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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地梳理了“自然”与“人”在近代中国的意义转化过程,对认识近代中国思想演化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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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入地梳理了“自然”与“人”在近代中国的意义转化过程,对认识近代中国思想演化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
《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由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撰写,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图书。全书包括六篇十五章以及附录,word字数约50万字。
在近代中国,“自然”和“人”是两个其含义发生深刻变化的核心概念,它们既保留着中国古典思想传统的含义,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时代变迁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本书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自然”和“人”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思想家那里的不同意义,细致入微地探讨了它们的意义在近代中国不同时期发生的各种变化。
哲学思想在不同时代发生革命性转变,直观上就能看到的,便是哲学术语、话语和言说方式本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没有比中国古典哲学向近代哲学转变更能反映这种变化的了。它是一个古老的、自身体量巨大的传统同另一个外部的、巨大的哲学传统相遇之后,通过比较和融合所产生的结果。此前,中国哲学传统曾遇到佛教的大规模“入侵”并改造了后者,同时也使自身有所变化。人们现在不时批评说,古老的中国哲学传统被西方哲学改造得面目全非。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古老的中国哲学传统,实际上也一直在改编、重组着它所遇到的西方哲学。中学被西学浸透和西学被本土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想象一个原本的、“自身”从不变化的、固有的哲学和文化,除了使之变得封闭之外,不能为它带来任何的转化。即使是文化翻译,按照钱钟书的说法,也是让一部好的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脱胎换骨。
整体上说,近代中国哲学话语、言说方式和范式的转变,是通过三个方式展开的:一是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并由此产生出许多哲学新思潮;与此相关,二是翻译了许多哲学新术语、新概念,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和术语加以重新解释和转化;三是提出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哲学理论,建立了一些新的哲学和范式。近代中国20 世纪20 年代前后的哲学家,主要是通过前两种方式展开其哲学活动;20 世纪20 年代之后的哲学家,则走向了哲学理论和体系的建构。
人们对于近代中国哲学和思想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在第一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其问题之广泛和研究之深入有目共睹。例如,围绕像进化论、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新实在论、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等重要问题所展开的研究,既系统又深入,成果最多,积累也最多。相比之下,学界对第二个方面即近代中国哲学和思想中的新名词、新术语和关键词等的研究,则非常薄弱。特别是对于具有贯通性并且相互对应的“自然”和“人”这一对概念,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这种薄弱性,同人们对古代中国“天”、“人”观念和“天人关系”的研究相比,也能看出来。也许是因为古代中国哲学中的“天人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近代中国哲学中“自然与人”学说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暂,不像古代那么悠久,导致人们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观”进行了许多研究,发表了众多论文,也出版了不少专门性的著作,但迄今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近代中国的“自然”和“人”这两个观念的成果。本研究正是从以上背景和现状出发,运用观念史、跨文化对话和比较的方法,经过许多努力和探索完成的。全书以问题和人物为线索,除了“前言”、“结束语”和“附录”,共分六篇十五章。
作为近代中国观念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了既追寻其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又探讨其思想构造和形态,既从整体上把握观念的主要特性,又展现出其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哲学家那里的复杂表现,本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了以下一些彼此相关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以“自然”和“人”这两个观念在东西方传统中各自具有的特性为出发点,探讨近代中国如何将东西方传统中的“自然”和“人”这两个观念结合起来,建立起了既有东西方传统的基础又不同于东西方已有传统的近代中国的“自然”和“人”的观念。可以肯定,近代中国哲学中的“自然”和“人”这两个观念,既非单纯中国传统的产物,也不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它们是中西两种传统在近代中国交汇、融合和转化的结果。近代中国思想家用来表示科学和技术对象(实体、客体及现象)的词汇,最初并不是“自然”,而主要是“物”、“物理”、“质力”、“公理”等术语。使用“自然”一词来表示物理对象,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到了民国初年就非常普遍了。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也因西方“人”的观念—特别是西方近代“人”的观念—的引入而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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