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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译完希尔斯的《学术的秩序》，本来打算把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和对本书的理解跟读者做一番交流，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了。一是因为本书的翻译过程拖得太长，出版社已经一催再催；二是自己现在发现实在没有对本书及其作者做出全面评价的能力；最后，阿尔特巴赫为本书所作的导言已经对希尔斯和本书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也用不着再画蛇添足了。不过，作为译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交代几句。
从副标题“当代大学论文集”不难看出，本书探讨的是教育问题。而且，希尔斯的学生中有阿尔特巴赫这样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界的知名学者。但希尔斯的学术影响，主要在社会学界，不是在教育学界。作为20世纪最具国际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希尔斯非常关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书就是在希尔斯过世后，由他的几个弟子从他有关论述高等教育的若干论文中选编辑成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这还算不上是一部专著，只是一本论文集，希尔斯好像也没有关于高等教育的专著。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38年，最晚的发表于1995年(希尔斯在这一年辞世)，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仅仅是一本书，它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学家的希尔斯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统览全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些文章前后相距五十多年，讨论的主题也不尽相同，并且作者的观点明显地既不受官方的欢迎，也与大多数主流学者相左，但希尔斯似乎并不在乎，他对高等教育领域诸多重大问题上迥异于他人的看法，在长时期内是如此地一致。从书中看到的希尔斯的形象，使我想到了那个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惜与任何真实的或虚幻的人或事挑战的堂•吉诃德。这种联想也许有些不敬。毕竟，堂•吉诃德只是塞万提斯虚构出来的一个既可爱、又可笑、还有些不自量力的骑士，而希尔斯则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尤其是学术世界的一个大师级的严肃学者。对于希尔斯，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对他的思想提出挑战、质疑、甚至批判；就我自己而言，本书的翻译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有时禁不住为其中很多老到、深邃的观点击节叫好，有时又对书中表现出的偏执和“迂腐”无法容忍。但是，有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希尔斯的这种固执，恰恰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学者身上最令人敬佩的品质。
《学术的秩序》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人类今天步入了21世纪，希尔斯的全部生活已经定格在20世纪，但他孜孜以求的现代大学的精神家园，却在19世纪的洪堡时代。洪堡是伟大的，今天依然伟大；19世纪的德国大学是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巅峰，今天也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社会总是要往前走的，大学也不例外。在希尔斯生活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之后，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美国，教学、科研、服务作为高等教育三大支柱的理念已经得到牢固确立。随着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以学生贷款和资助科研项目为主要表现形式)越来越成为大学维持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财政来源，这种资助所附带的条件和要求也对大学自治的传统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一切，在希尔斯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是大学精神的倒退。希尔斯说大学从来就不是一座象牙之塔。这一与大多数人的认识大相径庭的观点自然有发人深省之处，但希尔斯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说“象牙塔”意味着大学的封闭性，那么它做得还远远不够。大学应该“出世”(即洪堡所说的大学需要“孤寂”)，与真理为伴，而不应该“入世”，不应该介入尘世间的“实务”。
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学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思想已成明日黄花。但是，从希尔斯对大学传统价值多少有些无奈和势单力薄的呐喊中，我们能否听到一些闪光的东西呢?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诞生算起，到今天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这期间跨越了中世纪、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等重大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其间大学也在经受着历史的洗礼，经历了一次次蜕变和飞跃。但在历尽多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之后，大学之所以还叫大学，就是因为它有一些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是希尔斯一再强调的大学的精神与传统。也许有一点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改革”、“变化”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题时，国内外的学者们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大学的保守性问题，并有很多学者赋予大学的保守性以某种积极、正面的意义。希尔斯告诫我们，大学的使命是追求真理，教授的天职是以学术为业；社会、政府不应该过分干涉大学的事务，大学不应该在与社会、政府的关系中迷失自己，更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庸。大学的教授们应该享受学术世界的“孤寂”与“自由”，不应该卷入与学术无关的政治与党派之争，更不能在学术人员的任用上搀杂任何政治因素，应该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这些，在与大学相比显得更为强势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面前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但是，在大学已经变得有些“务实”、功利、甚至是浮躁的今天，希尔斯的这些肺腑之言，至少也算忠言逆耳吧。这也正如阿尔特巴赫在本书导言中所说，“对传统大学的辩护，以及应该为学术机构提供最大可能的自治来决定它们自身的目标和组织它们自己的事务这一观点，在今天并不特别受欢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希尔斯式的声音——大学的传统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捍卫者，因为它对现代大学有颇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感到有颇多遗憾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正如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收入本书的文章时间前后相距五十多年，讨论的问题以美国为主，也广泛涉及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其中的某些重要人物、事件或概念，作者一笔带过，放在作者当时的背景和读者对象上考虑，这样做也许很自然，但对今天的一部分读者来说，也许会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因此，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某些部分做了注释，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这一工作还做得很不完善。
第二，译者参加过不少学术著作(主要在教育方面)的翻译，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学术的秩序》这样巨大的挑战。我在翻译过程中，恰好我的朋友、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Charles Townley教授在北师大教育学院访学一年，给我们的研究生开设“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课程。可以说，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专家，Townley教授对书中的内容并不陌生。但当我就其中某些把握不准的句子向他请教时，他竟连呼“不可思议”。他的一个解释是，希尔斯在用德语的句式和语法写作，以至于他写出的英文即使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理解起来也颇费心思。我对德文一窍不通，无法证实Townley教授的看法，不过希尔斯的德文具有专家级的水平确是事实。不管怎样，我想看过本书或希尔斯其他著作原文的读者，都能领略到希尔斯的文风之怪异和艰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做到了十二分的认真和谨小慎微，但肯定有很多由于对原文的理解不到位而不能准确表达作者原意的地方。我真诚地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与指教。
本书原文除了英文外，还有大量的德语、法语、拉丁语的专业词汇，这一部分的翻译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深学者和德文专家、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副院长杜文棠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邢克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法国教育专家王晓辉教授都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和同事，他们对其中的德文和法文词汇的翻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前已提及的Townley教授更是花费了大量时间解答我在翻译过程中的疑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李家永
2006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译完希尔斯的《学术的秩序》，本来打算把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和对本书的理解跟读者做一番交流，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了。一是因为本书的翻译过程拖得太长，出版社已经一催再催；二是自己现在发现实在没有对本书及其作者做出全面评价的能力；最后，阿尔特巴赫为本书所作的导言已经对希尔斯和本书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也用不着再画蛇添足了。不过，作为译者，还是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交代几句。
从副标题“当代大学论文集”不难看出，本书探讨的是教育问题。而且，希尔斯的学生中有阿尔特巴赫这样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界的知名学者。但希尔斯的学术影响，主要在社会学界，不是在教育学界。作为20世纪最具国际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希尔斯非常关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书就是在希尔斯过世后，由他的几个弟子从他有关论述高等教育的若干论文中选编辑成的。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这还算不上是一部专著，只是一本论文集，希尔斯好像也没有关于高等教育的专著。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最早的发表于1938年，最晚的发表于1995年(希尔斯在这一年辞世)，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仅仅是一本书，它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学家的希尔斯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统览全书，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些文章前后相距五十多年，讨论的主题也不尽相同，并且作者的观点明显地既不受官方的欢迎，也与大多数主流学者相左，但希尔斯似乎并不在乎，他对高等教育领域诸多重大问题上迥异于他人的看法，在长时期内是如此地一致。从书中看到的希尔斯的形象，使我想到了那个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惜与任何真实的或虚幻的人或事挑战的堂•吉诃德。这种联想也许有些不敬。毕竟，堂•吉诃德只是塞万提斯虚构出来的一个既可爱、又可笑、还有些不自量力的骑士，而希尔斯则是生活在现实世界、尤其是学术世界的一个大师级的严肃学者。对于希尔斯，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对他的思想提出挑战、质疑、甚至批判；就我自己而言，本书的翻译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有时禁不住为其中很多老到、深邃的观点击节叫好，有时又对书中表现出的偏执和“迂腐”无法容忍。但是，有一点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希尔斯的这种固执，恰恰是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天职”的学者身上最令人敬佩的品质。
《学术的秩序》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人类今天步入了21世纪，希尔斯的全部生活已经定格在20世纪，但他孜孜以求的现代大学的精神家园，却在19世纪的洪堡时代。洪堡是伟大的，今天依然伟大；19世纪的德国大学是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的巅峰，今天也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社会总是要往前走的，大学也不例外。在希尔斯生活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之后，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美国，教学、科研、服务作为高等教育三大支柱的理念已经得到牢固确立。随着联邦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以学生贷款和资助科研项目为主要表现形式)越来越成为大学维持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财政来源，这种资助所附带的条件和要求也对大学自治的传统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一切，在希尔斯看来是不可容忍的，是大学精神的倒退。希尔斯说大学从来就不是一座象牙之塔。这一与大多数人的认识大相径庭的观点自然有发人深省之处，但希尔斯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说“象牙塔”意味着大学的封闭性，那么它做得还远远不够。大学应该“出世”(即洪堡所说的大学需要“孤寂”)，与真理为伴，而不应该“入世”，不应该介入尘世间的“实务”。
社会发展到今天，大学要“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思想已成明日黄花。但是，从希尔斯对大学传统价值多少有些无奈和势单力薄的呐喊中，我们能否听到一些闪光的东西呢?从欧洲最古老的大学诞生算起，到今天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这期间跨越了中世纪、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等重大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其间大学也在经受着历史的洗礼，经历了一次次蜕变和飞跃。但在历尽多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之后，大学之所以还叫大学，就是因为它有一些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是希尔斯一再强调的大学的精神与传统。也许有一点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改革”、“变化”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题时，国内外的学者们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大学的保守性问题，并有很多学者赋予大学的保守性以某种积极、正面的意义。希尔斯告诫我们，大学的使命是追求真理，教授的天职是以学术为业；社会、政府不应该过分干涉大学的事务，大学不应该在与社会、政府的关系中迷失自己，更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庸。大学的教授们应该享受学术世界的“孤寂”与“自由”，不应该卷入与学术无关的政治与党派之争，更不能在学术人员的任用上搀杂任何政治因素，应该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所有这些，在与大学相比显得更为强势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面前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但是，在大学已经变得有些“务实”、功利、甚至是浮躁的今天，希尔斯的这些肺腑之言，至少也算忠言逆耳吧。这也正如阿尔特巴赫在本书导言中所说，“对传统大学的辩护，以及应该为学术机构提供最大可能的自治来决定它们自身的目标和组织它们自己的事务这一观点，在今天并不特别受欢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希尔斯式的声音——大学的传统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捍卫者，因为它对现代大学有颇多可资借鉴的地方”。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感到有颇多遗憾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
第一，正如前面已经交代过的，收入本书的文章时间前后相距五十多年，讨论的问题以美国为主，也广泛涉及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其中的某些重要人物、事件或概念，作者一笔带过，放在作者当时的背景和读者对象上考虑，这样做也许很自然，但对今天的一部分读者来说，也许会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因此，译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某些部分做了注释，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也许这一工作还做得很不完善。
第二，译者参加过不少学术著作(主要在教育方面)的翻译，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学术的秩序》这样巨大的挑战。我在翻译过程中，恰好我的朋友、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育学院的Charles Townley教授在北师大教育学院访学一年，给我们的研究生开设“美国高等教育管理”的课程。可以说，作为美国高等教育专家，Townley教授对书中的内容并不陌生。但当我就其中某些把握不准的句子向他请教时，他竟连呼“不可思议”。他的一个解释是，希尔斯在用德语的句式和语法写作，以至于他写出的英文即使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理解起来也颇费心思。我对德文一窍不通，无法证实Townley教授的看法，不过希尔斯的德文具有专家级的水平确是事实。不管怎样，我想看过本书或希尔斯其他著作原文的读者，都能领略到希尔斯的文风之怪异和艰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虽然做到了十二分的认真和谨小慎微，但肯定有很多由于对原文的理解不到位而不能准确表达作者原意的地方。我真诚地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与指教。
本书原文除了英文外，还有大量的德语、法语、拉丁语的专业词汇，这一部分的翻译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资深学者和德文专家、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副院长杜文棠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邢克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法国教育专家王晓辉教授都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和同事，他们对其中的德文和法文词汇的翻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前已提及的Townley教授更是花费了大量时间解答我在翻译过程中的疑惑。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李家永
2006年8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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