也在客观上将黄河流域兴起的先进文化逐渐地传播到其他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区,对中古时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都有积极贡献。
力平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还整理标点了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等著作,从而使她对中古士族的历史有通盘的了解,为杜氏家族个案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书中的许多创见,也都是她在充分发掘史料、仔细加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书中提出,杜氏家族在汉唐之际的千余年间,先是为豪强世家,进而从刑名之学转而成为经学世家,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家法门风,成为著名的士族,至唐代杜氏从科举入仕保持声望不减。力平博士总结杜氏这样一个从世家到士族再到士人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古时期士族带有普遍性的演变轨迹。特别是她指出士族子弟科举入仕后,在“公卿子弟”和“科第之徒”之间角色认同上感到茫然,表现出士族子弟科举入仕后在价值取向和角色认知上的矛盾心态。这样一些重要意见对于我们准确和深入理解唐朝的政治文化史均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中古杜氏家族研究》是力平博士的第一本专著。期待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古历史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张国刚
2006年元月22日于北京清华园
中古世家大族是一个学术积累丰厚、研究成果丰硕的研究课题,最近十几年来似乎尤其为文史学者所关注,研究士族个案和士族群体的论著层出不穷,粗精不一,但就城南杜氏除对杜甫、杜佑、杜牧等杰出人物有所论述外,还没有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专著。杜氏家族虽然郡望不及崔、卢、李、郑,在汉唐时代也是人物辈出,声名显赫。王力平博士的著作《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煌煌二十多万言,为我们追踪中古士族及社会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个案,是一部将该课题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的具有原创价值的学术著作。
京兆杜氏本得姓于上古的杜国,其初姓祁。自周宣王枉杀杜伯之后,族人离散于四方。到春秋时期的杜绰,杜氏家族的世系在唐宋诸家姓氏谱牒书中方有清晰的记载。及至汉代,杜周、杜延年父子本以文吏起家,在“以经术润饰吏事”的世风之下,延年之子杜钦已经开始从刑名之学转而潜心经学,后来成为知名的经学家。魏晋时期,杜畿之子杜恕撰写《体论》,把德行、修身、经术、才能与人仕联系在一起,就体现了士族形成过程中的价值诉求。经杜畿、杜恕而杜预,京兆杜氏的《春秋左氏》之学已深得士林推重,杜氏官宦世家的地位也日渐巩固。其实,自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世家转化为仕宦世家便是汉魏以来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些世代公卿、世代传经而又世出名士的家族,逐渐发展出一套把儒家经典融会于婚丧礼仪和家庭伦理生活的独特文化传统,并且被标榜为家法或者门风。陈寅恪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也就是说,世代高门只是士族形成的外在政治标志,礼法及家学的传承乃是士族的内在文化特征。与城南杜氏家族的杜畿、杜恕、杜预一样,清河和博陵崔氏家族有崔駰、崔寔,范阳卢氏家族有卢植,河东裴氏家族有裴松之、裴駰,他们都是著名的学者或经学大师。钱穆说: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对门第中人,一则希望其有孝友的内行,一则希望其有经籍文史之学业。前者表现为家风,后者表现为家学。尤其精到的是,钱先生明确地指出:“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可以这样说,经学的研读和传家与儒家礼法门风的形成有直接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唐初“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被确定为官方法定章句文本和解释体系后,经学的创新动力大为减弱,于是,诗文创作成为士人追求的新风尚,杜氏家族也顺应历史的潮流,逐渐改变了经学传统,初唐的杜易简、杜审言已是颇有诗名。到盛唐时期出了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杜甫甚至说:“诗是吾家事”,要求儿子“精熟《文选》理”。中唐以后杜氏家族又出现了杜佑、杜牧这样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伟大人物。
经学研究的衰退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表象的背后是体现礼法文化内涵的谱牒之学和书仪之学日益发展壮大的潮流。世族和士族是可以互换的概念,但其间也略有侧重点的不同:世族讲究谱牒,士族崇尚礼法。前者偏重于婚宦家世传承,后者偏重于礼法文化传承。经学被世家大族内化为礼法门风之后,士族之家各标榜其礼仪门风。当社会上有整齐士族家法门风的要求时,书仪便成为统一的范本。《新唐书•卢弘宣传》:“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这里清楚地指出,卢弘宣看到士庶之家在祭祀礼仪上各行其是,感到担心,于是对当时流行的诸种“家法”文本加以修订编集。我们没有发现卢弘宣编纂的重新统一吉凶礼仪的范本,只有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史部仪注类著录了郑余庆、裴茝、裴度、杜友晋等人的书仪。这些著录与未著录的书仪,在敦煌文书中有所发现,包括张敖、郑余庆、杜友晋等书仪文本十余种。杜友晋就出身于杜氏家族,说明杜氏家族的礼仪被士庶之家奉为仪范。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作为中华传统礼法文化的弘扬者和实践者,其历史地位值得肯定。
王力平博士是一位治学谨严、为人谦逊的学者。她先后师从瞿林东先生和胡如雷先生攻读历史学学士和隋唐史硕士学位,受到了良好的史学训练。本书是其在南开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完成的论文。博士毕业后五六年间又勤加修订,迄今已历寒暑十载,使本书在资料发掘上确实做到了穷尽其所有。坊间一些研究中古家族的论著,缀饰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事迹,连贯成书,对于士族历史本身的研究未能深入。力平博士的这本著作的主要贡献:一是对杜氏得姓之后世系以及各个房支谱系,钩沉索隐,颇见功力;二是对于杜氏历代人物及其家族门风,进行了细致的论述,颇有创获。力平通过对杜氏家族的全面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例如,此前人们大多依据唐人柳芳的观点,简单地把士族划分为山东、关中、代北、侨姓、吴姓等类型,力平通过杜氏家族的个案研究,纠正了这一片面的看法,认为中古士族源流十分复杂,杜氏就其郡望而言源于关中,但是其中襄阳杜氏属于侨姓士族,洹水杜氏属于山东郡姓,濮阳杜氏则本为虏姓之汉化者,虽然血缘上与城南杜氏无关,但是,它恰恰准确地反映了中古士族演变的真实面貌。书中附录对由胡姓演变而来的濮阳杜氏的族源、世系、人物、迁徙及其门风和宗教信仰特点所进行的考证,为中古胡汉文化的交融以及士族姓氏关系的复杂变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一个例证。我一直认为,中古士族是中华礼法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者,像杜氏这样的士族的不断迁徙,也在客观上将黄河流域兴起的先进文化逐渐地传播到其他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地区,对中古时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都有积极贡献。
力平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还整理标点了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等著作,从而使她对中古士族的历史有通盘的了解,为杜氏家族个案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书中的许多创见,也都是她在充分发掘史料、仔细加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书中提出,杜氏家族在汉唐之际的千余年间,先是为豪强世家,进而从刑名之学转而成为经学世家,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家法门风,成为著名的士族,至唐代杜氏从科举入仕保持声望不减。力平博士总结杜氏这样一个从世家到士族再到士人的发展过程,也正是中古时期士族带有普遍性的演变轨迹。特别是她指出士族子弟科举入仕后,在“公卿子弟”和“科第之徒”之间角色认同上感到茫然,表现出士族子弟科举入仕后在价值取向和角色认知上的矛盾心态。这样一些重要意见对于我们准确和深入理解唐朝的政治文化史均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中古杜氏家族研究》是力平博士的第一本专著。期待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中古历史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张国刚
2006年元月22日于北京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