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 平装突厥学研究丛书

一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

 

总 序
陈浩
突厥的“祛魅”
商务印书馆编辑提议，由我主编一套以突厥语人群为主题的丛书，我欣然应允。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将丛书命名为“突厥学研究丛书”。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突厥”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它犹如远山叠影一般，让人看不清本质。我们有必要廓清“突厥”和“突厥语人群”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从而对“突厥”的认知误区进行澄清。
“突厥”一词最早见于汉文史料记载，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年间。学者们一般认为，汉文“ 突厥”的语源是*Türküt，词尾的-t 是某种（蒙古语或粟特语的）复数形式。在突厥碑铭中“突厥”有两种写法，分别是 和 ，换写成拉丁字母则分别是t2ẅr2kẅ 和t2ẅr2k2。根据如尼文的拼写规则，理论上它可以转写成türk、türük 和türkü 三种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更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关于“突厥”一词的含义，最早的一种解释出自汉文史料。《周书•突厥传》：“（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现代突厥学家一般将Türk 释为“强有力的”。
公元552 年，突厥首领土门推翻了柔然人的统治，自称“伊利可汗”，正式肇建了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汗国。不久，由于内乱，突厥汗国便形成了以西域为中心的西突厥和以漠北为中心的东突厥的东西分治格局。贞观四年（630 年），东突厥汗国颉利可汗被唐朝大将李靖俘获，东突厥汗国灭亡。唐廷将东突厥降户安置在河套地区，并在此设立都督府州，以东突厥首领为都督、刺史。显庆三年（658 年），唐朝派兵消灭了阿史那贺鲁，标志着西突厥的统治彻底终结。调露元年（679 年），突厥降户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奉职反唐，未果。永淳元年（682 年），骨咄禄率众起义，复兴了东突厥汗国，史家一般称之为“第二突厥汗国”或“东突厥第二汗国”。天宝四载（745 年），末任阿史那家族白眉可汗被回鹘击杀，东突厥第二汗国灭亡。突厥汗国的统治阶层几乎都迁到了唐朝境内，作为被统治阶层的草原部落，经过短暂的整顿，形成了新的政治体。
突厥汗国崩溃之后，漠北草原兴起了回鹘汗国。回鹘在北朝时期是高车或铁勒的一支，汉译“袁纥”，属于原生的漠北草原游牧势力，在唐朝是漠北“九姓”之一。中古时期，回鹘的音译除了“袁纥”之外，还有“韦纥”、“回纥”，其中“回纥”较为常用。安史之乱后，回鹘统治者要求唐朝廷把本族的族名从“回纥”改为“回鹘”，取“捷鸷犹鹘”之义。无论是从汉文史料来看，还是从回鹘汗国时期的漠北碑文来看，他们都是把前朝政权称为“突厥”，自称“回鹘”，这一区分是很明确的。
突厥汗国灭亡之后，在汉文史料中“突厥”一词几乎被废弃，历代的中原王朝也都同步地更新了各自时代内西域和漠北民族的称谓。“突厥”作为部族名，在汉文史料中年代最晚的例子是辽代的隗衍突厥和奥衍突厥。由于《辽史》中仅有只言片语，所以很难确定这个隗衍突厥与唐朝的突厥有何关系，可能是袭用了唐朝的旧名，因为《辽史•兵卫志》提到辽属国时，不仅列举了突厥，还提到了乌孙、吐谷浑等，这些显然都是历史上的旧称。宋以后史料中提到突厥的，多为类书从正史中摘录有关北朝、隋唐之际突厥汗国的内容。
虽然“突厥”在汉文史料中成为过时的历史名词，但它在中国以西的不同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被继续使用着。自6 世纪以来，拜占庭史料中就有关于突厥（Tούρκοι）的记载，它指代的对象当然是突厥汗国这一政治实体，具体应该是室点密系的西突厥。同时，“突厥”在东罗马的历史叙事传统中又被赋予了“异族”、“他者”的文化内涵，取代了“斯基泰”成为游牧民族的泛称。因此，随着突厥汗国的灭亡，拜占庭史料中“突厥”的指代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9 世纪的拜占庭历史编纂中，Tούρκοι 一词一般是指哈扎尔人。10 世纪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帝国行政录》中提到Tούρκοι，并且将其与其他突厥语人群诸如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和不里阿耳人区分开来。该语境中的“突厥”指的是马札尔人，也就是匈牙利人。拜占庭关于“突厥”的看法，还影响到了穆斯林史家，10 世纪穆斯林文献中的“突厥”概念，也包括马札尔人。
早期穆斯林文献中的指代的对象并不固定，包括马札尔、吐蕃甚或基马克，要视具体的语境而定。总的来说，早期穆斯林文献（例如《世界境域志》）中的“突厥”，泛指欧亚草原上的非穆斯林游牧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定居人群用以建构自我身份的“他者”。11 世纪喀喇汗王朝的麻赫默德•喀什噶里为了让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突厥语人群并学习他们的语言，特意用阿拉伯语编纂了一部《突厥语大词典》。喀什噶里在“导论”中列举的“突厥人和突厥诸部落”名单上，有许多不是讲突厥语的人群。这说明，喀什噶里观念中的“突厥”，不单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
13 世纪的漠北草原，兴起了一个以蒙古语人群为主体的帝国。在穆斯林文献中，蒙古只是“突厥”的一部。伊利汗国的宰相拉施特在《史集》中使用的概念，就包括蒙古诸部落，而“蒙古”只是后起的一个族名，它本属于突厥部落。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西征，成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梦魇。西欧人用与“鞑靼”（Tatar）读音相似的Tartar（“地狱”）来称呼蒙古人。随着拔都在东欧建立金帐汗国，以及成吉思汗后裔在中亚统治，西欧语境中的“鞑靼”一词逐渐成为内陆亚洲民族的泛称，包括漠北的蒙古语人群和东欧、中亚的突厥语人群。东欧和中亚的蒙古统治阶层，在语言上经历了一个突厥语化的过程。例如，17 世纪希瓦汗国的统治者阿布尔— 哈齐—把阿秃儿汗，在血统上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说的语言却是突厥语，他撰写的王统世系，也叫《突厥世系》。
近代早期西欧语境中的Turk，特指奥斯曼帝国境内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语人群。奥斯曼人的自称是“奥斯曼人”（Osmanli），所有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人，也都被称为“奥斯曼人”。奥斯曼人反感欧洲人称他们为Turk，在奥斯曼人看来，Turk 这一称呼只适用于中亚人以及在呼罗珊荒漠里过着单调生活的人。在19 世纪以前，奥斯曼帝国没有任何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突厥汗国的尝试，甚至都不知道后者的存在。近代西欧的Turk 概念在指涉对象上有一个延展，主要是因为学者发现了奥斯曼语与内陆亚洲所谓的“鞑靼语言”之间存在着联系。欧洲东方学家们借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逐渐将安纳托利亚、中亚、中国新疆、东欧鞑靼、俄国西伯利亚等地的突厥语人群，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学范畴之下。这一语言学成果，被19 世纪后期的突厥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发展出了一套基于语言学概念的“泛突厥主义”政治话语。
19 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流域发现了后来命名为《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石碑，用汉文和突厥文两种文字镌刻。这种外形酷似北欧如尼文的突厥文字被释读之后，迅速在西欧学术界引起轰动。鄂尔浑碑铭之于突厥学的意义，不亚于罗塞塔碑之于埃及学的意义。在鄂尔浑碑铭释读的推动下，湮没于汉文史料中的“突厥汗国”得以重见天日。一些“泛突厥主义”理论的鼓吹者把突厥汗国视为土耳其人历史上的王朝，并从汉文史料中断章取义，试图重构昔日帝国的辉煌。“泛突厥主义”的理论家还企图建立一个囊括欧亚大陆所有操突厥语人群的政治共同体。
然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突厥汗国灭亡之后，“突厥”的概念虽然在拜占庭、穆斯林、西欧等语境中继续使用，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语境中它所指涉的对象都不一样，根本不存在一种连续的、统一的所谓“突厥民族”认同。19 世纪以来，欧洲东方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理论，把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突厥语人群，都归类于“突厥语族”的范畴之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 people），它是一个语言学范畴。汉文中的“突厥”是一个历史名词，专门指公元6—8 世纪的草原游牧政权。
最后，我们衷心希望这套“突厥学研究丛书”能够普及有关突厥和突厥语人群的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让突厥“祛魅”（Entzauberung，韦伯语），还其本来面目。

陈浩，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教轨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历史学博士，上海市“青年东方学者”。学术兴趣包括突厥学、中亚史和全球史。主编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the Medieval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 Szeged, 2019，在《中亚学刊》（Central Asiatic Journal）、《学术月刊》、《史学理论研究》、《西域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各1项，译著1部：《全球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20 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本书所收9 篇文章和1 篇书评，都是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国、美国、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研究突厥历史和语言的深厚传统。当然，中国学者对突厥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汉语文献相对容易获得，所以就没有将其纳入本书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取舍，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学者在研究突厥和突厥语人群历史时的关怀和问题意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拓跋魏的语言
第一突厥汗国《布古特碑》释读
东突厥汗国衰亡的环境和社会政治因素
薛延陀考
跋《暾欲谷碑—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的东突厥汗国史
内陆亚洲帝国形成论—以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为例
评〔德〕史书仁（Sören Stark）《突厥汗国时期内陆亚洲的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
若干早期内陆亚洲名号考证
突厥语人群历史上政权合法性的模式
关于乌兹别克汗国的几条拉丁文史料

导 读
（节选）
作为商务印书馆“突厥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既是一部突厥简史—读者从中可以管窥突厥汗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也是20 世纪西方突厥历史研究的一部学术史，可以借此了解西方学者研究突厥历史的路径和范式。作为该领域内的第一部“文选”，我们希望《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能对读者了解突厥汗国和突厥语人群的历史有所裨益。
本书所收9 篇文章和1 篇书评，都是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德国、美国、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有研究突厥历史和语言的深厚传统。当然，中国学者对突厥的研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汉语文献相对容易获得，所以就没有将其纳入本书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一取舍，也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外国学者在研究突厥和突厥语人群历史时的关怀和问题意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们反复强调，汉文中的“突厥”专指公元6—8 世纪中国北方的游牧政权—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瓦解之后，“突厥”的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不同文化语境和不同历史时期，“突厥”的指称都是不一样的（详见“总序”）。用一句话来概括突厥概念的变迁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8 世纪以后在语言上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不同部落、民族或政治体，统称为“突厥语人群”或“操突厥语的人群”（Turkic-speakingpeople）。
本书的第1 篇文章讨论拓跋鲜卑的语言属性，系笔者在北大攻读硕士学位期间（2009—2012 年）翻译，收入本书时对个别参考文献做了修订。卜弼德认为它是一种突厥语，而不是蒙古语。读者可以借此文来了解突厥汗国兴起之前（可能）操突厥语人群的历史，相当于“突厥前史”。卜弼德是俄裔美国学者，以汉学研究见长。他利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围绕中古汉文史料中北族名号的阿尔泰语词源，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札记，编成《胡天汉月方诸》一书，享誉学林。
作为6—8 世纪欧亚大陆的草原帝国，突厥与中原王朝和拜占庭在外交、军事、贸易等各方面都有互动。因此，有关突厥的史料主要保存在汉语、希腊语的文献中，因为这些定居民族有书写历史的传统。难能可贵的是，与匈奴、柔然、鲜卑等草原政权不同，突厥留下了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书写的石刻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用“他者”书写的历史。
第一突厥汗国时期的石刻史料，大型且相对完整的只有一通《布古特碑》，且用粟特语和粟特文书写。我们很难仅凭这一个例子，就推断第一突厥汗国的统治精英使用的是粟特语而不是突厥语。本书第2 篇文章，是苏联突厥史名家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伊朗学家列维谢茨共同对布古特碑文的解读，历史背景是木杆可汗执政前后。作为最早的研究者，他们的解读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例如，他们认为布古特碑碑首是一个母狼的形象，这是过于执泥于突厥母狼起源传说的后果，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螭首形象。另外，日本学者在20 世纪90 年代曾对包括布古特碑在内的突厥碑铭重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录文。从常理上讲，考虑到风蚀等自然因素，年代越早的实地勘察，碑文的可辨识度越高。即便如此，日本学者吉田丰还是提出了不少新的解读，例如他认为nwh snk’’ wst“建立新的僧伽”应当读作nwm snk’’ wst“建立教法之石”，更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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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厥汗国衰亡的环境和社会政治因素*
〔美〕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等 撰
陈浩 译
突厥游牧政权在公元6 世纪中叶兴起于中亚和蒙古草原（Sinor1990）。551 年（译按：一说552 年），在反对旧主柔然的叛乱之后，突厥人肇建了自己的汗国，并开始向西扩张。突厥汗国很快便分成东、西两翼，西突厥隶属于东突厥汗国，都是由阿史那家族统治。两翼的势力逐渐独立，甚至互相敌对，最后发展成东、西两个汗国。东突厥汗国在7 世纪早期，利用隋末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向中原政权索要贡赋。在7 世纪20 年代，东突厥汗国的颉利可汗严重威胁着唐朝的北方。颉利可汗的军队于626 年抵达渭水，与唐都长安仅有一箭之遥，不过在从唐朝获得大量物资之后便撤军了（Graff 2002）。然而，东突厥汗国在630 年遭受唐朝的打击之后便在政治上瓦解了。
历史学家把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归因于一场内部危机—招致唐太宗对突厥进行军事干预。此事件以突厥军队的失败和突厥可汗的被俘而终结（Graff 2002; Eisenberg 1997）。在这一事件发生之前，汉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627 年突厥境内强降雪及其所导致的大面积饥馑和牲畜死亡的记载（《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第5158—5159 页）。由气候异常所导致的经济困境，很快演变成一场广泛的政治危机—或许部分是由早前的政治动荡和内部分化所导致的。对突厥政权来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国内属部的反叛，以及他们的统治正当性在内部受到了挑战。
费杰等人（Fei et al. 2007; Fei 2008）从汉文史料中选择了一些关于极端天气和饥荒的事件，来说明气候可能在突厥汗国的骤亡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们还怀疑，当时的环境变化，是由626 年左右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火山喷发所引起的。最近对两极地区冰川的化学分析表明，这一波动大致发生于北半球的温带地区（Sigl et al.2015）。虽然626 年气候变化的迹象在南极地区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地的硫化物异常却是此事件最好的佐证，这是北格陵兰岛NEEM（译按：NEEM 是指一个从北格陵兰岛探取冰核的项目）2000 年的记录中除了1783—1784 年冰岛拉基火山喷发以外的最大痕迹（Thordason and Self 2003）。在南极地区没有迹象说明这次火山喷发发生于北半球纬度较高的区域。Stothers 和Rampino（1983），以及Stothers（2002）列举了（年代较晚的）中世纪拜占庭和叙利亚史料中的证据，来证明626 年左右有一股平流层悬浮体存在。不过，文献中的年代以及他对文献的解读，还不是很明确。
众所周知，大型的、富含硫化物的火山喷发可以造成好几年连续的夏季异常变冷（Robock 2000; Cole-Dai 2010）。但是，如果往届火山喷发的地点、时间和硫化物的产量不能得到有效的限定，那么气候模式的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Timmreck 2012），有碍它们与以标准量为基础的气候重构数据进行对比（Esper et al. 2013; Stoff elet al. 2015），以及任何的历史学解读（Büntgen et al. 2011; Büntgenet al. 2015; Guillet et al. 2017; Oppenheimer et al. 2017）。即便是在火山喷发事件为人所熟知的区域，在评估距离火山较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影响时，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因果关系，还是需要十分谨慎，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他的因素（Oppenheimer 2011, 2015; Büntgenet al. 2016）。
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火山喷发所导致的夏季变冷，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东突厥汗国的衰亡，如果是，又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它的衰亡？我们以跨学科团队合作的形式，遣用历史、年轮和冰核的证据，来重构并阐释东突厥汗国晚期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人口转型的时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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