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一般来说，文化的进化或发展，大都采取两种形式。一个独立文化系统纵向的历史因素的积累和延续，表现出文化传统内敛的连续性，这是一种形式。不同文化系统之间通过横向的扩展和传播、冲撞与融合，给原有传统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表现出文化系统的开放与兼容性，这是另一种形式。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这后一种形式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愈益显得重要。明清之际，即16至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便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它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那个时代，世界历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中，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逐渐突破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的状态，超越地域和民族的限制，而日益具有世界性的反映。大致看来，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两种文化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表现之一，它肇始于16世纪中叶，而影响所及直至法国大革命，持续达两个多世纪。表现之二，交流的媒介即来华耶稣会士，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是作为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同中国文人学士进行广泛交往的。表现之三，从欧洲所动员的传教士的数量(有两三千人之众)、国籍(来自东西欧十余个国家)及其在中国活动的地域(不仅包括京城、内地，也涵盖边疆地区)来看，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代表性。表现之四，交流的深入程度，已经从最初欧洲人对中国物质文明的倾慕，进入到思想和精神领域如何调适与融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最后提升到政治文化制度的层面相互吸收与仿效。整个交流过程循序渐进，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是两大文化体系间以和平的方式，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交往是在西欧国家向世界进行军事征服和精神征服的背景下展开的。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决定放弃那种“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流行的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强盛的状况分不开的。因为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欧洲要略胜一筹。这样强盛的国力，使明清王朝能成功地挫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同时，也使来华的耶稣会士一再宣称，他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利玛窦语)。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创造了条件。凡此说明，文化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表现。
正是在此基础上，交流的各方都把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作为须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既是在华耶稣会士制定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国士大夫和康熙皇帝的眼中，又是维系他们同传教士友好交往的重要条件。但从受到中国思想启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这个原则便是他们呼吁加强交流从而达到互补互利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始终是跟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若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
这个时期的中国与西欧，同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就中国而言，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进行，而经济的发展却同政治腐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很大的反差。于是，在普遍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中，为了强化已被腐蚀的传统价值，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学术基础。剔除腐败，振兴道德，纠正浮躁，树立崇尚经世致用学风，给衰落的传统科学注入复兴的生机和活力。当此适应社会变革的“实学”思潮蔚为壮观之际，“西学”的传播正是适逢其会。通过“至西学始为实学”的变化交融，西学有可能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
与中国相仿佛，欧洲亦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掠夺农村强制发展商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弊窦丛生、陷入困境之中。于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向往一种“开明专制主义”，实行发展农业的重农主义政策，希望利用君主专制制度作为改革的工具。然而，在欧洲历史上却找不到鼓吹这种“开明专制主义”的楷模和依据。特别是为了打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的蛹体，从中抽取出新的世俗的社会形态，启蒙思想家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督教会，企图以一种崇尚理性和道德的“自然神教”来取代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而这同样需要有令人信服的范例。正如欧洲“近代的世界观的形成，全靠深入异邦文化的精神”一样，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的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Leibniz)，曾热情地讴歌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称“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事情，其伟大意义将超越人们的想象。这样一来，便给今天的人们提出了研究的课题，即如何梳理这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揭示蕴涵其中的发展规律，并从中引出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这个课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即是明证。
鉴于过去有关的系统性著作尚不多见，故作者不揣谫陋，善自砥砺，决意撰写《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部分的开篇，为历史的回顾，缕述15世纪前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远比欧洲先进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从中可窥见处于强势的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以便为尔后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提出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明代部分的内容，是沿着两条历史线索展开的。一条是来华耶稣会士在对中国国情有所认识的前提下，逐渐抛弃在当时基督教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将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的传教路线。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的最早实践，直至利玛窦集其大成，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便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地传承下来和基本形成了。书中特辟出较多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利玛窦在建立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整体构架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该构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另一条历史线索，则是明中叶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呼唤下，思想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在这总称为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李贽等早期启蒙思想的流传，还有东林学派的崇尚传统价值和道德节操，及明末蓬勃兴起的科学思潮。凡此种种都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给某些士大夫的西学倾向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最终为西学融入实学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实学与西学交融中，明末的知识阶层出现了西学的热潮，涌现出一些同传教士关系密切、深慕笃信其教义的士大夫。他们代表了明末西学热潮中那种寻求一个新的学术基础，借以强化已经腐败的传统价值的趋向，并且将这种社会趋向直接跟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西学联系起来，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
本书最后一章，通过对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大致评述，可以看到，两条原本是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的历史线索，在徐光启和利玛窦这两位代表性人物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和会通中，出现了彼此重叠与融合的局面。特别是他们共同培育的和平与平等交往的思想基础，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起了奠基和示范的作用。
后续的清代部分，将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拟分为三大序列。第一序列，继续对原有的历史线索进行考察。既关注传教士内部坚持和反对利玛窦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分歧与斗争，又揭示杨光先等人掀起“教难”的实质及其危害性，这预示中西文化交流多舛的命运。此外，还详细阐述热心于文化交流的康熙皇帝，由于坚持“利玛窦规矩”，使西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诸如新历法的修订和确立，皇舆全览图的勘绘，尼布楚条约的交涉，圆明园的建筑，以及西洋图画、医药、对数和技巧的引进，西学的传播至此达到鼎盛，亦由此发生蜕变。最后，综述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发展。由于欧洲教廷的横加干涉和妄自决断，禁行中国礼仪并宣布解散耶稣会。而雍正、乾隆皇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实行严厉禁教，致使持续达两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中绝。
第二序列，辟出专门的章节，结合所谓“李约瑟难题”，即十六七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发生的问题，来总结明清之际西学的传播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积极影响及其表现，同时探讨它被遏制、蜕变乃至中断的社会因素及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第三序列，以相当的篇幅，阐扬中国思想文化西传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探究中国文化西传的途径和形式，适应性传教路线与西方汉学起源的关系，以及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种种表现。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揭示西欧启蒙运动与中国古代思想的联系，即：来自东方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料的重要源泉。在中国已经衰熄的中西文化交流，其丰硕的果实却依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散发着芬芳，并一直持续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内涵是如此丰富，作者虽殚精竭虑，努力探赜索隐，但所得亦不过是一孔之见。本书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鉴之、正之。倘若人们能从拙著中引发出一些对明清社会形态及其近代化进程的思考、探求和研究，那对于我来说，将是莫大的鼓舞和欣慰。
作者 于北京三元桥
霞光里
2001年3月30日深夜
第一，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两种文化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表现之一，它肇始于16世纪中叶，而影响所及直至法国大革命，持续达两个多世纪。表现之二，交流的媒介即来华耶稣会士，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是作为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同中国文人学士进行广泛交往的。表现之三，从欧洲所动员的传教士的数量(有两三千人之众)、国籍(来自东西欧十余个国家)及其在中国活动的地域(不仅包括京城、内地，也涵盖边疆地区)来看，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一定的代表性。表现之四，交流的深入程度，已经从最初欧洲人对中国物质文明的倾慕，进入到思想和精神领域如何调适与融合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最后提升到政治文化制度的层面相互吸收与仿效。整个交流过程循序渐进，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是两大文化体系间以和平的方式，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交往是在西欧国家向世界进行军事征服和精神征服的背景下展开的。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决定放弃那种“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的流行的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强盛的状况分不开的。因为在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并取得显著成效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之欧洲要略胜一筹。这样强盛的国力，使明清王朝能成功地挫败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和侵略。同时，也使来华的耶稣会士一再宣称，他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利玛窦语)。这就为中西文化交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创造了条件。凡此说明，文化或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表现。
正是在此基础上，交流的各方都把寻求共同性和互补性，作为须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既是在华耶稣会士制定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的指导思想；而在中国士大夫和康熙皇帝的眼中，又是维系他们同传教士友好交往的重要条件。但从受到中国思想启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这个原则便是他们呼吁加强交流从而达到互补互利的基本出发点。
第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始终是跟世界历史的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若就实际效果来看，欧洲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
这个时期的中国与西欧，同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就中国而言，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进行，而经济的发展却同政治腐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很大的反差。于是，在普遍要求社会变革的呼声中，为了强化已被腐蚀的传统价值，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学术基础。剔除腐败，振兴道德，纠正浮躁，树立崇尚经世致用学风，给衰落的传统科学注入复兴的生机和活力。当此适应社会变革的“实学”思潮蔚为壮观之际，“西学”的传播正是适逢其会。通过“至西学始为实学”的变化交融，西学有可能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力量。
与中国相仿佛，欧洲亦面临着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在欧洲近代化过程中，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掠夺农村强制发展商工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弊窦丛生、陷入困境之中。于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向往一种“开明专制主义”，实行发展农业的重农主义政策，希望利用君主专制制度作为改革的工具。然而，在欧洲历史上却找不到鼓吹这种“开明专制主义”的楷模和依据。特别是为了打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的蛹体，从中抽取出新的世俗的社会形态，启蒙思想家都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督教会，企图以一种崇尚理性和道德的“自然神教”来取代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而这同样需要有令人信服的范例。正如欧洲“近代的世界观的形成，全靠深入异邦文化的精神”一样，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的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Leibniz)，曾热情地讴歌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称“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事情，其伟大意义将超越人们的想象。这样一来，便给今天的人们提出了研究的课题，即如何梳理这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揭示蕴涵其中的发展规律，并从中引出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亦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这个课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即是明证。
鉴于过去有关的系统性著作尚不多见，故作者不揣谫陋，善自砥砺，决意撰写《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部分的开篇，为历史的回顾，缕述15世纪前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远比欧洲先进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些重大的事件，从中可窥见处于强势的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以便为尔后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提出一个可供比较的参照。明代部分的内容，是沿着两条历史线索展开的。一条是来华耶稣会士在对中国国情有所认识的前提下，逐渐抛弃在当时基督教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将军事征服与精神征服紧密结合的传教路线。经过沙勿略的初步酝酿，范礼安的具体谋划，罗明坚的最早实践，直至利玛窦集其大成，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的传教路线，便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深似一层地传承下来和基本形成了。书中特辟出较多的篇幅，详细阐述了利玛窦在建立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整体构架中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该构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另一条历史线索，则是明中叶后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呼唤下，思想文化领域所出现的多元化趋势。在这总称为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形成过程中，既有王阳明心学的兴盛，李贽等早期启蒙思想的流传，还有东林学派的崇尚传统价值和道德节操，及明末蓬勃兴起的科学思潮。凡此种种都为西学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给某些士大夫的西学倾向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准备，并最终为西学融入实学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实学与西学交融中，明末的知识阶层出现了西学的热潮，涌现出一些同传教士关系密切、深慕笃信其教义的士大夫。他们代表了明末西学热潮中那种寻求一个新的学术基础，借以强化已经腐败的传统价值的趋向，并且将这种社会趋向直接跟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西学联系起来，希望能从中找到一条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
本书最后一章，通过对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大致评述，可以看到，两条原本是既平行发展又相互交叉的历史线索，在徐光启和利玛窦这两位代表性人物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和会通中，出现了彼此重叠与融合的局面。特别是他们共同培育的和平与平等交往的思想基础，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起了奠基和示范的作用。
后续的清代部分，将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拟分为三大序列。第一序列，继续对原有的历史线索进行考察。既关注传教士内部坚持和反对利玛窦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分歧与斗争，又揭示杨光先等人掀起“教难”的实质及其危害性，这预示中西文化交流多舛的命运。此外，还详细阐述热心于文化交流的康熙皇帝，由于坚持“利玛窦规矩”，使西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诸如新历法的修订和确立，皇舆全览图的勘绘，尼布楚条约的交涉，圆明园的建筑，以及西洋图画、医药、对数和技巧的引进，西学的传播至此达到鼎盛，亦由此发生蜕变。最后，综述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发展。由于欧洲教廷的横加干涉和妄自决断，禁行中国礼仪并宣布解散耶稣会。而雍正、乾隆皇帝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实行严厉禁教，致使持续达两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因此中绝。
第二序列，辟出专门的章节，结合所谓“李约瑟难题”，即十六七世纪的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发生的问题，来总结明清之际西学的传播对中国早期近代化的积极影响及其表现，同时探讨它被遏制、蜕变乃至中断的社会因素及其深层次的思想根源。
第三序列，以相当的篇幅，阐扬中国思想文化西传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探究中国文化西传的途径和形式，适应性传教路线与西方汉学起源的关系，以及欧洲18世纪中国热的种种表现。不过，最重要的，还在于揭示西欧启蒙运动与中国古代思想的联系，即：来自东方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料的重要源泉。在中国已经衰熄的中西文化交流，其丰硕的果实却依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散发着芬芳，并一直持续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内涵是如此丰富，作者虽殚精竭虑，努力探赜索隐，但所得亦不过是一孔之见。本书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鉴之、正之。倘若人们能从拙著中引发出一些对明清社会形态及其近代化进程的思考、探求和研究，那对于我来说，将是莫大的鼓舞和欣慰。
作者 于北京三元桥
霞光里
2001年3月30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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