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本书讨论了真理、批判主义和伦理学。它关注社会批判理论中针对各种反基础主义的后果所进行的争论，甚至肯定了——虽然是用特殊的方式——某些特定反基础主义的运用。本书关注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中的各种批判主义，以及这些批判主义的不同目标和结果。简言之，它首先关注的是启蒙问题。
我之所以想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对社会科学和当代社会理论论争所用的一些术语感到不满。对我来说，这些领域似乎被一种有点徒然的界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划分为一些相互竞争的立场——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感性(常常是德国的)理性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常常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等等——就我所知，很多人都这样认为。这种情况产生了大量知识分子奇观，并倾向于相互嘲讽。本书决不是对这些立场经过研究的或学术性的判决。实际上，尽管启蒙这一观念没有什么原创性，但它既不试图对这些立场进行综合，也不是对它们的提升，而是更实用地，作为从总体上超越这些争论的实质内容而关注其他问题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在真理和批判主义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上再像“成人”那样行事。
也许考虑本书目标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是对米歇尔•福柯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所提出的一些主题的一个扩展——我建议使用这个词汇。在那篇文章中，福柯提出，启蒙的观念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总体的精神气质或态度，而非特定的教条(Foucault 1984a；参见Foucaultl996)。本书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诸多后果的个人阐述。请注意，这种观点使得启蒙成为一个非常一般化的问题，严格说来，成为与启蒙时期(the Enlightenment)诸问题不同的问题，后者指的是以一些著名人物的名字为代表的知识史上的一段时期，比如卢梭、伏尔泰或孟德斯鸠。
如果说福柯关于启蒙的某些思想激发了文中很多内容的话，我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福柯主义”著作，不论福柯主义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它决不是对福柯文本的抄袭或评论。本书甚至对福柯本人提到的也不是很多。我感到欣慰的是，本书唯一直接提到福柯的部分是第五章，不论福柯的追随者还是批评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那一章所阐述的内容征服，这主要是因为第五章所展现的福柯不是寻常的、以往的、流行的那种形象。总之，吸引我的福柯形象并不是通常的福柯形象：颠覆性的欧陆哲学家、关于僭越的神秘先知、反传统的后结构主义者、关于权力的综合理论家、有关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家，或是关于总体控制性社会的阴郁先知。所有这些福柯形象都可以被遗忘。激发本书的福柯——时常是在幕后——更像个守口如瓶的动物：他是具有康德传统的伦理思想家、优秀的现代主义者而非赶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他是关注“不成熟的”人文科学的严格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者，而且似乎最不可能的是，他甚至有点像个不那么成功的盎格鲁—萨克逊经验主义者。那么，这就不是淘气的、反叛的福柯，而是——正如我某次曾听说的——以自己面目出现的福柯。这个福柯形象迄今仍普遍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想像，本书即是对这一福柯形象的敬意。
如今，我们把福柯当作职业的哲学家。然而他是将人们的特定注意力引向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家，这一点导致一些人认为福柯是社会学家。我认为这是个大错误——或者说，如果福柯是个社会学家，那么他也是特别糟糕的一个，这一点以后会逐渐明确。然而，另一方面，激发了书中后述章节内容的并非就是“哲学的”福柯。很多著作都把福柯当作哲学家来写，但是本书并非如此，这对那些在哲学领域训练有素的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实际上，就福柯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形象而言，他首先表现的是社会、人类和其他科学的批评者而非哲学家。也就是说，他并不把这些科学作为一种原则，而是把这些科学的地位当作反思和质疑，甚至是自我质疑的持续来源。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些社会和人文科学的问题是福柯唯一的关注点，而只是说这些是本书所首要关注的问题。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读者会发现，本书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讨论少于对社会理论有关议题的讨论，少于对这些议题的社会学解释的局限的讨论。
对本书接下来的内容来说，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是很不相同的。社会学家一般考察被称为社会的东西，而社会理论家则不一定如此。如果说本书对各种社会学理论都很有批判性的话，这并不是因为它旨在成为那些试图使自己合法存在的自以为是的“理论”的一种，而是致力于发现这些理论解释一些特定问题时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包括对特定种类的社会学思想的各种局限的讨论，包括对我所说的“划时代(epochal)”社会学、“关于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以及激进或批判社会学的观念等各方面的讨论。本书并不谴责社会学，但是在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揭示它的一些局限的时候，它确实在为使社会理论多少独立于这种社会学而开启一个空间。这并不是要抛弃社会学。比如说，我认为这种分离的效果主要是拯救“投射”(project)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认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实际上应该有些用处，而不仅仅只是容纳着各种无意义的无端“解释”。可见，我并不希望谴责社会学——决不是——而只是要赞扬社会理论。
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理论。也许本书很难说是对社会理论的传统操练(exercise)，这部分地是因为，社会理论似乎并不是我正描述的这种学科的非常恰当的名称，“批判理论”也许更适合。但是我一般没有使用它，因为这个词汇已经具有特定的内涵，因为它常常和非常特定的文学批判联系在一起，还因为它常常通用来指代特定流派的思想家。所以，只要这种“批判”元素被认为隐含其中，就不得不对“社会理论”这个词汇进行界定。但是，也许本书并不传统，因为它并不是那些对时代精神的宽泛诊断之一，也不是读者们在阅读社会理论著作时可能会期待的对所有对立思想的批判性消灭。实际上，本书是对隐含在很多社会理论中的傲慢态度的批判。本书主张，社会理论这样一门学科——如果它要成为这样一门“学科”的话——应该致力于建构一套核心的、严格的概念体系。毫无疑问，社会理论可以用各种概念来表述，也可能涉及多方面内容。本书指出，其核心概念之一应该是——实际上确实是——启蒙的概念。本书确实是一次操练，力图构思一种研究启蒙问题的社会理论。
这里所构思的这种社会理论不同于欧陆——或欧陆派——体系宏大且雄心勃勃的理论化做法，甚至也不是我在此所勾勒的启蒙立场所暗含的思想，即，社会理论应该关注有关启蒙的实证“理论”的发展。正如我在本书结论部分所指出的，本书所阐述的社会理论应该把自己当作一种总体上依附性的学科来看待。我这么说并不是表示，社会理论，正像如今常常看到的那样，应该致力于无尽的令人沮丧的二手评论(“福柯说……哈贝马斯说……哈拉维说……罗蒂说……”)，而是说——毫无疑问这构成了它的“社会”方面——它应该对我们在启蒙方面的现存实践进行持续的田野工作。那么，考虑到已经存在或期望存在的各种启蒙形式，这种社会理论应该是依附性的。具有这样一种依附精神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本书的核心章节(第二章到第四章)并不是对社会理论的评论，而是致力于对启蒙一些特定方面的选择性图景的构建，以及为什么，另一方面，本书那么大的篇幅都在关注实际存在的社会科学的一些趋势——因为一种“自主的”社会理论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反思这些社会理论本身宣称它们针对特定启蒙所具有的地位。尽管这种依附性研究视角中很少牵涉甚至没有牵涉到哲学问题，但它有助于将我们在此对待启蒙问题的方式看作类似于研究后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些特定的宏大主题，比如意义、时间或思想问题时的研究思路。也就是说，并不试图对一个主题在理论上进行挖掘，而是在它被使用时对之进行描述。比如，我们并不把启蒙当作一个闲着的引擎来对待，而是在它工作的时候描述它。
这种研究思路主要被如下信念所引导，即，仅凭界定无法得到启蒙的最终界定。它一直如此。如果关于启蒙的理性主义模式不会对启蒙进行很好的界定——如本书所认为的——也并非一定要采纳比较非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企图界定本身就是糟糕的。但是，我们要采纳一种特定的关于启蒙的唯名论思想，这种唯名论非常奇怪地导致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我们的唯一选择变得不是要对启蒙进行理论化，而是要对启蒙的工作状态进行勾画。然而，这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唯名论操练。实际上，它希望减轻我们在启蒙问题上的一些焦虑。
这些焦虑可以有很多名称。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我们立刻能想到的典型代表。所有这些主义都指向关于启蒙问题的一个类似主题，它们使人忧虑，担心真理也许不再是过去之真理，因此，并非所有这些主义都在批判主义的范围之内。与这种焦虑有关的立场有两个讽刺性的表现方式，其一是满怀激情地支持这种立场，彻底赞同“什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另一种做法是全盘否定，抨击反对启蒙者，坚持理性的权力以及批判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并不完全是讽刺。无论如何，本书并未采取前述任一方式，而是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
首先，试图回避因为赞成或反对启蒙而受到攻讦，我在真理和批判主义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内敛视角。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视角，它认为事情并不一定都像它们在当代“理论”中所显出的那样激烈：这一理论视角试图为萦绕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中的争论的极端性降温，提出我们至少要针对部分的既存实践来调整我们的观念。正像那些未经联合的社会主义者过去常常使用的口号，他们说自己“既不对华盛顿也不对莫斯科”效忠，本书的题词则可以简略地概括为“既非现实信仰主义也非后现代主义”。这并不是说本书是那些旨在告诉人们一些未经验证的“应该怎么做”的有计划的努力之一。相反，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在于，我们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已经有很多好的实践，而且在理论中情况也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么糟——世界本身因为很多方面确实比较糟糕而对社会科学有很大的需求，理论界情况则与此不同——实际上，我们没必要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特别是针对社会理论而言，本书实际上是致力于重构一门本已存在的学科，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试图白手起家重新创造社会理论，去对我们已经经历的所有事情进行猛烈批判，或是去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
其次，本书讨论了启蒙批判态度的含义。我认为这样一种批判态度的观念应该是——实际上也确实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这种观念需要和后现代反基础主义的诸多形态区别开来，并应该被看作是启蒙本身的一个内在方面。本书非常关注启蒙批判态度这一概念。也许这一概念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伦理概念。也就是说，指的是非常宽泛意义上的伦理学。由此可以回想福柯的观点——伦理学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道德。本书大量运用了真理伦理学、启蒙伦理学和批判伦理学等观念。
我们可以说伦理学概念在此处被利用来做了很多事情，也许太多了。但是本书既不是关于伦理哲学的书，也非提出一种特殊伦理或道德观点的伦理著作。使用伦理学观念的本意只不过是暗示我们所关注的诸多方面的一个总体空间。坚持对真理问题的伦理关注是要将这种关注方式与政治学或意识形态关注甚至是认识论关注相对比。这也是要强调内在于真理讲述或启蒙不同风格之中的困难，这样一些关注和它们作为前存在原则的运用之一一样，也是一种“痛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伦理学术语试图展示一些严格的有意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并非在其引导我们的各种生命行为的意义上说是“伦理的”，而是相反，它可能牵涉到和日常生活的有意断裂。服从一种伦理意味着有意地而且有点人为地甚至以其他承诺为代价暂时退回到一种特定的承诺之中。关于持续启蒙批判的态度的观念恰恰在后一种含义上是伦理性的。
因为这样一种伦理关注，读者们会发现本书在有些地方很倾向于探讨教学和教育问题。本书并没有提供教育“理论”，但是它确实试图讨论我们可能从传授社会理论这样的学科中期待得到怎样的价值或效果。这样说可能使这种讨论显得也许比它的本意要更加有计划性一些，有时候似乎显得像道德问题。但是我在谈伦理或“教育”关注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最关注的其实是任何与道德(morals)或道德体系(morality)有关的内容。本书并不提供任何一种道德体系，当然也不提供和启蒙有关的道德体系。关注伦理与假定一种有关个人自己的道德权威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反，它实际上是将那种态度——包括如今常常被称为“伦理”态度的那种政治态度，比如各种可疑的本质上具有说教意味的共产主义——坚定地重新放回被质疑的地位。如果本书主要是探讨关于质疑所有一切的精神气质，这并不是暗示关于这种无尽质疑的道德的一种枯燥的、自我沉醉的而且最终无意义的呼吁。如果我们传授这样一种东西，那几乎和一劳永逸地告诉我们的对话者，我们已经发现了最终对付和将真理本身控制在我们手心的正确的最终道路一样不负责任和不成熟。
我之所以想要写这本书，是因为对社会科学和当代社会理论论争所用的一些术语感到不满。对我来说，这些领域似乎被一种有点徒然的界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划分为一些相互竞争的立场——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感性(常常是德国的)理性主义和不负责任的(常常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等等——就我所知，很多人都这样认为。这种情况产生了大量知识分子奇观，并倾向于相互嘲讽。本书决不是对这些立场经过研究的或学术性的判决。实际上，尽管启蒙这一观念没有什么原创性，但它既不试图对这些立场进行综合，也不是对它们的提升，而是更实用地，作为从总体上超越这些争论的实质内容而关注其他问题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在真理和批判主义这样一些困难的问题上再像“成人”那样行事。
也许考虑本书目标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是对米歇尔•福柯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所提出的一些主题的一个扩展——我建议使用这个词汇。在那篇文章中，福柯提出，启蒙的观念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总体的精神气质或态度，而非特定的教条(Foucault 1984a；参见Foucaultl996)。本书实际上是对这种观点诸多后果的个人阐述。请注意，这种观点使得启蒙成为一个非常一般化的问题，严格说来，成为与启蒙时期(the Enlightenment)诸问题不同的问题，后者指的是以一些著名人物的名字为代表的知识史上的一段时期，比如卢梭、伏尔泰或孟德斯鸠。
如果说福柯关于启蒙的某些思想激发了文中很多内容的话，我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福柯主义”著作，不论福柯主义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它决不是对福柯文本的抄袭或评论。本书甚至对福柯本人提到的也不是很多。我感到欣慰的是，本书唯一直接提到福柯的部分是第五章，不论福柯的追随者还是批评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那一章所阐述的内容征服，这主要是因为第五章所展现的福柯不是寻常的、以往的、流行的那种形象。总之，吸引我的福柯形象并不是通常的福柯形象：颠覆性的欧陆哲学家、关于僭越的神秘先知、反传统的后结构主义者、关于权力的综合理论家、有关社会控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家，或是关于总体控制性社会的阴郁先知。所有这些福柯形象都可以被遗忘。激发本书的福柯——时常是在幕后——更像个守口如瓶的动物：他是具有康德传统的伦理思想家、优秀的现代主义者而非赶时髦的后现代主义者，他是关注“不成熟的”人文科学的严格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者，而且似乎最不可能的是，他甚至有点像个不那么成功的盎格鲁—萨克逊经验主义者。那么，这就不是淘气的、反叛的福柯，而是——正如我某次曾听说的——以自己面目出现的福柯。这个福柯形象迄今仍普遍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想像，本书即是对这一福柯形象的敬意。
如今，我们把福柯当作职业的哲学家。然而他是将人们的特定注意力引向社会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家，这一点导致一些人认为福柯是社会学家。我认为这是个大错误——或者说，如果福柯是个社会学家，那么他也是特别糟糕的一个，这一点以后会逐渐明确。然而，另一方面，激发了书中后述章节内容的并非就是“哲学的”福柯。很多著作都把福柯当作哲学家来写，但是本书并非如此，这对那些在哲学领域训练有素的人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实际上，就福柯实际上表现出来的形象而言，他首先表现的是社会、人类和其他科学的批评者而非哲学家。也就是说，他并不把这些科学作为一种原则，而是把这些科学的地位当作反思和质疑，甚至是自我质疑的持续来源。这并不是说我认为这些社会和人文科学的问题是福柯唯一的关注点，而只是说这些是本书所首要关注的问题。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读者会发现，本书对哲学和哲学家的讨论少于对社会理论有关议题的讨论，少于对这些议题的社会学解释的局限的讨论。
对本书接下来的内容来说，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是很不相同的。社会学家一般考察被称为社会的东西，而社会理论家则不一定如此。如果说本书对各种社会学理论都很有批判性的话，这并不是因为它旨在成为那些试图使自己合法存在的自以为是的“理论”的一种，而是致力于发现这些理论解释一些特定问题时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包括对特定种类的社会学思想的各种局限的讨论，包括对我所说的“划时代(epochal)”社会学、“关于社会的科学”的观念以及激进或批判社会学的观念等各方面的讨论。本书并不谴责社会学，但是在试图用各种方式来揭示它的一些局限的时候，它确实在为使社会理论多少独立于这种社会学而开启一个空间。这并不是要抛弃社会学。比如说，我认为这种分离的效果主要是拯救“投射”(project)这样一个观念：也就是说，认为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实际上应该有些用处，而不仅仅只是容纳着各种无意义的无端“解释”。可见，我并不希望谴责社会学——决不是——而只是要赞扬社会理论。
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理论。也许本书很难说是对社会理论的传统操练(exercise)，这部分地是因为，社会理论似乎并不是我正描述的这种学科的非常恰当的名称，“批判理论”也许更适合。但是我一般没有使用它，因为这个词汇已经具有特定的内涵，因为它常常和非常特定的文学批判联系在一起，还因为它常常通用来指代特定流派的思想家。所以，只要这种“批判”元素被认为隐含其中，就不得不对“社会理论”这个词汇进行界定。但是，也许本书并不传统，因为它并不是那些对时代精神的宽泛诊断之一，也不是读者们在阅读社会理论著作时可能会期待的对所有对立思想的批判性消灭。实际上，本书是对隐含在很多社会理论中的傲慢态度的批判。本书主张，社会理论这样一门学科——如果它要成为这样一门“学科”的话——应该致力于建构一套核心的、严格的概念体系。毫无疑问，社会理论可以用各种概念来表述，也可能涉及多方面内容。本书指出，其核心概念之一应该是——实际上确实是——启蒙的概念。本书确实是一次操练，力图构思一种研究启蒙问题的社会理论。
这里所构思的这种社会理论不同于欧陆——或欧陆派——体系宏大且雄心勃勃的理论化做法，甚至也不是我在此所勾勒的启蒙立场所暗含的思想，即，社会理论应该关注有关启蒙的实证“理论”的发展。正如我在本书结论部分所指出的，本书所阐述的社会理论应该把自己当作一种总体上依附性的学科来看待。我这么说并不是表示，社会理论，正像如今常常看到的那样，应该致力于无尽的令人沮丧的二手评论(“福柯说……哈贝马斯说……哈拉维说……罗蒂说……”)，而是说——毫无疑问这构成了它的“社会”方面——它应该对我们在启蒙方面的现存实践进行持续的田野工作。那么，考虑到已经存在或期望存在的各种启蒙形式，这种社会理论应该是依附性的。具有这样一种依附精神就解释了为什么一方面本书的核心章节(第二章到第四章)并不是对社会理论的评论，而是致力于对启蒙一些特定方面的选择性图景的构建，以及为什么，另一方面，本书那么大的篇幅都在关注实际存在的社会科学的一些趋势——因为一种“自主的”社会理论的主要功能应该是反思这些社会理论本身宣称它们针对特定启蒙所具有的地位。尽管这种依附性研究视角中很少牵涉甚至没有牵涉到哲学问题，但它有助于将我们在此对待启蒙问题的方式看作类似于研究后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些特定的宏大主题，比如意义、时间或思想问题时的研究思路。也就是说，并不试图对一个主题在理论上进行挖掘，而是在它被使用时对之进行描述。比如，我们并不把启蒙当作一个闲着的引擎来对待，而是在它工作的时候描述它。
这种研究思路主要被如下信念所引导，即，仅凭界定无法得到启蒙的最终界定。它一直如此。如果关于启蒙的理性主义模式不会对启蒙进行很好的界定——如本书所认为的——也并非一定要采纳比较非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企图界定本身就是糟糕的。但是，我们要采纳一种特定的关于启蒙的唯名论思想，这种唯名论非常奇怪地导致一种现实主义，因为我们的唯一选择变得不是要对启蒙进行理论化，而是要对启蒙的工作状态进行勾画。然而，这并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唯名论操练。实际上，它希望减轻我们在启蒙问题上的一些焦虑。
这些焦虑可以有很多名称。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我们立刻能想到的典型代表。所有这些主义都指向关于启蒙问题的一个类似主题，它们使人忧虑，担心真理也许不再是过去之真理，因此，并非所有这些主义都在批判主义的范围之内。与这种焦虑有关的立场有两个讽刺性的表现方式，其一是满怀激情地支持这种立场，彻底赞同“什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另一种做法是全盘否定，抨击反对启蒙者，坚持理性的权力以及批判的权利。实际上，这些并不完全是讽刺。无论如何，本书并未采取前述任一方式，而是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
首先，试图回避因为赞成或反对启蒙而受到攻讦，我在真理和批判主义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内敛视角。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视角，它认为事情并不一定都像它们在当代“理论”中所显出的那样激烈：这一理论视角试图为萦绕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中的争论的极端性降温，提出我们至少要针对部分的既存实践来调整我们的观念。正像那些未经联合的社会主义者过去常常使用的口号，他们说自己“既不对华盛顿也不对莫斯科”效忠，本书的题词则可以简略地概括为“既非现实信仰主义也非后现代主义”。这并不是说本书是那些旨在告诉人们一些未经验证的“应该怎么做”的有计划的努力之一。相反，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在于，我们在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已经有很多好的实践，而且在理论中情况也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么糟——世界本身因为很多方面确实比较糟糕而对社会科学有很大的需求，理论界情况则与此不同——实际上，我们没必要总是担心天会塌下来。特别是针对社会理论而言，本书实际上是致力于重构一门本已存在的学科，而不是自以为是地试图白手起家重新创造社会理论，去对我们已经经历的所有事情进行猛烈批判，或是去重新评价所有的价值。
其次，本书讨论了启蒙批判态度的含义。我认为这样一种批判态度的观念应该是——实际上也确实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这种观念需要和后现代反基础主义的诸多形态区别开来，并应该被看作是启蒙本身的一个内在方面。本书非常关注启蒙批判态度这一概念。也许这一概念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伦理概念。也就是说，指的是非常宽泛意义上的伦理学。由此可以回想福柯的观点——伦理学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道德。本书大量运用了真理伦理学、启蒙伦理学和批判伦理学等观念。
我们可以说伦理学概念在此处被利用来做了很多事情，也许太多了。但是本书既不是关于伦理哲学的书，也非提出一种特殊伦理或道德观点的伦理著作。使用伦理学观念的本意只不过是暗示我们所关注的诸多方面的一个总体空间。坚持对真理问题的伦理关注是要将这种关注方式与政治学或意识形态关注甚至是认识论关注相对比。这也是要强调内在于真理讲述或启蒙不同风格之中的困难，这样一些关注和它们作为前存在原则的运用之一一样，也是一种“痛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伦理学术语试图展示一些严格的有意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并非在其引导我们的各种生命行为的意义上说是“伦理的”，而是相反，它可能牵涉到和日常生活的有意断裂。服从一种伦理意味着有意地而且有点人为地甚至以其他承诺为代价暂时退回到一种特定的承诺之中。关于持续启蒙批判的态度的观念恰恰在后一种含义上是伦理性的。
因为这样一种伦理关注，读者们会发现本书在有些地方很倾向于探讨教学和教育问题。本书并没有提供教育“理论”，但是它确实试图讨论我们可能从传授社会理论这样的学科中期待得到怎样的价值或效果。这样说可能使这种讨论显得也许比它的本意要更加有计划性一些，有时候似乎显得像道德问题。但是我在谈伦理或“教育”关注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最关注的其实是任何与道德(morals)或道德体系(morality)有关的内容。本书并不提供任何一种道德体系，当然也不提供和启蒙有关的道德体系。关注伦理与假定一种有关个人自己的道德权威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反，它实际上是将那种态度——包括如今常常被称为“伦理”态度的那种政治态度，比如各种可疑的本质上具有说教意味的共产主义——坚定地重新放回被质疑的地位。如果本书主要是探讨关于质疑所有一切的精神气质，这并不是暗示关于这种无尽质疑的道德的一种枯燥的、自我沉醉的而且最终无意义的呼吁。如果我们传授这样一种东西，那几乎和一劳永逸地告诉我们的对话者，我们已经发现了最终对付和将真理本身控制在我们手心的正确的最终道路一样不负责任和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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