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的一支。它包括民间故事、民谣、神话以及其他的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是指由一群或一代的非专业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中外民间文学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经常是经过好多代非专业作家的润色、改进或扩展而成。他们经常由某一有才能的著名民间作家牵头，在他的带领下编辑写成。为了迎合各个时代里大多数人的口味，这些闻名遐迩的民间文学作品不断扩充并从后代社会中吸收新的养料而得以充实自己，如《孔雀东南飞》、《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木兰诗》和《白蛇传》就是这样。其中《孔雀东南飞》是汉朝末年时写的，但到梁朝时才最后写定(约在540年左右)。它和《木兰诗》都是用诗体写成的。
最早写定而可信的中国民间文学见于《诗经》。《诗经》中大多数诗篇和民谣都来自群众的集体创作。这些作品是由受过教育、主管文学和宗教的行人(编辑)和被称作太师(主编)的人采集、筛选和编辑而定。据《汉书》的记载，民间文学和杂耍在古代中国非常流行。他们为上层阶级和普通老百姓提供生活上必不可少的或是文雅或是粗俗的文娱活动。民间传说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发展，到了宋代(960—1279)才算成熟。西方也是这样，在中世纪期间民间文学也蓬勃发展起来。吟游诗人吟诵着来自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其他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和各种中世纪欧洲的民间传说。他们背着竖琴和其他小型乐器，在琴声中说唱着各种传说和故事。他们逐地游唱或归附某一豪门大户，为人们提供娱乐活动；这和中国中世纪的说书人在他们的时代里用他们自己的乐器或说或唱如出一辙。
由于中西文化发展的道路有所不同，中国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频繁干扰。在那时的社会中，女奴，以后又扩大到一般妇女，被仅仅视为只是生育新奴隶的工具或在男人摆布下的性玩物。这使得男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导致产生卖淫和纳妾的恶习。在中世纪的中国，妻子可以因不能生儿而被逐出夫家遣返娘家。这种对妇女的歧视在中国撒下了无数爱情悲剧的种子。勇敢的姑娘和正直的作家经常对这种倒行逆施的恋爱挺身而出提出抗议，大声疾呼要求有真心相爱的婚姻。虽然以儒家礼教为基础的正统书籍对此是噤若寒蝉不吱一声，但民间文学却竭力从侧面伸张真情实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不得不适当地压制它的怒火，把这种恋爱悲剧的根源归诸于宿命论或佛教的因果报应。作者之所以重写这四个中国最流行的民间故事，就是为了去芜存菁使它们重新焕发出固有的光泽。
至于史诗，它在中国并不发达。这也许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内陆农业国家，没有很多商业中心，但也可能是封建制度来得太早了一点。在已知中国最早历史上的正反面人物的故事中，如黄帝(约公元前22世纪)、蚩尤(约公元前22世纪)、大禹(约公元前21世纪)、夏桀(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约公元前16世纪)、周武王(约公元前1046年前后)，他们本来很可能会被写成史诗而在那个时代里的奴隶主中吟诵；但这些故事直到人们读到《尚书 》、《列子》(约公元前350年左右)、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左右)的《史记》以及散落在《孟子》、《楚辞》及其他古书中的一些史实后才见到一鳞半爪。不过汉族所缺乏的长篇史诗却由中国其他民族的史诗所弥补。苗、藏和彝族的史诗相当繁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及彝族的《阿诗玛》(一首动人的长篇叙事诗)都可当之无愧地列入到世界最优秀的史诗中。
然而，中国汉族的民间故事却拥有最多的读者和听众。这些故事承继了从战火及政府查禁中残留下来的大部分神话和传说。从后代的学者发掘搜集而成的著作，如《山海经》、《淮南子》及其他记载传说的书籍中，人们知道了更多的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鲧及禹的治水、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及嫦娥奔月等故事。事实上，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古代及后代新的民间传说的研究，这种研究到了东晋期间(317—420)而达到一个新阶段；那时出现了干宝的《搜神记》和葛洪的《西京杂记》等民间故事，从而在旧的民间传说宝库中又增添了一些诸如《除三害》、《董永》、《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一些精彩的短篇故事。
如同诗歌和散文一样，在其他文学领域中，唐朝在民间传说和短篇小说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唐代的民间传说在故事的情节和冲突上开辟了一条更为完美的新路，从而向现代小说更靠近了一大步。唐朝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中世纪社会，由海陆路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许多外国移民进入中国使扬州不仅成为一个稍具雏形的国际大都市，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在唐代的传说和故事中，读者还能读到深色皮肤的阿拉伯人、马来人以及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印度和日本的僧人的活动。传说和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被赋予更多的人性。他们知道恨什么，讽刺什么，怎样爱，怎样接受爱；如沈既济撰的《任氏传》(一个关于狐仙的传说，它是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的先驱者)、裴铏撰的《崑崙奴》、李公佐撰的《南柯太守传》和元缜撰的《莺莺传》等。唐、宋的传说和故事给后代的地方戏和说书人提供了大量的主题和题材，如元缜的《莺莺传》先是被金国(1115—1234)的董解元改编成戏剧，在明代(1368—1644)又被改编成昆曲，最后又被改编成京剧及其他地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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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写定而可信的中国民间文学见于《诗经》。《诗经》中大多数诗篇和民谣都来自群众的集体创作。这些作品是由受过教育、主管文学和宗教的行人(编辑)和被称作太师(主编)的人采集、筛选和编辑而定。据《汉书》的记载，民间文学和杂耍在古代中国非常流行。他们为上层阶级和普通老百姓提供生活上必不可少的或是文雅或是粗俗的文娱活动。民间传说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发展，到了宋代(960—1279)才算成熟。西方也是这样，在中世纪期间民间文学也蓬勃发展起来。吟游诗人吟诵着来自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其他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和各种中世纪欧洲的民间传说。他们背着竖琴和其他小型乐器，在琴声中说唱着各种传说和故事。他们逐地游唱或归附某一豪门大户，为人们提供娱乐活动；这和中国中世纪的说书人在他们的时代里用他们自己的乐器或说或唱如出一辙。
由于中西文化发展的道路有所不同，中国民间文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频繁干扰。在那时的社会中，女奴，以后又扩大到一般妇女，被仅仅视为只是生育新奴隶的工具或在男人摆布下的性玩物。这使得男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导致产生卖淫和纳妾的恶习。在中世纪的中国，妻子可以因不能生儿而被逐出夫家遣返娘家。这种对妇女的歧视在中国撒下了无数爱情悲剧的种子。勇敢的姑娘和正直的作家经常对这种倒行逆施的恋爱挺身而出提出抗议，大声疾呼要求有真心相爱的婚姻。虽然以儒家礼教为基础的正统书籍对此是噤若寒蝉不吱一声，但民间文学却竭力从侧面伸张真情实爱。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不得不适当地压制它的怒火，把这种恋爱悲剧的根源归诸于宿命论或佛教的因果报应。作者之所以重写这四个中国最流行的民间故事，就是为了去芜存菁使它们重新焕发出固有的光泽。
至于史诗，它在中国并不发达。这也许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内陆农业国家，没有很多商业中心，但也可能是封建制度来得太早了一点。在已知中国最早历史上的正反面人物的故事中，如黄帝(约公元前22世纪)、蚩尤(约公元前22世纪)、大禹(约公元前21世纪)、夏桀(约公元前16世纪)、商汤(约公元前16世纪)、周武王(约公元前1046年前后)，他们本来很可能会被写成史诗而在那个时代里的奴隶主中吟诵；但这些故事直到人们读到《尚书 》、《列子》(约公元前350年左右)、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左右)的《史记》以及散落在《孟子》、《楚辞》及其他古书中的一些史实后才见到一鳞半爪。不过汉族所缺乏的长篇史诗却由中国其他民族的史诗所弥补。苗、藏和彝族的史诗相当繁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及彝族的《阿诗玛》(一首动人的长篇叙事诗)都可当之无愧地列入到世界最优秀的史诗中。
然而，中国汉族的民间故事却拥有最多的读者和听众。这些故事承继了从战火及政府查禁中残留下来的大部分神话和传说。从后代的学者发掘搜集而成的著作，如《山海经》、《淮南子》及其他记载传说的书籍中，人们知道了更多的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鲧及禹的治水、商汤伐夏桀、武王伐纣及嫦娥奔月等故事。事实上，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古代及后代新的民间传说的研究，这种研究到了东晋期间(317—420)而达到一个新阶段；那时出现了干宝的《搜神记》和葛洪的《西京杂记》等民间故事，从而在旧的民间传说宝库中又增添了一些诸如《除三害》、《董永》、《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等一些精彩的短篇故事。
如同诗歌和散文一样，在其他文学领域中，唐朝在民间传说和短篇小说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唐代的民间传说在故事的情节和冲突上开辟了一条更为完美的新路，从而向现代小说更靠近了一大步。唐朝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中世纪社会，由海陆路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许多外国移民进入中国使扬州不仅成为一个稍具雏形的国际大都市，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在唐代的传说和故事中，读者还能读到深色皮肤的阿拉伯人、马来人以及景教徒(基督教的一支)、印度和日本的僧人的活动。传说和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被赋予更多的人性。他们知道恨什么，讽刺什么，怎样爱，怎样接受爱；如沈既济撰的《任氏传》(一个关于狐仙的传说，它是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的先驱者)、裴铏撰的《崑崙奴》、李公佐撰的《南柯太守传》和元缜撰的《莺莺传》等。唐、宋的传说和故事给后代的地方戏和说书人提供了大量的主题和题材，如元缜的《莺莺传》先是被金国(1115—1234)的董解元改编成戏剧，在明代(1368—1644)又被改编成昆曲，最后又被改编成京剧及其他地方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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