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平装抗战大迁移丛书

    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七七事变之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推荐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抗战大迁移”丛书，共五本：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王红曼《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常云平、刘力《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
   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民国建立，孙中山、蒋介石先后定都南京，政治中心也自北京转到南方。东南一带濒海，有与海外交通、习染欧风美雨之利，繁荣富庶，人丁丛衍。然而，利弊相生，东南一带地势平坦，不是能攻易守之地。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外敌大多来自北方，而近代中国的外敌则大都来自海上。这样，东南地区地理上的优势便转化为军事上的劣势，一旦外敌入侵，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南京等地便立即暴露于敌人的炮口之下。南京，一向以龙盘虎踞著称，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判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南京不是可战之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于次年1月进攻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蒋介石就曾考虑“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问题，认为“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两天后，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
   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迁都，只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转移。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1935年2月，他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1936年6月，蒋介石对来华的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表示：“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谈话表明，在蒋介石心中，其抗日计划已经非常明晰。同年9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集中对倭”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中日之间的“调整国交”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态度强硬，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指示冯玉祥、程潜、朱培德等人拟具抗战方案，首先进攻上海日军，指示孔祥熙将上海的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指示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这就表明，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一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迁移的准备和计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以淞沪抗战。日军以28万人之众，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英勇抵抗，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随迁。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谴责日军“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宣言》表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在此前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心人为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但是，研究和叙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还寥若晨星，许多通史性的著作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草率带过。现在唐润明、孟国祥等先生的这五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深入、翔实地叙述了抗战时期，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以至广大民众的迁移史、流亡史，评述了这一迁移在粉碎日寇速战速决阴谋，保存和发展抗战实力，建设西南后方，夺取最后胜利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就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是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值得庆贺。
                                                               杨天石
                                                      2015年5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孟国祥，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专著（合著）十余部，如《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国共抗战大肃奸》《蒋介石六面迷云》《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损失》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是商务印书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推出的重点主题出版物“抗战大迁移丛书”中的一种。
    抗战时期的文化机构大迁移，是由政府主导和文化人参与的浩大工程，是民族自救、文化抗战的万里长征，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本书以准确丰富的史料，以专题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战时博物馆、图书馆、出版机构、艺术团体等文化机构从谋划、准备到实施搬迁的全过程及特点，大迁移对沿途地区、迁移目的地乃至对抗战全局的影响，以及大批学人烽火战乱之际的社会担当，呵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坚守与情怀。　
 

前言………………………………………………………………… 1
综 述… ……………………………………………………………… 1
古物内迁篇……………………………………………………… 15
一、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博物事业… ………………………………16
二、论辩声中的北平古物南迁… …………………………………26
三、抗战烽火中的漫漫西征… ……………………………………55
四、地方博物馆的迁徙及损失… …………………………………90
五、战后文物的东归与分流… ………………………………… 108
六、文物成功内迁原因透视… ………………………………… 120
图书机构内迁篇………………………………………………… 131
一、抗战硝烟下各类图书馆的转移… ………………………… 132
二、国家级图书馆的内迁… …………………………………… 145
三、省立图书馆典籍与古物的西迁… ………………………… 170
四、省立图书馆在境内的转移… ……………………………… 204
五、教育科研机构的图书转移… ……………………………… 230
六、后方图书馆事业的复兴… ………………………………… 244
艺术团体播迁篇………………………………………………… 251
一、流离颠沛的电影业… ……………………………………… 252
二、烽火中的剧团内迁… ……………………………………… 273
三、弦歌不绝的抗战音乐… …………………………………… 311
四、流动的抗战漫画… ………………………………………… 331
书业报刊内迁篇………………………………………………… 351
一、风云激荡的报业内迁… …………………………………… 352
二、图书出版机构的内迁… …………………………………… 381
后 记… …………………………………………………………… 420

    （三）险象丛生的内迁之旅

    自1937 年8 月起，暂时存放南京的中华古物，开启了分途内迁后方的艰难历程。此次西迁，长达10年之久，穿越中国10 余省份，行程跨越数万里。其间，途经三峡险滩，越过秦岭蜀道，更遭遇日机的狂轰滥炸，所幸的是，我中华近两万箱文物竟能一次次渡过劫难而安然无恙。每每遭遇惊险之后，既有后怕，更有苍天神佑、文物有灵性之感。

    1.遭遇空袭，陆路多处遇险

    北迁的火车分三批运出。1937年12月8日，是最后一批文物从南京浦口车站北运的日子。那时，南京保卫战已经打响，南京东西南三面被敌人包围，四天后南京就陷于敌手。这批几乎是听着枪炮声运出来的，如果当时有一发炮弹击中转移文物的火车，损失都将是非常惨重的。

    火车沿津浦线向北进发，先到徐州，再转陇海线向陕西进发。一次，文物专列在徐州站停靠加水加煤，刚加完，10余架日军飞机就呼啸着直扑徐州火车站。经过伪装的国宝专列闻警后急速从火车站开出，顷刻间，敌机轰炸了火车站，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车站顿时化成一片火海。文物专列的押运人员还能听见巨大的爆炸声，吓出一身冷汗，看来只是分秒之差。

    第三专列沿陇海线西行到了郑州火车站后，又一次遭遇敌机空袭。当时专列在郑州火车站停靠加水加煤，专列司机刚好离开了火车驾驶室，空袭突然而至。空袭警报刚响完，日军的机群就飞临郑州上空，在火车站投下了大量炸弹，车站周围熊熊大火。当司机急急忙忙赶回文物专列时，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火车站停靠的其他火车几乎都被炸弹炸中，正燃起熊熊大火，唯独文物专列没有冒出一丝黑烟，竟然在轰炸中安然无恙。军警和押运人员们一起动手，刻不容缓地移动专列，让它马上冲出火海，驶出火车站。

    吴玉璋后来回忆时，仍心有余悸。火车到郑州站，他便下车和站长商量接驳事宜，当他回到货车调运场时，见到几列火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 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别人打听，有人说那列火车烧了，另一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发现驻军已将火车开走。当我后来又回到原来那列火车上，我才觉得大家同样关心国宝，绝不能使国宝受到损失。”空袭过后，车站只剩下孤零零的雨棚和几间宿舍。

    2. 危机四伏，空袭前发后至

    南路80箱文物是北平古物中的精品。1937年8月12日,这批文物从南京船运汉口，再用火车转到长沙，当时储藏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并计划在岳麓山脚下开凿山洞，准备在长沙长期坚守。“后来，局势日甚一日地恶化，在爱晚亭附近开设山洞的计划还没有实施，长沙已经有了空袭警报。”1938 年1 月12 日，奉命再次将文物启运，绕道桂林迁往贵阳。文物离开长沙不到一月，长沙即遭空袭，湖南大学图书馆被炸为平地，过了不久，爱晚亭附近又遭轰炸，如果晚启运几天，后果不堪设想。

    南路文物于1938年2月1日全部到贵阳后，贮藏在六广门委员长行营花园中的平房里。1939年1月18日，文物又转迁到安顺县南门外的华严洞内。文物迁出贵阳才半个月，日军飞机即于2月4日轰炸贵阳，被毁之处几乎波及全市，文物却再次无恙。如果这批文物不是提前全部运出，后果也是不堪设想。这批文物在安顺存放5年，其间安顺也屡次遭到轰炸，所幸华严洞一直安然无恙。

    北路文物在川陕运输中，也时常受到空袭的威胁。如，文物从南郑到成都时，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仅12天，文庙就被敌机投下的7 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a 1939年6月，北路文物从成都大慈寺转运峨眉。7月17日，文物全部转移到峨眉。22日，押运人员那志良、刘承琮回到成都大慈寺办理善后事宜，突遇敌机来袭，大慈寺被烧成一片火海，押运人员躲进防空洞才没有伤亡，但寺内士兵有许多被严重烧伤。如果文物未运完，结果也是难以预料的。

    中路转移，也频临空袭的危险。如，1939年5月，重庆遭受连续大轰炸，文物不得不择地转移。重庆仓库中的文物搬出不到一个月，原来库房就被炸毁了。从重庆运出的9000多箱文物先寄存宜宾，然后再分批沿岷江运至乐山。岷江一线有三大城市，上游是乐山，下游是沪县，中间就是宜宾。为便于转船，所有文物都存在沿江的大仓库中。那时，只要天晴，必有空袭，乐山、沪县都曾遭受燃烧弹的轰炸，被毁了半个城，唯独宜宾没有受到轰炸。

    3. 翻越秦岭，大雪封山难觅路

    从宝鸡将文物转运汉中，要翻越秦岭。秦岭山脉最高海拔3767米，时值隆冬，时常下雪，路陡山滑，危险丛生，而且这条公路当时正在翻修，随处堆有石子，行车不便，实在是北路文物转移中最惊险的一段。

    其中最危险的要算是第四批由16辆卡车组成的车队了，那志良先生详细记载了这趟运输的经过：车开出时，雪越下越大，他们在途中的一个小村庄停下来午餐时听说前面的山路已经有塌方。车停了一天，由于几近断炊，只有冒险前进。当时车道被雪盖住，路面情况完全不掌握，而盘山公路只容两车会车通过，一旦翻覆，车毁人亡，文物翻下山去，这将是难以弥补的灾难。但一旦上山就无法走回头路，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开。

    车开出不久，就看到山上山下，一片白色，路被雪盖满了，找不出车迹，车子摇摇晃晃，盲目前行，不是碰到一块石头，就是陷入一个深坑，唯恐滑入山洞中去。司机两眼瞪得溜圆，护送人员在旁随时提醒，哪里有深坑，哪里有块石头。几个小时后，终于平安翻过秦岭，司机所穿厚厚的棉衣，一半已经被汗水湿透。

    吴玉璋后来回忆：“我们在车轮上挂着铁链，摇摇摆摆地上山。山中积雪已多，无法辨出路来。我坐在司机身边，只觉车身颠颠簸簸，下坡路时，好几次滑到山崖边才悬崖勒马，司机惊得满头大汗。待平安归来，才发现自己在大雪天里，居然紧张得里外棉衣都给汗浸透了。”

    4. 汉中道中，文物频遭意外

    北路文物途经宝鸡、汉中时，发生了两起意外，所幸损失不大。一次是，1937年文物由宝鸡运往仓库途中，曾经发生火车撞击汽车的事故，后经仔细检查发现，只有一件黄瓷大盘破裂、一件时钟的玻璃罩破损。另一次是，1938年6月24日深夜，在汉中褒城县的马家祠堂守护文物的士兵换岗时，一名士兵的手榴弹不慎坠地，当即引起爆炸，炸死值班士兵3人。弹片击中临窗的文物4 箱，一箱内炸碎乾隆款白地青花瓷器，另一箱炸伤一件彩花龙纹瓷瓶，另两箱仅炸伤箱件外表，文物未受损失。1938 年冬，敌机空袭汉中，存汉中的文物被指令转运成都。

    5. 翻车撞车，数度逃过劫难

    北路文物在四川境内，也发生过翻车事件。一次，绵阳附近的一条河正在修桥，临时搭了一座简单的便桥。一辆满载文物的汽车经过便桥时，司机不慎，车翻了下去。那志良赶到失事现场查看时发现，这一车所装的是“上”字、“寓”字号文物，是图书馆、文献馆的书籍和档案，不怕震动。更幸运的是，时值冬天，河中水流不大，翻车地点距有水的河道尚有一丈之遥，档案落地但未泡水，图书文物完好无损。那志良将这一切归功于“古物有灵”。

    1944年12月，原藏安顺华严洞的80 箱古物奉令转移重庆郊区，其时烽火频紧，运输极度艰阻，车行遵义至桐梓约20 公里处时，第24129号车辆在开足马力上山途中，突然机件失灵，倒滑下冲，与停留坡下的商车相撞。该车第41号、第43号、第60号3 箱为书画铜器等物，其余3箱均属瓷器，极易震损。押运人员以为必有损伤，一路忐忑，抵巴县境内时立即开箱检视，幸而完整无恙。

    6. 岷江遇险，船只冲滩搁浅

    文物从宜宾运到乐山，必须溯岷江水路而上。江水大时，轮船便能直开到乐山县城外面卸船；水小时，在观音场起卸。一次正逢江水猛涨，水流湍急，当时只能靠船夫们用纤绳拉拽木船将古物运向乐山的安谷乡库房，哪知船行半程，纤绳竟然断裂，装满文物的木箱瞬间改向倒行，随着汹涌的江流奔腾而下，掌舵的人也无法把住舵，如果船被冲到岷江与府河相交处的乐山大佛脚下，必定船破、宝葬、人亡。一时间，船上的人吓得大喊救命，岸上的人也不知所措。幸好老天有眼，船漂流一段路程后，突然横过来，竟斜向岸边冲去，搁浅在沙滩上不动，才使文物免遭灭顶之灾。

    7. 峨眉大火，几乎殃及池鱼

    峨眉是北路文物的终点站，文物存放在峨眉县城东门外的大佛寺和西门外的武庙。 1943年6月8日正午，峨眉县城内突发大火，“正营救间，附近又有多处起火，该处多系有油酒店铺，火势蔓延，东风大作，渐向西燃”，若火一出西门，必将直接威胁存放文物的武庙库房。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当即叫守卫兵士救火。由于峨眉没有自来水，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断火道。那志良当即让卫兵排长告知当地保长，让他们把西门外的所有草房，不管是住房、猪舍、店铺，一律拆除。如果火没出西门就熄了，拆除房屋由故宫博物院赔偿，如果火烧出西门就不负责任。“经由驻守员工协同驻军官兵奋力施救，拆开西门附敷火巷，所有邻近少数草房也一律拆除”，由于及时拆除草房，断了火道，没有再往前延烧，存放文物的库房得以幸免。不过，窜出西门的大火，竟然烧死了一个小庙的道士。
    
    此次大火，是一家鸦片烟馆的瘾君子把烟蒂丢在草垫上引起的。事后检查，城里的县政府、邮局、银行无一幸免，只有城西北角少数人家未被烧毁。

    8. 回迁南京，石鼓两度翻覆

    抗战胜利后，内迁文物集中重庆，然后从水陆两路分批运往南京。其中，陆路运输的是10个石鼓。这批石鼓出自西周，其所刻文字是中国古代书法的瑰宝，也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史料。1947年5月31日，10辆汽车装载石鼓从重庆出发。就在出发的第一天，最后一辆汽车的方向盘“拉杆”断了，汽车控制不了方向，撞上路边小树，翻到稻田里，所幸稻田没有水，文物没有损坏。在离开重庆的第六天，在黔江到龙潭的一段下坡山路上，一名司机为了省油，将油门关掉，任由车子快速往下冲。恰巧在转弯时，对面来了车子，司机一时手足无措，便向山坡下翻去。车上的人匆忙跳车，幸未受伤。汽车摔坏，附运的家具也全部摔坏。幸运的是，由于石鼓本身很沉重，没有用绳索捆扎在车上，而是放在车上的。当车子侧翻，车底朝天时，石鼓已经落到地上，车子再翻时，石鼓停在那里，没有跟车子一起翻下山涧。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