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通力合作，快速优化
这本书和它表面看起来并不一样：草草一翻，你会以为它只是写给公司总裁们看的；而实际上，它却描述了各种政策制定者、教育家、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人，以及每一个对于21世纪的世界新形态有兴趣的人，都来读读这本书。
我们之所以选择企业管理者作为重点，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公司高管们对我们描述的种种力量认识不足，那么本书所讨论的这些变革也将大大减速。正如C．K．普哈拉(C．K．Prahalad)曾经强调的：任何新方法的推广应用都离不开商业领袖们的支持，他们必须在变革中起到领导作用。而他们对于改变商业形态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一一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与利润——也将会成为更广泛的制度与政策变革的催化剂。
然而，商业领袖们也不会孤军奋战：这些变革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我们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机构，而且一切还只是开始。
建立新的世界观
我们相信：一种新的机遇与需求——即加快能力建设的机遇与需求——将改变我们的个人思维与集体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向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转变。如果说我们原来的世界观更多地是在强调僵化的、零和效应的关系，那么这种新世界观则是强调动态的、非零和效应的关系。一旦换上这样的视角，我们将会发现：当今世界的多数企业和组织都存在着缺陷。
当人们过多地关注于如何分配现有资源时，僵化的零和世界观便产生了。现存资源是有限量的，当一方获取一种资源时，其他方就失去了相应的使用权。僵化的世界观会自然而然地在那些规模巨大的老牌企业中产生——它们会更关注如何守住现有资源，因为它们最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与创造新资源所带来的机遇相比，它们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至于花费了70年研究平衡状态理论的经济学界，则更是对这种思想推崇备至。的确，平衡状态理论便于用经济模型量化分析，但模型却把这个世界设想得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它所包含的主要假设——企业能力和消费者需求是一定的——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认识到能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快速建立的，我们的世界观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关心的就不再是如何分抢蛋糕而是如何做出新蛋糕，原来的竞争性关系也变成互补性的，这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加速深化自身能力离不开其他专业化机构的帮助。以前，人们担忧的是分配的过程；而今，这种顾虑即使不能被共同创造出的新价值完全消除，至少也会大大减弱。物质产权和知识产权(指起码可以被认定为专利的创意)变得不那么关键了——虽然并不是完全失去意义——因为这些产权在自身的能力局限中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与我们共事的人，因为是他们掌握着加快创新能力建设的钥匙。随着使用物质及知识产权的新方式被不断发现，应运而生的新能力又会反过来提升我们手中产权的价值。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能够帮助我们加快能力建设的新思想正使现有的资产存量——包括信息和知识存量——相对贬值，对于所有的组织机构，而不止是商业企业，都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一家组织机构能够以何种速度加快能力建设取决于它在这种新思潮中的定位及其自身的属性。基于这种原因，新的世界观强调的重点是本地生态系统的演进、全球化流程网络以及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孤立的机构本身。
比较优势也变成一种更加动态的东西。传统上，我们将比较优势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这样一些在某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要素；而当我们开始把比较优势看作技能与实践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优势远远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能力建设因本地生态系统的演进而加快，优势会发生迅速的转移，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形态会变得更加活跃。
通力合作，快速优化
加快能力建设的三个关键要素——动态专业化、连接、跨边界能力运用——不仅与商业企业相关，也将触及到更广大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机构。我们认为：这些要素最终将迫使我们对企业的合理性进行重新估量；同样地，我们也不得不对现今存在的多数机构的合理性进行重新思考。
在商业领域，创造和获取价值的重心正在从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向人才市场转移。那些能够有效地加速能力建设的机构将会创造和获得价值，而做不到这点的只能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我们希望所有的组织机构，而不仅仅是商业企业，都能将这一点牢记在心。
自人类的早期历史开始，专业化就是能力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约12000年前形成的农业社会就已经依赖于专业化；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则是得益于专业化的更高发展。如今，我们在期待着新一轮的动态专业化浪潮，它将以势不可当的冲力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水平突破。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医疗服务方面，如果医疗机构对于治疗某种疾病更加专业化，那么它们的效率——无论是以服务质量还是成本来衡量——都将大幅提高。
科技基础的显著进步使一轮又一轮的专业化浪潮成为可能，而为数众多的机构则在科技的推广速度和使用效率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在通讯领域尤其如此。
专业化需要连接性与有效的协调手段。如果企业不能借助其他的专业机构来弥补自身之不足，它们就将失去实现专业化的机会而自食苦果。连接并不是仅仅依靠通讯手段就能实现的一一贸易、金融、人员流动等诸方面的政策都在起作用，是它们共同决定了连接的水平和可靠性。教育——即使是最基础的语言教育——也对人们提高交际能力和找到共同语言至关重要。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传统则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观点和做法的接受程度，从而对提高连接性有着或好或坏的影响。
如果能与其他专业化机构相互连接，我们就创造出了高效能力建设的新机会一—通过与他人合作来更快优化自己的能力。要使这一过程更有效率，我们需要好好掌控积极摩擦力的机制。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具体讨论这种机制，在此我们只想简单解释一下：所谓“摩擦力”是指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人们在以正确的方式共同解决问题时产生的良性互动和学习过程。积极摩擦力对于打破旧有的界线尤为有效，因为它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在此我们又要强调：非商业机构将在界线划定、确定跨界线合作机会和提高摩擦力的积极作用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M>集体活力与能力建设的相对速度</EM>
动态专业化、连接与杠杆能力建设，这三项要素叠加在一起，将帮助我们更快地实现能力优化。本书探讨的重点集中在商业企业的能力建设上，但其他类型的组织机构实际上也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迫切任务。在汇集三项要素之后，我们将创造出一种强大的集体活力——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将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从相对有限的能力向各自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专业化优势——迅速转移，而最终从中受益。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将越来越多地为上述要素的集合程度所决定——当然，这本身又要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和对动态的、非零和效应游戏规则的认知。
在这些要素逐渐汇集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们应该注意避开一个陷阱，那就是：狭隘地关注能力建设的绝对速度。全球经济的成功将依赖于一种更加动态的概念——能力建设的相对速度，在专业化的可比领域尤其如此。只要某一领域的能力建设速度超出同侪，那它就可以独领风骚。复合滚动效应本身就能带来这样的结果，而加速度效应还将使领先优势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明显。此外，能力建设是有路径依赖性的，因此落后者要拷贝市场领先者的革新程序并非易事。要想在长时间内获取更大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独特情况，找出适合自己出发点的要素配合方式，然后善加发挥利用，以取得并保持比别人高的能力建设速度。
<EM>破坏性革命的更大潜力</EM>
当我们谈论加速能力建设时，读者们可能很容易地认为我们只关注渐进式革新，而非突破性甚至是破坏性的革新。事实上，促进快速能力建设的三个要素叠加在一起，完全可能催生出上述任何一种性质的革新。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的新兴市场，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流程上都极有可能诞生出破坏性的革新，这是因为企业要争相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低价优质产品的需求——这点我们将在第三章继续讨论。这些破坏性革新不仅将在商业企业中发生，还将渗透到所有追求提高服务效率的政府、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中。
以印度为例，当地的医疗机构管理者们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创造更加专业化的医疗服务，使更多的当地居民能够以低价得到更好的治疗。医疗机构被完全重新设计，以确保满足严格的需求。班加罗尔的娜拉亚纳•胡达亚拉心脏病治疗中心(Narayana Hrudayalaya)和新德里(New Delhi)的“心脏卫士”(Escorts)学院及研究中心都很好地证明了医疗领域专业化的价值。
这些破坏性创新将很可能在中国和印度等离岸市场出现。在那里，虽然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支付能力有限，但创新的步伐却不会停止。假以时日，新兴市场的创新技术将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与传统企业争夺市场份额。而这时人们才会发现，认为在新兴市场出现的东西只会留在新兴市场只是自己的一相情愿。这种创新技术的反攻浪潮将很快到来，正如印度的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开始在发达国家推销它们的服务。它们鼓励患者去印度接受治疗，以便在接受高水平治疗的同时节省金钱。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预测：到2012年时，“医疗旅行”将为印度带来20亿美元的年收入。
在本书结尾部分，我们简单地分析了这些变化将给商业领域的高层决策带来哪些启迪。本书虽未有针对性地论述非商业机构的情况，我们却希望来自非商业机构的人士也能提前阅读它。因为，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人们在推行机构改革和作出决策时恐怕都要考虑到这些变化。
这本书和它表面看起来并不一样：草草一翻，你会以为它只是写给公司总裁们看的；而实际上，它却描述了各种政策制定者、教育家、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这些人，以及每一个对于21世纪的世界新形态有兴趣的人，都来读读这本书。
我们之所以选择企业管理者作为重点，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公司高管们对我们描述的种种力量认识不足，那么本书所讨论的这些变革也将大大减速。正如C．K．普哈拉(C．K．Prahalad)曾经强调的：任何新方法的推广应用都离不开商业领袖们的支持，他们必须在变革中起到领导作用。而他们对于改变商业形态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一一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与利润——也将会成为更广泛的制度与政策变革的催化剂。
然而，商业领袖们也不会孤军奋战：这些变革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我们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机构，而且一切还只是开始。
建立新的世界观
我们相信：一种新的机遇与需求——即加快能力建设的机遇与需求——将改变我们的个人思维与集体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向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转变。如果说我们原来的世界观更多地是在强调僵化的、零和效应的关系，那么这种新世界观则是强调动态的、非零和效应的关系。一旦换上这样的视角，我们将会发现：当今世界的多数企业和组织都存在着缺陷。
当人们过多地关注于如何分配现有资源时，僵化的零和世界观便产生了。现存资源是有限量的，当一方获取一种资源时，其他方就失去了相应的使用权。僵化的世界观会自然而然地在那些规模巨大的老牌企业中产生——它们会更关注如何守住现有资源，因为它们最怕失去现在拥有的东西——与创造新资源所带来的机遇相比，它们失去的会比得到的多。至于花费了70年研究平衡状态理论的经济学界，则更是对这种思想推崇备至。的确，平衡状态理论便于用经济模型量化分析，但模型却把这个世界设想得过于简单化了，尤其是它所包含的主要假设——企业能力和消费者需求是一定的——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认识到能力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快速建立的，我们的世界观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关心的就不再是如何分抢蛋糕而是如何做出新蛋糕，原来的竞争性关系也变成互补性的，这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加速深化自身能力离不开其他专业化机构的帮助。以前，人们担忧的是分配的过程；而今，这种顾虑即使不能被共同创造出的新价值完全消除，至少也会大大减弱。物质产权和知识产权(指起码可以被认定为专利的创意)变得不那么关键了——虽然并不是完全失去意义——因为这些产权在自身的能力局限中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与我们共事的人，因为是他们掌握着加快创新能力建设的钥匙。随着使用物质及知识产权的新方式被不断发现，应运而生的新能力又会反过来提升我们手中产权的价值。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能够帮助我们加快能力建设的新思想正使现有的资产存量——包括信息和知识存量——相对贬值，对于所有的组织机构，而不止是商业企业，都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一家组织机构能够以何种速度加快能力建设取决于它在这种新思潮中的定位及其自身的属性。基于这种原因，新的世界观强调的重点是本地生态系统的演进、全球化流程网络以及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而不是孤立的机构本身。
比较优势也变成一种更加动态的东西。传统上，我们将比较优势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这样一些在某段时期内相对稳定的要素；而当我们开始把比较优势看作技能与实践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优势远远不是恒定不变的——随着能力建设因本地生态系统的演进而加快，优势会发生迅速的转移，全世界的生产和贸易形态会变得更加活跃。
通力合作，快速优化
加快能力建设的三个关键要素——动态专业化、连接、跨边界能力运用——不仅与商业企业相关，也将触及到更广大的政治、社会和教育机构。我们认为：这些要素最终将迫使我们对企业的合理性进行重新估量；同样地，我们也不得不对现今存在的多数机构的合理性进行重新思考。
在商业领域，创造和获取价值的重心正在从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向人才市场转移。那些能够有效地加速能力建设的机构将会创造和获得价值，而做不到这点的只能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命运。我们希望所有的组织机构，而不仅仅是商业企业，都能将这一点牢记在心。
自人类的早期历史开始，专业化就是能力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约12000年前形成的农业社会就已经依赖于专业化；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则是得益于专业化的更高发展。如今，我们在期待着新一轮的动态专业化浪潮，它将以势不可当的冲力带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水平突破。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医疗服务方面，如果医疗机构对于治疗某种疾病更加专业化，那么它们的效率——无论是以服务质量还是成本来衡量——都将大幅提高。
科技基础的显著进步使一轮又一轮的专业化浪潮成为可能，而为数众多的机构则在科技的推广速度和使用效率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在通讯领域尤其如此。
专业化需要连接性与有效的协调手段。如果企业不能借助其他的专业机构来弥补自身之不足，它们就将失去实现专业化的机会而自食苦果。连接并不是仅仅依靠通讯手段就能实现的一一贸易、金融、人员流动等诸方面的政策都在起作用，是它们共同决定了连接的水平和可靠性。教育——即使是最基础的语言教育——也对人们提高交际能力和找到共同语言至关重要。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传统则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观点和做法的接受程度，从而对提高连接性有着或好或坏的影响。
如果能与其他专业化机构相互连接，我们就创造出了高效能力建设的新机会一—通过与他人合作来更快优化自己的能力。要使这一过程更有效率，我们需要好好掌控积极摩擦力的机制。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具体讨论这种机制，在此我们只想简单解释一下：所谓“摩擦力”是指不同背景、不同能力的人们在以正确的方式共同解决问题时产生的良性互动和学习过程。积极摩擦力对于打破旧有的界线尤为有效，因为它帮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在此我们又要强调：非商业机构将在界线划定、确定跨界线合作机会和提高摩擦力的积极作用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M>集体活力与能力建设的相对速度</EM>
动态专业化、连接与杠杆能力建设，这三项要素叠加在一起，将帮助我们更快地实现能力优化。本书探讨的重点集中在商业企业的能力建设上，但其他类型的组织机构实际上也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和迫切任务。在汇集三项要素之后，我们将创造出一种强大的集体活力——不同机构、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将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从相对有限的能力向各自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专业化优势——迅速转移，而最终从中受益。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将越来越多地为上述要素的集合程度所决定——当然，这本身又要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和对动态的、非零和效应游戏规则的认知。
在这些要素逐渐汇集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们应该注意避开一个陷阱，那就是：狭隘地关注能力建设的绝对速度。全球经济的成功将依赖于一种更加动态的概念——能力建设的相对速度，在专业化的可比领域尤其如此。只要某一领域的能力建设速度超出同侪，那它就可以独领风骚。复合滚动效应本身就能带来这样的结果，而加速度效应还将使领先优势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加明显。此外，能力建设是有路径依赖性的，因此落后者要拷贝市场领先者的革新程序并非易事。要想在长时间内获取更大利益，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独特情况，找出适合自己出发点的要素配合方式，然后善加发挥利用，以取得并保持比别人高的能力建设速度。
<EM>破坏性革命的更大潜力</EM>
当我们谈论加速能力建设时，读者们可能很容易地认为我们只关注渐进式革新，而非突破性甚至是破坏性的革新。事实上，促进快速能力建设的三个要素叠加在一起，完全可能催生出上述任何一种性质的革新。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的新兴市场，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流程上都极有可能诞生出破坏性的革新，这是因为企业要争相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于低价优质产品的需求——这点我们将在第三章继续讨论。这些破坏性革新不仅将在商业企业中发生，还将渗透到所有追求提高服务效率的政府、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中。
以印度为例，当地的医疗机构管理者们付出了极大努力，以创造更加专业化的医疗服务，使更多的当地居民能够以低价得到更好的治疗。医疗机构被完全重新设计，以确保满足严格的需求。班加罗尔的娜拉亚纳•胡达亚拉心脏病治疗中心(Narayana Hrudayalaya)和新德里(New Delhi)的“心脏卫士”(Escorts)学院及研究中心都很好地证明了医疗领域专业化的价值。
这些破坏性创新将很可能在中国和印度等离岸市场出现。在那里，虽然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支付能力有限，但创新的步伐却不会停止。假以时日，新兴市场的创新技术将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与传统企业争夺市场份额。而这时人们才会发现，认为在新兴市场出现的东西只会留在新兴市场只是自己的一相情愿。这种创新技术的反攻浪潮将很快到来，正如印度的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开始在发达国家推销它们的服务。它们鼓励患者去印度接受治疗，以便在接受高水平治疗的同时节省金钱。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预测：到2012年时，“医疗旅行”将为印度带来20亿美元的年收入。
在本书结尾部分，我们简单地分析了这些变化将给商业领域的高层决策带来哪些启迪。本书虽未有针对性地论述非商业机构的情况，我们却希望来自非商业机构的人士也能提前阅读它。因为，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人们在推行机构改革和作出决策时恐怕都要考虑到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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